《浅谈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关系》、《温州全民工业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考》、《对承包经营几个问题的思考》、《承包经营与深化改革 加强管理》、《企业兼并的实践与思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探讨》、《搞活温州国有经济的再思考》、《改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温州全民工业企业深化改革情况和问题的探讨》、《浅说温州乡镇企业股份制》、《完善工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七点意见》、《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反思》
                           ——戴德霖撰写的部分报告、论文
    心路历程
    我是1933年出生于温州城区，1939年开始上学，直到1951年从温州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求学期间，我见证了日军攻陷温州、童子军罢课、学潮四起等等，那个特殊年代，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5人逃难的日子至今历历在目。印象最深刻的是1941年日军第一次攻陷温州时，我恰好在城南小学读书，父亲不在家，奶奶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兄妹从瑞安家里往山上逃，后面不时传来日本人的枪声，我们逃了三四个小时，最后是躲到了山上的树林里，日本兵还过来搜山，不过没有找到我们。我们回到自己瑞安的家已经是半个月后，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所以到抗战胜利时，生活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不用再外出逃难，不用再提心吊胆，就觉得很安定满足。
    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温州市工商局实习，并留在那里工作，直到1958年响应号召，被下放温州铁工厂劳动锻炼，期间有人贴我大字报，说我是漏掉的右派，我要求对质辩论，但这种运动，罪名都是事先定的，根本不给我辩论的机会，就这样我被禁锢了三个月，直到1978年，才给我平反。1959年，我就被调到景宁采矿兵团接受劳动改造，我常聊以自慰，就当回到起点，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重新开始。一年后，我很庆幸就被调回分配到了温州冶炼厂当计划员，我制定矿产开采计划，实施新工作方法，固化每个流程，厂里领导觉得我有头脑，让我当了计划科副科长。随之而来的却是“四清”运动，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我因为之前的“符和反右派言论”又被隔离起来，驻进了牛棚，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我才回到原来的行政岗位。
    1983年我被调到温州市经委企业管理科当副科长，后来当科长，主要负责企业整顿。那个时国，有的企业年年亏损，企业需要改革，更要争取自主权，我就提出来要承包经营，把指标分到各处，当时我撰写并发表了《企业计划工作也要注意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到底要走什么路》文章，探讨市场、兼并和破产的问题。后来，市科委还让我到全市企业家中介绍这一经验。当时中央出了一个文件，要求组织经济师评定，规定了很多条件，恰巧我都符合，就成为了首批7个被评定的经济师中之一。由于我对这项工作比较熟悉，市委在成立经济职称办公室的时确定由我担任办公室的主任。我从冶金厂、化工厂等地方挑选高学历的同志组建了三级评委会，辛苦了一年多，解决了全市五百多人的职称问题。
    1987年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当时我在经济委员会工作，民建市委会主委吴杰等人找到我，动员我加入民建。当时我对民主党派没有什么概念。他们告诉我，民建是代表经济界的政党。心想，我一直在经济界工作，再者民建成员中有好多人我都认识，在温州较有知名度几个老板都是民建会员，对他们也有一定好感。我经过和家人、好友商量。有他们眼里，共产党员千千万万，不差我一个，如果我加入民主党派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1987年的7月份，我正式加入了民建。民建组织对我很重视，次年推选为民建温州市委会常委；1989年调入市委会工作，1990年补选为副主委，担任市政协经济建设委员会工业组组长；1992年当选民建温州市委会主任委员、民建省委会常委；1993年任六届市政协副主席兼经建委主任；1996年继任市八届民建市委会主委，七届市政协副主席，直到2004年1月年满72岁退休。
    与民建同行
    回顾在民建工作10多个春秋的岁月，我主要开展了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参政议政。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参政党，最大的特点是有一批懂经济管理，并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才，发动与组织这些人才，围绕温州经济特色，开展调查研究，撰写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是我的主要工作任务，重点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温州民营企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温州那个时候搞有形的商品市场，例如：皮革市场、阀门市场、纽扣市场、服装市场还有打火机市场，各地都非常注意温州的发展动向，外地人赴温让我们带他们考察温州的商品市场，他们考察后都啧啧称奇。当时我就这方面入手调研，研究市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存在什么问题及发展方向等。通过调查，我亲自撰写并在省、市两级政协大会上的发言稿7篇，其中市政协3篇中，有—篇被评为优秀大会发言，大会提案53件中，—件被省政协评为优秀提案。我的发言与提案大多经过实地调研，议政的质量都较高。例如在省政协大会上，做的“对我省市场建设的看法与建议”、“精兵简政”与“改善投资环境的当务之急”等发言，在市政协大会上所作的“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等发言，在国企改革方面，分别对“转换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抓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提出建议。此外，牵头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及会内骨干参加“山区海岛菜篮子工程”、“国有企业集团问题”、“质量立市”、“股份合作经济发展问题”、“温州市场建设问题”、“改善投资环境”、“旧城改造问题”、“非公经济发展问题”及“科教兴市”等10多个专题的视察调研，有的亲自撰写调研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党政领导也很重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做到政协大会发言次次都有发言，提案数量年年增，议政水平步步高。
    二是服务社会。为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为了把会员企业家组织起来，充分发挥自我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功能。我们对比了几种形式的利弊，最后选择由企业家自己组织的联谊会，通过民政部门的社团法人登记，再加入市企业家协会作为团体会员。在民建市委会的领导下，自组班子、自筹资金、自我服务。经过多年来运作，收到了很好的实践效果。在自我服务方面，他们经常组织参观、考察、讲座等学习交流活动，沟通信息，互相帮助。在社会服务方面，主要是扶贫和捐助，组织民营企业家与农村贫困学生结对，当时会员企业家邵豪哲一人就结对20多个贫困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所有费用均他负责；又比如1998年抗洪救灾，我们倡导发动会员捐款，并动员全国政协委员高天乐捐款。他当时在上海，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捐多少。他问，温州最高的捐多少？我说，35万。他说，那就捐40万。他要捐额度最高，当时捐款气氛热烈，甚至为捐资大会服务的音响师也受到感染，当场捐款100元。那天，市长和市政协主席亲临现场，赞赏温州民建开了一个好头。
    三是维护会员权益。在法律范畴内，维护党派成员合法权益，是每个党派的重要工作。10多年来，会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例时有发生，有的是属于社会上不法分子敲诈勒索，有的是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不公正对待，有的是经营过程中被非法侵占等等，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亲自调查，尽力协助，希望能够合法合理解决。印象最深的是，会员企业丹顶鹤服饰公司董事长蒋少毅，他在德政工业区已经生产经营10多年的厂房，突然被市规划局、土地局列为违章建筑，要求没收并罚款。而事实是，应鹿城区政府向社会招标参加园区建设的，经区规划、土地部门批准并签过合同。我经过调查，认为这是市、区两级政府职能之间的工作矛盾，不能让企业承担不利的后果。于是，我赴市规划局、土地局找他们谈话，并把如实的情况写成市委会的集体提案，在市政协主席会议上，我主动承接这项提案的督办工作。经过多方协商，终于使市规划、土地部门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土地不没收了、也不罚款了，还给丹顶鹤公司一个公道。当时整个德胜工业区涉及类似企业有30多家，它们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他们都很感激民建组织，一致翘楚称赞民建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又例如会员企业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庆松，1996年因替某信用社做信用担保，结果当事人逃跑而被农业银行起诉，虽然一审在温州已经胜诉，但农行不服，又向省高院上诉，郑庆松请求会内帮助，我就请民建杭州市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帮助，并最终打赢了官司，郑庆松十分感动。我想，通过维护会员权益，不仅大大增强了会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更是维护正义本身。因此，我们民建也会尽量多去参与这些对各方都受益的事情。
    回眸展望
    回望我的一生，曾经在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几经运动的坎坷，受过不少委屈和打击，但让自己在时代的变迁中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就致力于撰写经济论文，相继在《浙江工业》、《今日企业》、《经济管理》、《企业探索》、《温州经济》、《企业管理》等国内许多刊物上多次发表过文章。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一度成为政治问题的争论焦点，我身在经委工作，处于改革的前沿，深感改革的重要与紧迫，又多次发表文章，为改革呐喊。1989年调入温州民建机关，我开始了新一轮事业的拼搏。我继承“爱党、爱国、爱会”的优良传统，也深感组织的温暖，体会到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与成功。在会内，我特别深刻的感受是上下一致，相互关爱，特别是当自己突发心肌梗塞症的危急关头，民建中央领导、省委会领导及会内的同志都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手术期间来院探望，民建中央副主席还亲自到我家里慰问，一束束鲜花，一句句问候，是对我的鼓舞和鞭策，至今都记忆犹新。我希望这种温暖能延续到每一个新老会员身上，更希望我们民建能够与日新月异的时代齐头并进，继续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