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为再现温州民建光荣历史与优良传统，开展老同志口述会史采访摄制工作，把民建前辈“亲历、亲见、亲闻”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影像的方式予以记录、整理、汇编。
    采访对象周青疆，他曾任民建平阳县支部副主任、民建平阳县第一届总支委副主委、民建平阳县第二届主委、民建平阳县第三届主委，亲身经历过平阳民建初创、发展的光荣历史，为民建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采访人：周主任，您作为我们温州民建的老前辈，能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个人主要经历，比如何时、为何加入民建吗？
    周青疆：我是1987年7月1日加入的民建。当时加入民建的只有两个人，我和王德荣先生。当时组织安排我加入民革。由于王德荣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当时年纪也大了，希望我能加入民建，过两年接他的班。当时的形势不允许个体户加入任何党派，加入民建的时候，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我作为个体户能加入党派，在当时全国也是很少的（个体户不可以加入任何党派）。当时我搞了几个项目，一个是开发创办平阳生态农业实验场，当年在国内是比较少的；二是签订农业30年的承包合同。当时承包土地时受到政策的限制，承包期只能签订15年。但是我要求签订30年合同。签30年的合同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签约的时候是8名乡干部，包括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等等，与我一人签订。签完合同后，我们一起赴公证处公正。当时平阳的公证处刚刚成立，不愿意为我们进行公证，后来拖了一阵子，才最终给我们进行公证。但是公证合同上标明了3位公证人，当时的法律是绝对不允许这一现象。公证了以后，当时的公证处便准备帮我发报，我不同意发。如果发了，我们这些人，包括党委书记可能被处理。后来过了两三个月，中央派了4、5个人下来调查，一个是我们民建中央的冯梯云，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另一个是监察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是武鸿麟主席（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他们当时来我家调查时，问我为什么要把承包合同改成30年。我讲了很多道理，他们听了非常赞同我的想法，但是他们认为这违反的不止一个政策。当时的承包人必须是本村人承包，外村人不可以承包。我是鳌江镇人到这里承包，违反了政策。当时30年承包的人很少，他们几个调查人认为风险很大。调查组随后向温州市委书记作了汇报。他当时汇报的不只是我这一个事件，是关于温州农事调查的情况，我这事只是温州农事的一个部分。市委书记对我的这个意见也比较认可，后来又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写了一万多字的报告，从一万个字改到了五千字，从五千字又改到了八百字，次日上呈中央。
    我还记得七届二次大会到全国人大开幕大会的时候，我到民建中央还开了个座谈会，开完了座谈会以后，我们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接待了我们，中午接待向我们提供了自助餐，自助餐可以算是我们民建中央的首创吧。当时我们自助餐吃好之后，孙起孟主席说：“今天请大家吃的是自助餐，以后这个经验可以推广”。第二年到北京开会就全部改成吃自助餐了，向推广全国。
    1989年，作为全国优秀民建会员，去北京领奖。那是我第一次被评为优秀会员，大概在1989年的5月份。开会的时候孙起孟，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以及民建中央副主席让我做个简单的发言。当时一共选了八个优秀会员，最后定下来才6位，我也是其中之一。大会要求我们发言二十分钟，我当时讲的内容都是有关于我的创业经验和生态农业。当时这个名字还比较新鲜，当然现在就不新鲜了，现在到处都在搞生态。之后我又提出低丘缓坡课题。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呢？因为我们浙江省，包括我们温州，土地都是七山二水一分田，长远发展经济，土地的利用必须要在山里动脑筋。高山不可以动，低山太陡也不行，不是缓坡，所以我便研究了低丘缓坡开发。当时我提倡三点，一是必须走生态；二是经济发展必须搞低丘缓坡开发；三是农业合同长期性以及农业政策延续性很有必要。举个例子：我们平阳县的农业局长、林业局长必须当两届以上，临时调动对我们的林业、农业的损害性是很大的，要求农业政策必须要有延续性。
    采访人：您年轻的时候是做过什么工作？
    周青疆：学校毕业以后我们是没有工作的，我当时高中也没有毕业，差了半个月，6月1日毕业，5月15日校长要求我回家。他说因为我的家庭成分关系，不可以参加考试。辍学之后，干过拉板车，办过轴承厂。
    采访人：周主任，您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您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自身建设等工作中有没有比较深刻的事情能与我们分享一下？
    周青疆：我当时同温州代表共同提交了72个提案，反映了温州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大问题，比如珊溪水库、金温铁路、温州机场等等。当时我们这个机场建设可谓困难重重，市委书记让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是一片滩涂。在海涂上选址建设机场，在中国至今只有温州。当时机场的建设，没有资金，由私人筹措资金，市政府部门成立机构负责建设。但是中央没有批准立项文件，我们只能自己先进行建设。到了1989年11月，我们温州飞机飞到了北京，起飞之后，人民日报第一版便报道温州机场已经立项，所以是有了机场之后才有工程的立项。后来我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温州市一位女人大副主任，原来是温州洞头县委书记，来找我谈，说：“我们这个担子交给你们了，我已经提了很多的意见，你们接班过去后，一定要把问题都攻下来”。我们去开会便把铁道部的领导请来，询问了铁道部的两名书记就金温铁路的建设作了咨询。当时我们温州经济情况是解放几十年，国家给我们温州投资仅6亿，而宁波是一年投资108亿，它一年投资的零头比我们温州几十年还多。因此，我们温州必须要靠自己发展。温州机场运行第二年被叫停。为什么？因为机场要收费。当时机场收费是不得了的，机场收费属于资本主义行为，是明文禁止的。之后，我们要求把这个机场移交给国家，只要国家愿意帮助我们偿还债务，最后还是同意机场可收费。后来，全国各地的机场都开始收费，让我们国家的航空事业得到了发展。当时的造桥费、过路费都是我们温州人提出来的。我当上人大代表的10年间，温州的重大项目包括我们的顺溪水库、珊溪水库等都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搞大项目难度很大，每个项目必须找人，还必须要有关系，可以说那一届温州市委的几个干部是很了不起的，都冒着很大的风险。
    采访人：您当全国人大代表是从哪一年开始到哪一年结束的？
    周青疆：从1988年到1998年，当了两届。第三届给我安排的是省人大代表。
    采访人：您从事民建工作那么多年，从只有11名会员发展到现在的120名，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对民建的情感？
    周青疆：我认为当时选择加入民建是很对的。我们平阳民建会员应该向汤元炳先生、王德荣先生、张和光等这些老前辈学习，多去搜索他们史料，他们是我们党派的财富，失去了很可惜，社会对他们都很尊重。王德荣先生是平阳县第一届的县政协副主席；张和光先生当了九届的县人大代表，九十岁的时候还担任人大代表，他不当整个昆阳镇人民都不同意。他给人看病都是免费的，德高望重，男女老少都知道他，他这个代表当之无愧。他还曾是回春堂的老板，但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他的诗写的很好，字也写的很好。当时他的儿子找了个女朋友，是中常委的女儿，问他是否可以结婚。他却说我们是老百姓，他们是干部，婚姻要门当户对，让他儿子自己去决定。当时如果换了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是张和光先生却看得很淡，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做好事就可以了，不需要当什么”。他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此外，张和光先生，他始终是以礼待人，比如在他家做客的客人，不仅是送到门外，甚至送的很远，直至把客人送到离开了自己的视线，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热情。当时有个老婆婆来问他县政府在哪里，他立马放下自己的事情跑出来跟老婆婆说一番，又指了一番，后来还是不放心，亲自把她送到了县政府。那时候，他年纪已经是七、八十岁了。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不会动摇；第二个特点是他们都认为会内团结很重要。我们党派靠什么发展？靠的是自身的建设，自身建设靠的是团结，大家必须互相爱护，互相团结。我们这个党派给共产党、其他党派、社会老百姓都留下了良好的形象。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财税局的一个会员在温州生病了，家里人都不敢去抱，一抱身上容易沾脓水，我们党便派人去把她抱回家，财税局局长看到以后，便说：“你们这个党派真好啊，她的丈夫、子女都不敢去抱，你们却敢于实现”。后来财税局预算科的一个科室都加入了我们这个党派。我们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家里人解决不了的时候只能找朋友，朋友的力量肯定也很小，而组织的力量就很大，县级组织解决不了有市级组织，市组织解决不了有省级组织，我们可以一级一级地去反映，请求组织帮我们解决。我们这个党派从中央到县都是一条线，有些资源可以用的我们都可以利用，互助互帮；第三个特点是我们这个党派的人都很注重学习。不学习，不与时俱进就容易被人看不起。我提议我们党派要搞互助互学活动，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学习是指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每次开会大家都可以讲讲自身的优点，大家互相学习优点，就能体会到我们党派优秀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便会自然消失掉。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值得推广的，很有意义。当时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是永远不会失败的。懂这个道理的人他这辈子肯定会成功，首先就要从年轻人开始。此外，你们还要重视党派每次的学习推荐。如果你们在单位，必须要有组织推荐，推荐以后会有几个名额下来一起学习，要珍惜学习的机会，这不仅对我们党派有好处，对自身也是有好处的，机会很难得，都需要争取。我们这个党派还要培养市优秀、省优秀、全国优秀大概有十几年都没有获得过了，这些都是要去争取的。
    采访人：刚刚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他的主要经历，他的一生轰轰烈烈，又平平淡淡，很平易近人，他向我们介绍了民建工作和履职体会，也对我们民建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听后收获颇多，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