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全面经济改革从何入手，社会上有各种观点，其中，“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这一看法在近期比较流行，我认为，推动城镇化无疑是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力”，也确实存在发展的“广阔空间”，但不能就此认为，城镇化就是进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抓手”。
　　原因在于，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城镇化更不是简单的进行房地产投资——这只能是建“死城”；提高真正的城镇化率，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是改革的最终战略任务和目标。其本身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以及最直接的改革任务。只有在解决了城镇化中“桥”和“船”的问题后，才能水到渠成地提高城镇化水平。
　　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有两个: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同时，推动以“四大重点”(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体制、“国进民退”)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改革的方案应包括:未来八年，“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和贫困救助线等扶弱内容；明确逐年缩少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制定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量化目标。只要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上三项改革，实实在在地逐年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水平，必然会造成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与此同时，为解决因长期负利率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金融部门要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在农村，重点是必须进一步依法改革征地制度，将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
　　通过这一改革，一方面，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仍不排除为打击投机炒房设立高额的房产交易税)，增加部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将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解决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问题。
　　要素价格改革方面，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形成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因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和外部经济繁荣的引致因素外，融资成本和环境资源成本低是另一个重要的供给因素。因此，进一步的改革逻辑，除了需要消除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外，还必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制定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渐进改革规划和制定水、电、燃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全面市场化的改革规划。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存贷利差会缩小，竞争将加剧，为预防银行破产而引起的社会不稳，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利率由负转正，一方面可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另一方面会出现体现社会资金供求的市场信号，激励企业、政府抑制高耗能和低效益的重复建设，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
　　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后，还会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为有效、灵活的间接调控方式，从而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的继续快速增长，相应加快资本管制的放开，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对外开放水平。
　　而水、电、燃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全面市场化改革，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国有企业亏损，从而倒逼这些企业改革，引入民间股份，实施重组改造，减轻国家补贴负担与财政包袱；会倒逼政府行政部门削减各种行政审批权力，放宽管制，便于民间资金的投入，推进“大部制”改革；会抑制过去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文明、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恶习，从而进一步“逼迫”企业与地方政府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其最终的结果是:达到以市场为信号，而不是通过层层政府行政指令以“拉郎配”方式，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