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复亮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首任书记[1]，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并始终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为了祖国的富强长期努力工作，对我国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2]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施复亮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据不完全统计，仅民主革命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便撰写出版编著、专著达17部之多，涵盖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生问题等诸多方面。[3]作为从浙江农村走出的民建先贤，施复亮对农村、农民饱含深情，曾对儿子施光南说，“我们吃的粮食是他们种的，我们穿的衣服是靠他们种的棉花织成布，永远不要忘记他们”[4]“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不能忘记农村，不能忘记农民。”[5]乡村的革命与建设，始终是施复亮关心关注的重点之一。
一、乡村建设的历史源流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力图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七种模式，包括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模式，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卢作孚在重庆的北碚模式（实业救国路子），黄炎培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等地的实验区徐公桥模式，高践四等人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无锡模式，陶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创办的晓庄模式，国民党中央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国立中央大学参与主办的江宁、兰溪实验县和青岛郊区的实验等。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创造的平民教育理念、农民合作理念、群众参与理念以及公平土地制度、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家庭副业、建设乡村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改善农村教育医疗条件等方面的探索影响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也对当代世界农村发展管理理念和社会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陈翰笙、薛暮桥等所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对我国乡村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艰苦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纲要四十条》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实施，为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新兴起；新世纪以来，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一系列“三农”新政策的实施，事实上推动了我国多种形式的新农村建设，在学术研究、民间实验以及政府推动等三种形态中，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而且呈现区域差异。[7][8]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9]
二、施复亮的乡村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与同时代的乡村建设代表性人物相比，施复亮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但他的乡村建设思想也有诸多闪光之处。
（一）建立大农制促进农业现代化
施复亮在年轻时曾到北京参加陈独秀和胡适创办的工读互助团（无政府主义），但工读互助团很快就失败了，施复亮悟出了一个新的道理，“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必须首先推翻私有制”。反映到中国农村，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施复亮非常重视土地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张以土地改革为契机，建立大农制经济，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施复亮认为，落后的封建大土地占有形式和小农经营的相互结合，是旧中国农业问题的基本症结。中国农业的前途是“大农经营”和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只有实行大农经营和实现农业工业化，才能“配合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进到崭新的工业国”。[10]所谓建立大农制，即国家用公债购得土地后“要尽可能利用国有土地去创造国营农场（由国家雇佣农民来经营的应用机器的大农场）和集体农场（由农民集股合伙经营的应用机器的大农场），并且要以比较优良的条件把国有土地租给资本家（公司或个人）去创建资本家的大农场，再把其余的国有土地租给佃农去耕种，减轻佃农的负担，以收取其田地总收获额的百分之三十五为地租的最高额。在合理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施复亮的这一农业改造方案，反映了他试图以土改为契机、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想，体现了施复亮的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也许正是他在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中最有见地的主张。[11][12]有研究者指出，施复亮提出要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对当今农村的土地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现在（有的）农民的土地被强征，不仅伤害了农民和政府之间的感情，也危及到社会的稳定。[13]
（二）发展乡村教育推动乡村建设
施复亮重视乡村教育对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他的《西北的乡村教育》一文，便剖析了乡村教育的现状与问题14]。他不但在理论上重视乡村教育，在实践中也同样身体力行。施复亮30年初曾一度流亡日本，1933年离开日本时，他带着满满的12担书避居金华老家，读书译书，并倾其多年积蓄，带领全家老小一起动手盖房。[15]1934年，盖好两层的楼房，请于右任题写半耕半读横匾，过了一年多半耕伴读的生活。[16]建国之初，施复亮就将自家五间两层砖木机构楼房一座捐献给叶村农协办学校；同时将一石六斗田地（折四市亩）也捐献给学校作办学费用。[17]文革期间，施复亮在回复故乡来信中说“捐房是为了办学校，今天听说实现了我要办学的愿望，我是非常高兴的。[18]1969年12月，施复亮将积蓄的2000元寄给故乡叶村大队，帮助村里建完小校舍13间（4个教室）。[19]
（三）改革农村生产和社会关系实现农村民主化
施复亮较早提出了农村民主化问题[20]，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农村民主化问题的根源所在。旧中国官僚、地主、豪绅联合一致地压迫农民。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资产阶级的势力发展，而且使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获得一种新的榨取手段，可以无限制地剥削农民，农民的不平等地位比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还要糟糕。为此，施复亮主张“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具体而言，在农村实行国父孙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平均地权”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改善农村生产关系，保护农民的利益。[21]
在施复亮看来，根深蒂固的旧道德旧传统，也是农村民主特别是家庭民主的一个症结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施复亮的思想受了《新青年》杂志的影响有了很大变动，对于“孔孟之道”已不再信仰，对于旧礼教已表示反对。加上其母得眼病后，父亲不但不送医救治，反而无端虐待，致其母病入膏肓，施复亮深受刺激，使他对旧的纲常礼教和旧的不平等的孝道深恶痛绝，遂写出《非“孝”》一文，立即引起极大的反响。[22]以施复亮的“非孝”之说，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家庭民主的缺失，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父母命不可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孝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家庭民主观念。[23]在中国走向现代的新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孝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自我革新。
（四）立足国情破解环境巨变下的农村发展困境
施复亮在三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就认为，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经济的变化。在农业方面，是破坏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使农村经济一天一天的商业化，而且破坏了整个农村经济，使中国农业生产日益减少，失业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全国农民，大部分已经陷于绝望的境地。[24]施复亮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若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今日中国农村经济的崩坏，便是农民暴动的原因。今日农民暴动的勃发，便是未来农村革命的先声”。[25]在包括中国农村在内的整个国家而言，施复亮认为，中国既不可能走苏联道路，也不应该走英美道路，中国应该根据本国的现实环境和别国的历史经验来创造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建设的正确路线。他把第三条经济路线的原则表述为综合英美和苏联双方的宝贵经验，接受一切先进国家的优良办法，采用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或全部优点。[26]
三、施复亮的乡村建设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共十九大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句话作为我国乡村振兴的总要求。[27]施复亮的乡村建设思想，对我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工作，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一）乡村振兴要立足于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
在我国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农民。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把社会上关注农业、热爱农业、投身农业的各种人员和资源组合起来，在产业结构优化、加工增值、高新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实践。在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走土地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道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小农户能够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机衔接渐进，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入到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去，同时保证其有充分就业，使其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成为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28]
（二）乡村振兴要更加注重农村基层民主
要切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规范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选举办法。完善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创新村民议事形式，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实群众知情权和决策权。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健全务实管用的村务监督机制，推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独特功能，弘扬公序良俗。深入开展村民自治试点工作。深化农村基层组织依法治理。加强媒体对农村基层民主工作的监督。要积极实践现代家庭孝道教育，实现新时代民主与法制背景下的孝道现代化。强化孝敬父母和尊老爱幼辩证统一的社会风尚。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29]
（三）乡村建设要更加重视乡村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要统筹规划布局农村基础教育学校，保障学生就近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科学推进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改善我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实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完善乡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布局结构调整，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推进乡村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30]在浙江省等经济发达省区，要以加快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契机，高水平建设农村等级幼儿园和农村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创新建设农民学校、老年学校（学堂）、家长学校等。[31]
（四）乡村振兴要在国际环境巨变下提升农业竞争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冲突与局部战争并存，同时世纪疫情持续肆虐人类，这是一个多重影响相互叠加的时期。作为正在崛起的14亿人口大国，我国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32]从国际上看，国际农产品贸易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突出，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妥善应对国际市场风险任务紧迫。[33]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要借鉴世界强国的农业成功经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加快实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积极研究国际市场，统筹各方，加强专业化协调，做大做全农村农业生产链，使综合生产能力跃升。要充分利用科技提升农业劳动效率，重视农产品的质量提升和品牌塑造。要促进农产品市场营销专业化和国际化，以更好的市场营销，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要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保证农业科研投入，让农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形成合理比例。[34]
（本文获2022年度民建省委会理论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