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确立，政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应是价值意识的定向，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与选择。
早在60年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从“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摒弃旧政协，创建新政协，并由此而建立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自身作出的政治判断和历史选择，是政协文化价值建构的重要基础。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及“十年文革”中这一制度受到冲击，但政协制度作为文化模式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散漫无结构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法则、秩序构筑起来的，经过创造、积累、内聚、发展，其各种特质渐渐稳定，结构也慢慢定型。这就是文化模式的价值意识定向的结果。经过60年来的积累、内化、整合，政协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已经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对政协制度的选择无论是最初的自觉有意识，还是一些人的不自觉无意识，它已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有特色的价值取向或认同。这就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文化渊源。
当然文化模式价值认同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同人类群体的价值观、价值目标有关，也与群体文化的生命力、权威性有关，还与群体对个体的社会化方法相关。如家庭中的孩子从小到大会从家庭、社区学习到某种价值认同，多数是通过长期的习惯、风俗的力量不自觉甚至是无意识获得的。但也必须承认有强制接受的一面，不然“贾宝玉就不会挨打了”。当然一味的强制而不是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培育认同心理和价值归属、顺应，就会适得其反，所以有“贾宝玉出走”的结果。因此，研究政协文化价值建构应该把文化模式的价值认同的社会化方法作为重要的方面，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政协文化的群体整合性，不仅要求群体的价值具有权威性，还要具有高尚性、与时代精神风格合拍、与小群体和个体的角色地位利益相匹配。
政协文化具有兼容、和谐的特性，这是群体整合的结果。一个国家要把不同民族、不同党派、团体和个体的心理、动机、意见、思想、追求、行为规范统一为一个有序的整体，这在文化学上称为“群体整合”。因此，政协文化还具有群体整合的特性。
一个群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群体精神、思想和信念，它的旨趣越高尚、目标越宏大、取向越进步，就越能整合不同的文化，也就越有生命力，就越能整合出权威性的文化，个体顺应的代价和牺牲就越小。当年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如此辉煌，就是因为它能包罗万汇、雍容诸家……高尚的文化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否则就会僵化，价值顺应就会被动，维持群体价值顺应付出的代价就会很高，而且不可能永续。所以，政协文化也是创新文化。
群体整合，特别是大群体的整合，是各种小群体的文化及其价值重新结构的过程，是角色、地位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整合过程中，各种文化及其价值结构、利益安排是否合理，对于小群体的价值顺应至关重要。政协是由各党派、团体界别构成的，就有必要重视研究各界别的文化及其价值，从而赋予匹配的角色、地位和利益。同样的道理，政协是我国政治制度构架的一极，政协文化及其价值取向必然对我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还要把政协文化作为整个政治文化来研究，为政协的角色、地位和利益安排提出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从而为推动和谐政协、和谐政治作出努力。
政协文化作为政治文化，还要研究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为政治体系存续和社会稳定发挥文化功能作用。
政协文化是和谐文化、协商文化、兼容文化、创新文化，同时也政治文化、组织文化。作为政治文化，它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社会就有了政治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诸子百家讨论政治的问题。《论语》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其？”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民不信不立”就是政治体系中的文化，表示人们对存在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赞同与理解。
何谓政治文化？我国学者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等，而西方学者认为它只是这样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赋予政治进程以意义和秩序，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我个人认为，政治组织作为政治文化的客观对应物不属于政治文化范畴，而政治意识形式则是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政治文化应是政治认识、信念、情感、价值观念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观因素。虽然有不同的认识，但都
认为政治文化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向、政治变革的进程和政治行为的方式，决定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而且能为政治体系存续和社会稳定提供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把政协文化赋予政治文化的内涵不仅是政协及其文化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客观政治现实所要求的。进一步深化政协文化研究，不仅可以不断提高政协文化的建设水平，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