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一生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遇到挫折时，有两种态度：一种垂头丧气，精神一蹶不振，意志消沉下去。一种是客观理性地对待挫折，心态平和，依然充满革命热情，向着人生目标不懈地奋斗，钱伟长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令我十分敬佩。
    2005年4月间，钱老最后一次来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考察，历时17天。我有幸全程陪同。钱老慈祥谦和，我们朝夕相处，亲切交谈。我听他讲述一生中一个个故事，其中一段坎坷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连累了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钱老就是其中一位。他被戴上“大右派”帽子，撤销清华大学副校长和民盟中央的领导职务，停止一切工作，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并累及家庭子女。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在劫难逃，又一次受到冲击迫害。我原以为钱老在谈这段经历时，会发一大堆牢骚，倾诉内心沉积的怨气。可是没有，他的态度很平静随和，乐观向上。只是淡淡地说，我当时只是对中央提出的12年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我的意见，就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钱老在讲述往事时没有埋怨情绪，相反还牢记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关爱。他风趣地说，毛泽东说钱伟长教书教得好，可以不下乡继续留校工作。周总理点名指派我去欧美四国考察（这是“文革”期间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可是，负责经办的同志封锁消息，不让我知道，怕我趁机移居国外。直到临行前被周总理察觉，才匆匆忙忙地通知我，可是时间紧，出国行装准备来不及了，只得另想办法。我的西装是向别人借的，我的皮鞋尺码正好与总理一样，总理就把自己的皮鞋脱下来让我穿。这次出国我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邓小平任命我为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前身）终身校长。像我这样93岁老人仍继续当校长的，全国找不出第二个。
    钱老一生跌宕起伏，经受住一次次严峻考验，源于他有强烈的爱国报国之心。他说，“文革”期间，我看到为新中国建功立业的领袖、元帅、将军们都遭到巨大灾难，对比自己的处境也就觉得微不足道了。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歧途必定得到纠正。
    严冬过后，春天来了。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钱老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从1983年起，他被任命为上海大学校长的27年间，他夜以继日奋发工作，以补偿20年失去的珍贵年华。他为上海大学教学改革、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开拓国际学术交流渠道等方面，为科教兴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彪炳史册，人民感谢他，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