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广播电视里传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公报。我当时在杭州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正带领一个质量访问组在江苏镇江走访问户。当时，三中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党中央宣布，要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解放思想，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闻讯无比兴奋，虽然对三中全会精神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下意识感到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即将到来。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杭州无线电专用设备一厂，它是从1958年大跃进年代由街办企业发展起来后改为地方国有企业的。企业职工有600余人，主要生产汽配产品和无线电专用设备，分别归属机械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1970年，我从杭州五七干校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该厂，先在科室工作，1972年起担任副厂长，分管企业生产经营，1980年起担任厂长，主持全面工作。
    上世纪70年代，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运行的。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法人代表对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应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自行作出安排和调整，但实际上这个自主权当时是没有的，一切都被上级主管部门管得死死的。
    例如企业生产计划是从中央部下达的，企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及配套件也是由上面核定后一级级分配下来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中央部委在每年召开的全国订货会上统一分配，用户凭电子工业部的分配单再到企业签订合同。按理讲，企业要按照市场需求去组织生产，即以销定产，但那时却被颠倒过来。
    记得有一年快到年末，市政府有关部门预测全年要实现超百亿产值目标尚有缺口，于是就给每家企业下达指令性增产计划，要求确保完成。至于增产的产品能否在市场上销得出去，就无人过问了。难怪当时有人讽刺地说：“这不叫计划，这是滑稽。”
    再如企业的劳动用工、财务管理也是如此，权力集中在上级主管部门。如果企业因生产发展要求增加用工，就要层层报批，企业用工要有劳动指标，包括临时工也是如此，没有劳动用工指标是不能进人的。甚至连生产加班权也没有，因为加班要发加班工资，工资额度控制在上级主管部门。那时候，我们无奈地只能天天跑上级部门，同他们“磨嘴皮子”。今天派科长去说，不行的话，明天副厂长去，再不行厂长亲自出马。许多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方面，企业感到有苦说不出。
    我们厂建厂初期，是名副其实的“弄堂小厂”，生产、生活条件简陋。但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职工人数增加，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企业是无能为力的。在计划经济年代里，连工厂厕所浴室改造、食堂托儿所扩建，都是无权自主的。大的基建项目更不用说了，要经过层层审批，直至中央有关部门立项拨款。为此，我们经常跑“部”前进，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一个项目从启动到具体落实至少要两年时间，极不容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小岗村农民冲破阻力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基础上，发展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成功，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在农村改革形势推动下，城市开始在国有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得太死，现在决定下放一部分权力，让地方和企业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目的是调动积极性，搞活经济。我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对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企业的手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深有体会，认识到这不是哪一级部门哪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体制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方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双轨制”。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国家计划供应一部分，企业自己从市场上调剂一部分。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除国家计划分配的一部分外，企业可以自己在市场上销售一部分，给企业松了绑。通过扩权试点，企业开始有了部分生产计划权、物资采购权、产品销售权、资金使用权、劳动用工权等，初步改变了企业只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不问市场需求的情况，也改变了企业长期以来充当上级部门的算盘珠，由上面拨来拨去处于无权的状态。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又推出了利改税、厂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一些企业开始注重市场调查研究，增强了市场观念。过去企业单纯依赖国家计划，对市场调查研究较少，现在为积极寻找有发展前景的有利于发挥企业技术和装备优势的产品，便需要加强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信息。经过调研后，我们厂选择了数控线切割机床作为主产品，这是一种制造模具、科技含量较高、用途广泛的产品。我厂试制成功后积极抢占发展机遇，把产品做精做大。
    数控线切割机床在1980年荣获电子工业部颁发的国家银质奖。我们便以此为契机，在全厂职工中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教育，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和为用户服务的制度，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
    为打破长期以来企业内部吃大锅饭思想，我们又建立起严格的生产和工作考核制度，把工作完成的数量、质量、消耗、安全等指标同收入分配挂起勾来，解决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企业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
    企业有了人事管理权后，我厂就想方设法积极引进企业急需的科技和经营管理专业人才。我们深知市场激烈竞争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专业人才，产品要上档次、企业管理要上水平便是空话。那时，我经常跑组织部、人事局争取他们的支持。
    我在企业工作的１５年间，正赶上我国改革开放、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那个年代。我深切地体会到企业必须改革，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是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坚定信念，勇于实践、勇于开拓，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话：摸着石子过河，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同时，又体会到企业经过改革后，自主权扩大了，但是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身上肩负的责任却更重了。再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或依赖的，全靠自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去学会游泳，在激烈的竞争中积累经验，勇于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调动群众积极性、创造性，这样才能让企业不断焕发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