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深重的灾难，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当时我在民建杭州市委会机关工作，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勒令停止一切活动，机关办公场所被占，改为红卫兵联络接待站，干部下放工厂或农村劳动，党派领导成员被批斗，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我本人1965年11月去了杭州市五七干校，以后又以五七小分队名义去临安农村参加劳动和“斗、批、改”。1970年5月回杭后，被分配在一家地方国营的无线电专用设备厂工作。那时企业通行的是革委会领导下的三大组模式，即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后勤组。我在生产指挥组工作，计划安排、生产调度、物资采购、产品销售、劳动工资、财务统计等都是生产指挥组的工作，可以说是企业中最庞杂和繁忙的部门。我是一个新兵，刚到工厂情况不熟悉，只能一步步从头学起。
　　可是，抓生产干扰很大。当时正是“文革”中期，社会主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工厂主要任务是搞“斗、批、改”，抓生产会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社会上乱哄哄、一团糟，反映在企业里是人心不稳。由于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持有不同的观点，造成工人内部团结大受影响，闹派系、打派仗，无政府主义严重。工厂虽勉强在维持着生产，但一旦上级业务部门停止收购企业产品，银行停止贷款，企业将陷入困境，随时有停产关门的危险，工人们忧心忡忡，感到前途茫然。
　　根据上述情况，厂领导研究决定，一从外单位选调一批干部进厂，以充实和调整厂级领导班子；二从部队转业干部中引进一批技术骨干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加强科研力量，加快研制开发无线电专用设备新产品，实行以老养新，扭转企业被动困境；三是动员厂级和中层干部下车间和工人打成一片，做群众思想工作，稳定职工队伍；四是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大力弘扬铁人王进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和“三老四严”工作作风。同时，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表扬好人好事，扶正祛邪，加强劳动纪律，引导职工把思想集中到搞生产建设上去。由于两级干部齐心协力，党团员骨干积极带头，这些做法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我们坚持厂级干部每周参加半天劳动制度。不过，那些技术性的活，我们不会干，也干不来，没有上岗证，反而会损坏设备或造成工件报废。我们只能干一些辅助性手工劳动，如简单的零件组装、包装、打扫卫生等。每天中午开饭时间，厂食堂门口就排起了长队，由于炊事班人手少，我们干部还帮助卖饭菜，等到排队高潮过去之后，才轮到自己吃饭。有一个车间不在厂内，那里没有食堂，还得把烧好的饭菜用三轮车运送过去，我们也随之跟去服务，包括夏天高温季节送冷饮也是如此。
　　工厂由于用电避峰关系，长期以来实行早、中、晚三班制生产。我们厂级干部每天早上自觉提前半小时上班，那时夜班工人刚下班，而早班工人则刚上班；中班工人下午三时上班，那时，我们也还在厂里工作，所以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我们厂是整机厂，每月下旬是生产最忙的时刻，要进行部件组装、机床和电器控制两部分联调、检验和包装工作，有些科室车间人员要日以继夜加班，直至生产任务完成，工作很辛苦。我们厂级干部那时晚上要抽时间到车间去看望他们，我家住在沈塘桥，骑车到鼓楼通江桥厂里得花不少时间，第二天早上还得照常上班。
　　我心里很明白，我们坚持参加一些劳动，不是作秀，也不在于创造了多少财富，主要是利用这一机会和工人打成一片，沟通交流思想，向工人学习。和工人同志熟悉后，他们会把心窝里的话掏出来对我们说，尤其是一批老工人、老党员，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是有深厚感情的。他们说，“我们早就厌烦搞派系斗争了，看不惯那些成天游游荡荡，空喊口号，对企业生产于不顾的人”，“如果农民不种田，工厂不生产，我们吃什么”，“工厂倒灶了，我们到哪里去”。他们对社会上一些企业，因停产闹革命造成损失感到心痛。我也因势利导向他们做些宣传，我说，目前发生的一些情况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党一贯的方针政策，相信有一天会改正过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要谨防被人利用，要团结起来共同把企业生产搞上去。至于孰是孰非问题，要各自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现错了，改了就好。
　　从1970年至1985年，我在工厂足足工作了十五个年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经历。有些人工作环境改变了，容易产生消沉情绪，“在企业里混混日子算了”。我倒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些年，我克服了夫妻是双职工，孩子年幼无人照应的困难，全身心投入工作，认真去做好属于我的工作。在这十五年中，我没有虚度年华，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厂里的工人从素不相识，到变成了知心朋友，他们大公无私、爱憎分明、勤劳智慧、朴素坦诚的优秀品质感染了我，使我感到可爱可亲。我有许多不懂不熟悉的事虚心向他们请教，总是得到他们热情的帮助支持。例如，我曾请教如何搞生产，他们告诉我，抓生产就是抓好生产准备，用制作木桶的原理讲解给我听，这个桶能盛满多少水，不在于最长的这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抓生产就是抓薄弱的环节，抓均衡生产，抓产品质量。工人同志们的智慧源于生产实践，使我体会到“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经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是历史的伟大转折，经过大力拨乱反正，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获得了快速发展，主产品荣获国家银质奖，批量生产并开始出口。爱国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犹如枯木逢春，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恢复了正常的活动。民建中央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许多工作等待着开展。由于工作需要，经组织上的调动，1985年我离开了工厂，回到原来的民主党派岗位。但那段特殊年代的经历深深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终生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