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2005年12月16日将迎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60周年的喜庆，这更激起我对民建会创建人、“七君子”之一的二叔章乃器的深切怀念。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萦绕在我心头，往事一一如在眼前。

    1977年5月，听说二叔病重住院，待我安排好一切，怀着急切的心情赶往北京时，等待我的却是婉华妹交给我的一张二叔的遗照和二婶的哀诉。我默默地在二叔的遗像前致了哀，感到无限的遗憾。直到1987年3月，二叔90诞辰日，在二婶的组织下，我们与婉华妹一家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拜祭了他。我将亲自编制的一个小小的花圈放在他的墓前以表达哀思，我的心情才稍稍的平静。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但父辈兄弟却分散在各地工作，相聚的机会并不很多。在五位叔父中，我接触最多的是二叔乃器，因此我们叔侄的感情也就最深。几十年的交往中的生活片断，至今记忆犹新。

    1926年冬，母亲带着哥哥钟兰和我从杭州到上海，寄居二叔家中。我初次见到二婶、湘华妹与刚出生不久的钟群弟。当时父亲正在参加北伐战争不在上海，二叔就像父亲般地爱护我们，诸如我发风疹用什么药沐浴，腿弯生癣搽什么药，都是二叔亲自指点。他并为哥哥与我安排上学。虽然我们在上海只逗留了半年多时间，但我们叔侄间由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间，二叔偕二婶曾到白马湖我家小住数日，我也曾随父母去沪探望二叔一家，以后利用暑假回南京家中路过上海总要在二叔家过一两天。记得1936年夏，是三叔秋阳到轮船码头接我，把我送到二叔家去（这是我与三叔最后一次见面，1940年他在安徽屯溪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牺牲）。当时二叔忙于救国会工作，正在南京代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向国民党二中全会请愿，家中只有二婶与湘华、湘谷妹。当年11月，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发生，二叔被捕入狱，直至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各方声援中获释。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各自奔走内地，与二叔未见面达7年之久。1944年我丈夫调至重庆上海银行总处工作，我俩带着一个未及半岁的男孩，乘坐3天的长途汽车疲惫不堪地到了重庆，就直闯二叔家，受到二叔、二婶的热情款待。二叔见到第一个孙儿十分喜爱，夸孩子聪明可爱。见孩子比较瘦弱，他还嘱咐我们要仔细调养。当时二叔忙于上川公司工作与社会活动，但仍然忙里找闲逗弄小孙子，并与我们一同玩跳棋。二叔是章家门中第一才子，思维敏捷，才华横溢，不仅写文章落笔如神，就连玩起跳棋来也是落子如神。尽管我俩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是他的手下败将。短短数天的相聚，让我们享尽了天伦之乐。

    1946年2月“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俩带了小孩随父母去慰问二叔。他已有20年未吃过家乡风味菜点，向母亲示意想品尝家乡味。母亲满口答应，说是要请二叔尝两味青田特色菜点：芋头蒸饺与豆腐丸子。于是大家忙碌起来，采购的、剁馅的、揉面的、包制的……母亲是主厨，二叔、我，连父亲都成了副手。芋头饺的特点是用山芋粉代替面粉，芋头煮熟后去皮捣成泥与山芋粉揉和包以三鲜肉馅，上笼蒸熟，香糯可口。豆腐丸子则在豆腐内拌以香菇、火腿、冬笋等细丁及调料，做成圆球在干淀粉内一滚，过后放入蒸笼内蒸熟，可与其他配料烩着吃，也可入汤吃。这一天虽然弄得很疲劳，但二叔亲自参与制作的全过程，又吃到久违了的家乡风味菜点，连连赞道：“好吃！真好吃！”还说：“曼华，你要把母亲的手艺学到手。”一顿家乡风味餐，真让他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1946年二叔与我们先后回到上海。解放初，我就去夜校攻读会计，为参加革命工作打些基础。1951年初，我们全家迁到北京，我与二叔谈起要求参加工作的愿望，正与他对我的期望不谋而合。当时他是政务院的政务委员，又是编制委员会主任，但他并未利用职权为我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而是通过正常手续，由人民银行总行经过甄试合格、试用，正式为三等行员。二叔这样处理我的工作问题，是对我的考验，也是对革命负责，我非常钦佩，从而也促使我积极努力工作，不辜负二叔的一番心意。短短5年的努力，我由办事员晋升为19级科员，二叔对我的工作表现甚为赞许。1956年7月1日，我在上海代表北京工人打破了全国女子跳远记录。一个35岁、有俩孩子的妈妈，一个业余体育爱好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需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与艰辛，二叔、二婶情不自禁地拥抱我，为我祝贺并合影留念。

    195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总行礼堂上俄语课，忽接妹妹的电报，告以母亲病逝的噩耗。我忍痛上完一节课并回答了老师的提问，课休时再也按不住给二叔挂了电话，告诉他这不幸的消息。二叔慈祥、耐心的劝慰使我逐渐平静下来，继续去听课。当时孩子们均随丈夫回上海，二叔是唯一能慰藉我的亲人。

    二叔有一批文物，他曾兴致勃勃地带领我们一家人去收藏室观赏，对此我是一窍不通。当二叔问我喜欢哪件随便挑一件送我时，我婉转地谢绝了。我不欲夺他所爱。没想到不久的一个星期天，他竟从东城亲自抱了一个2尺余高的青瓷大花瓶来到西城我家。遗憾的是，不久我下放农村锻炼、调动工作，生怕搬运时损坏它，不得不在临别时又把花瓶送回到二叔家。他留给我作纪念的，只是他的爱护、教导、一张遗照以及他出差去广西带回送给我两个女儿的两只海螺与两把小钢剪刀。

    1957年二叔被错划为右派，还被扣上“反党”的罪名。我的心情非常沉重，难以接受。他的一生光明磊落，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积极投身并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是名震中外的“七君子”之一。他积极支持共产党的主张，任国民党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时，按周总理的指示积极维护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并每月补助新四军经费3万元。他不愧是共产党的诤友。解放后，党委以重任，他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并出任第一任粮食部部长。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成绩斐然，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的表扬。观其平生言行，敢想敢说，心直口快，笔锋言辞尖锐，其气势咄咄逼人在所难免，说他反党我是无法接受的。二叔这一大劫难，也使我全家遭受不小的影响，但我们叔侄间的骨肉之情是难以磨灭的。记得1964年夏，我曾让大女儿返校时带了南方的副食品去探望二叔。他在给我们的来信中充满信心，告诉我们他坚持锻炼身体、坚持学习。他相信“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他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解决。他还模仿少先队员的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党为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贡献力量！不幸的是1977年5月13日，二叔终于含怨离开了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二叔得到了彻底的平反，1982年他的骨灰被移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97年4月22日，纪念二叔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隆重召开。会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刘延东副部长亲切地接见慰问了我们。姜春云副总理莅临会议，王兆国、万国权、经叔平及罗植龄等同志发了言。王兆国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对二叔一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精神，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历史，对其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深切的怀念与敬佩。这一切正合二叔所坚持的“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的信念。他的问题得到了公正的解决。二叔安息吧，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