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1896--1977），又名章埏，字子伟，浙江青田人。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历任民建理事、常务理事，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财经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全国工商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教子艰苦从严

    父亲章乃器（1896--1977）是浙江青田人。我出生在上海，5岁时就离开父亲，随生母回到浙江遂昌祖父家中居住。15年后，我又重新回到上海，在父亲身边度过了难忘的4年。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知名爱国人士，又是一位严父。

    1936年11月23日，父亲和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被捕时我还年幼，正在遂昌县妙高中心小学读书。当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虽然还不大懂事，但知道父亲是因爱国坐牢的，内心油然产生了敬意。当时学校老师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演出爱国的话剧，我非常喜爱，并积极参加。

     10年后，我又回到上海。1946年6月，一天，继母杨美真带我去龙华机场迎接父亲（自重庆飞上海），父子才重新见了面。同机到达的还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夫妇。第二天报载：“名经济学家章乃器氏昨自渝抵沪。”

    我们家住在上海胶州路一条普通的弄堂里，两室一厅的公寓房，简单的摆设。父亲每天到外滩的公司上班，坐的是一位朋友借给的汽车。后来，姑母把她的老掉牙的汽车借给父亲使用。

    我从浙江乡下出来，原以为可以过一下舒适的生活了，谁知事与愿违。我穿的是父亲的旧中山服和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旧西装，有些同学到校都有自备车或小车接送，手上戴的是名牌手表。我呢，什么也没有。当时我很生气，对父亲很有意见。我觉得在同学面前低人一头，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生活上对我的严格要求，是对我真正的爱护。他常常对我说：“上海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染缸。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从生活上贪图享受开始的。你是一个学生，经济上还不能自立，生活上艰苦点好。”当时，继母对我们的生活作了适当的安排。

    在上海、香港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父亲在上海一面办企业，一面从事民主运动，并在沪江大学商学院任教。他的公开职务是上川企业公司经理。工作是很忙的。每天除了上班，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与组织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等。中国民主建国会所发表的声明、谈话，大都出自父亲的手笔。我清楚地记得，著名教育家、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陶行知先生逝世时，在江湾举行追悼会，父亲应邀参加，继母和我陪同前往，途遇国民党士兵捣乱，被迫中途折回，没有去成，真是遗憾极了。父亲还常常应邀到各处讲演。一次沪江大学进步学生请父亲作形势报告，我陪同父亲一块去，两个小时的报告，内容生动，分析透彻，讲话经常被掌声打断。

    1946年冬，上海成立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父亲是会员之一。他和许多著名学者如周谷城、马寅初、张志让、楚图南、翦伯赞、叶圣陶、蔡尚思等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对法西斯专政、反对签订卖国条约和支持罢工、罢课、罢教的民主运动。

    父亲经常参加上海工商界的活动，如各种聚餐会，我在沪江大学上学是住校的，平常很少回家，节假日全家才能碰在一起吃饭。父亲的食欲很好，吃饭总是大口大口地吃菜，不管吃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从不挑食。因此，他的身体很好。吃饭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许随便说话，据说这样合乎卫生。晚饭后，父亲总是挑灯夜读，阅读文件和报纸，特别是从解放区来的消息，或是撰写文章，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还要会见来访的客人，包括外国朋友。他的英语主要是靠自学，能写、能读、能听、能讲，会话时应付自如，对答如流。

    我后来才知道，父亲从重庆一回到上海，就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的监视。上海静安寺警察分局局长廖某，是浙江青田人，和父亲是同乡，也是远亲。廖是军统戴笠手下的人。一天晚上，廖等2人来访，当时我也在场。从谈话中得知，他们知道父亲要到台湾去视察（打算经营糖业公司），竟主动提出来要“陪同”父亲一起去，名为“保护”，实为监视。

    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父亲和继母先后离沪去香港。上川公司副经理黄玠然一家搬来我们家住。公司的职员也随同一起来搭伙。黄老是老共产党员，早在重庆时，周恩来副主席就派他到上川实业公司协助父亲工作，一直到上海、香港。解放后，我才知道黄伯母也是地下党员。

    父亲到香港后与李葆和合作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经营地产业务。又投资昆仑影片公司，摄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上下集。同时，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由章乃器、孙起孟、田钟灵、严希纯、何民麟、林大琪、徐崇林等7人负责筹备港九分会，以父亲为召集人。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建会在香港的理监事当即公开表示响应。民建总会并指定父亲和孙起孟为驻港代表，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保持联系。

    同年12月4日，民建与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声明“希望所有未解放城市同胞以及各国侨民，都安心继续自己的事业和工作。而且希望大家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为保护自己的产业和保障自己的人权而奋斗，坚决抵抗南京独裁政权的一切破坏产业和迫害人民的暴行。”与此同时，民建总会决定推派父亲和孙起孟、施复亮为代表，到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当时，香港是一个自由港，情况极为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那里活动。民主党派的工作处于半秘密状态。我家住在英皇道，与马叙伦、金仲华、萨空了、邵荃麟等都是近邻。据杜宣同志回忆：“当时我们的住所都受到特务的监视。在街道拐弯的电线柱子下，就是一个监视站。无论天晴下雨，总有一个特务站在那儿。”处境同样是险恶的。但是由于中共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精心安排，终于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及家属一批批地安全送到解放区。1948年12月，父亲乔装成商人，坐轮船北上，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登陆，到达沈阳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

    在欢庆解放的日子里

    父亲在东北解放区参观了沈阳、哈尔滨等地，目睹解放区在短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赞不绝口。1949年3月，他到北平不久，就写了一篇文章《人民的东北》，满腔热情地描述了他在东北各地参观的所见所闻。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新华社报道有关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情况，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而在实地参观之后，不仅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怀疑毫无根据，而且觉得新闻报道还远远地落在事实之后。他深感新生的事物太丰富，人民的愉快心情和社会的蓬勃景象，绝非一般的文章所能描绘。他以钦佩的心情热情地写道：“对于这些，我近来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都想学写诗歌，以抒发胸中勃发的诗意。”这是父亲出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

    同年4月初，我和妹妹章畹从香港到了北平。当时，父亲、继母和许多民主人士及其家属都住在六国饭店，而父亲让我们住在他的老朋友吴羹梅伯伯家里，这样可以减轻国家的一些负担。同时他又鼓励我们早日参加革命工作。他对我和妹妹说：“国家现在需要大批干部，你们是否可以先到‘革大’学习几个月，学点革命理论，提高思想认识，争取早日工作。”经过考虑，我和章畹同时进入“革大”学习，继母也到“革大”高级班学习。临近毕业，父亲又和我谈话，鼓励我们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成长。我于1949年8月分配到绥远（今内蒙古），至今已有38个春秋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父亲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参加了这个历史性盛会，使得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伟大，更亲切地体验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会议的成就证明了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遵循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一定可以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

    在逆境中度过晚年

    父亲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人。党信任他，委以重任，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粮食部部长等职。他没有辜负党对他的重托，兢兢业业地埋头工作。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但他坚信自己没有反党，问题总会澄清。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努力锻炼身体。他曾说：“我的问题弄清后，还要为党工作10年。”“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尽了磨难，是周恩来总理保护了他，才免于一死。

    1975年4月，父亲被摘掉右派帽子，陈云同志找他谈话，传达中共中央对他的关怀，打算给他作适当的安排。不幸的是，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为人民再做工作了。1977年5月13日，父亲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80岁。

    1980年7月，父亲被错划右派的问题终于得到改正。1982年5月14日，在父亲逝世5周年的时候，父亲的骨灰被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人民日报》在头版四条作了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作了广播，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肯定的评价。父亲如地下有知，九泉之下也当能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