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詹少文于1943年1月结婚，他于2004年4月病逝，我们朝夕相伴61年。他是一个工作脚踏实地、办事认真负责，言语不多、脾气急躁的人。故世后第三天，《浙江日报》头版刊登了他的生平，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显著贡献。少文虽出身在较富裕的家庭，但他的经历却是崎岖曲折的。

    参与管理，追求进步

    少文的祖籍是杭州。他的祖父黄明贤(原名詹大胜)，年幼时，为躲避战乱与家人失散，被上海南翔镇“日华轩点心店”老板收养为义子，从此在南翔镇结婚生子，经营“日华轩点心店”，终其一生。1917年，少文出生在南翔镇。他在上海读完小学、中学，于1934年考入私立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1938年大学毕业后，曾到大后方广西省八步资源委员会所属江华矿务局工作。1939年秋返回上海与同届同学金志朗（金润庠之子）合作，成立了国华贸易公司，经营出口工艺品业务。在敌伪时期，尽管公司设在租界里，但经营仍十分困难。这时有位姓蔡的朋友在筹办上海新建中学，邀他去当教务长，少文同意去兼职，并邀请了几位沪江校友，一起去筹办。国华贸易公司和新建中学正是他心系的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宣战，日本侵略者进入上海租界，使本来是孤岛的上海，陷入了恐怖的敌伪统治，国华贸易公司停业，新建中学与所有上海的学校一样暂停上课，复课的时候，他因不愿在敌伪的统治下工作而辞去了教务长之职。此时，金润庠、金志朗父子离沪去了重庆，委任少文在大同企业公司任副主任之职，管理房产业务，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嘉兴民丰、杭州华丰两厂相继收回，上海的民华丰造纸公司开始重振经营，少文被任命为公司的总务副主任。1949年2月，公司调他到嘉兴民丰造纸厂任副厂长，我与少文同往嘉兴，在嘉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新中国。1950年秋，少文又被调回上海，担任民丰、华丰造纸公司总务主任，1952年又调他到杭州华丰造纸厂担任副厂长，我们全家于当年10月开始定居杭州。

    为企业新生，献计出力

    少文任杭州华丰造纸厂副厂长后，经过“五反”运动后，工厂面临重重困难，造纸原料收购不上来，所生产的颇有声誉的卷烟纸、黄纸板、新闻纸销不出去，劳资纠纷不断，总经理、副总经理带了家属避居香港，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与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华丰造纸厂终于克服种种困难，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杭州最早申请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合营初期，党对民族资本家实行“四马分肥”政策，一年后，在杭州饭店召开的股东会上，企业资方首次拿到丰厚的收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使他们对党对政府表示由衷的崇敬。

    少文到杭州华丰工作后，经常参加杭州市民建、工商联的学习，提高了政治思想认识，于1955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同时，他还动员我参加民建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会的学习和活动。工商界家属的思想觉悟与积极行动使我深深感动。我也于1956年参加了民建。这一年12月，我与少文一同参加由民建、工商联和中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自费去苏联旅行。1957年我们一同参加民建、工商联举办的读书班。以后，我们又先后参加省民建、省工商联学习委员会举办的政治学校。在党和“两会”组织的一系列教育帮助下，我们把“听、跟、走”作为自己的信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建、工商联停止了一切活动，华丰造纸厂被改名为红旗造纸厂，少文被作为“牛鬼蛇神”并扣发工资，两次抄家，无数次的批斗、陪斗、游街，被关进“牛棚”近一年，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并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判处10年徒刑。在查不出实据的情况下，少文被下放到原料科劳动，每天从稻草场拉几百斤重的造纸原料送往车间，并往几十米高的原料堆上堆。因此，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造成胃溃疡旧病复发，胆结石急性发作，却得不到及时治疗，更不同意他稍作休养。我是家庭妇女，无分文收入，两人生活全靠厂里给的58元生活费，我数次咯血，开始患高血压、心脏病，此时才体会到什么叫“贫病交迫”，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我们对共产党的信心也没有动摇。

    当时，我们家住上城区华藏寺巷，少文每天从城东到城北的华丰造纸厂，骑自行车至少要50分钟，到厂后马上参加重体力劳动，日渐感到体力不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初，已过60周岁的少文，提出要求退休，5月得到厂领导的批准。我们无比高兴，感到如今到站下车，今后的生活，将是“一对老夫妻，买只电视机”，可安享晚年了。

    捐资助学，呕心沥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为之兴奋，更让我们激动的是即将恢复民建、工商联组织，并将对民族资产阶级落实各项政策，退还被抄家的物资，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少文除恢复原工资外，还补发了被扣发的4万元工资。

    民建浙江省委、省工商联恢复工作后，即选定方向，以办学作为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个内容。“文化大革命”前，省民建、工商联曾在下城区办过一所“钱江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被以“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罪名，收归政府所有。此时，汤元炳主委希望能再办一所学校，但当时民建、工商联的办公用房、资金等都尚未落实政策，于是他就找几位原工商业者商量。当汤主委将筹款办学的设想与少文谈后，少文一口答应，回家与我商量，捐多少钱呢？我们一嘀咕，觉得“文化大革命”时58元一月的生活费都挺过来了，现在恢复了原工资每月有400多元，两人生活够好的了，这补发的4万元工资，全部捐给民建、工商联办学吧！决定后，即找两个儿子、媳妇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谈了捐资办学想法，征询他们有什么意见。大儿子天祥是杭州大学教师，大媳妇是小学教师，小儿子天■夫妇俩都是艮山中学教师，他们一致赞成我们捐款办学，认为各自都参加工作，应该自食其力，本来就没有想过父母的钱财。天祥说：“我们都是教师，你们把钱用在办学上，我们成了教师家庭，更好了。”就这样，我们捐了4万元钱办学。原工商业者金志朗、王漱芳、黄瑞琳各捐2万元，这10万元就作为办学基金。汤主委得知少文在上海曾担任过中学教务长，就要他负责筹备工作，另又邀请曾有过教学经验已退休的原工商业者、民建会员陆成章、钱志勤、徐寿松3位同志共同负责筹建工作。

    新办的学校就取名为钱江业余学校，它首先面临的是学校向何处发展的问题。此时，少文想起不久前在商店购买每包2角8分钱的12包咖啡茶时，年轻的女营业员算了半天仍多找了2角钱。又有一次，他买好电筒电池请营业员开张发票，那营业员拿了发票本迟疑了一会，叫他自己写。他感慨地说：“十年‘文革’，停课闹革命，知识无用论，把年轻一代的文化教育给耽误了，真是可叹！”因此他和3位同事研究时，建议从为商业职工补习初中、高中的基础文化课开始，大家一致同意。4个退休民建会员，分头借校舍、请老师、找教材，并与商业局领导讨论如何提高商业职工的文化水平，得到商业局领导的赞赏。他们由衷地说，你们这一义举对我们商业职工来说正是“及时雨”。同时向杭州下城区仙林桥新华中学分部租了几间教室供晚上上课，白天没有地方办公，只有厕所楼上堆放杂物的房间空着，4个老头就以此作为办公室。1979年4月，仅一个月时间，钱江业余学校开学了，这是全省民主党派、工商联创办的第一所业余学校。

    钱江业余学校开办第一学期，有12个班级，456个学员。一年后，已发展到86个班，4200多名学生。原借用的教室已明显不够用，他们又到处找合适的学校，终于在上城区找到了开元中学，从此打开了“钱江”的新局面。

    1979年10月，民建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少文和我都被推选为代表。开幕会上，听取了胡子昂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民建工商联全体成员……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地、主动地贡献全部力量”，“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四个现代化服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我们一直牢记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全体代表，并拍照留念。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晚宴上，邓小平同志在祝酒时说：“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做我们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办好。”小平同志特别指出原工商业者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在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作用。通过这次大会，少文和我都不想在家安度晚年了，少文更是把办好钱江业余学校作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具体行动。

    钱江业余学校发展了，学员逐年增加，退休的原工商业者、民建会员来“钱江”参加工作的也多了，金绛年、祁祖铨、詹国宝、张家龙、赵伯林、袁世璋、陈岳祯等都相继来校工作。但相对来说，学校的工作人员还是比较少，业余学校是晚上上课的，工作人员经常顾不上吃晚饭。那时还没有速食面和盒饭，只好以糕点馒头果腹。当少文很迟回家吃晚饭时，我们也想到在“钱江”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同样辛苦，他们的家属也和我一样要为晚归的丈夫准备晚饭，付出很多辛劳。少文提出要我去慰问，感谢工作人员的家属，我一口答应。我也是一个家属，一个家庭妇女，自1956年加入民建后，受组织的教育培养，一直担任民建、工商联的家属工作，慰问工作也是我应该做的，于是我经常约张元和大姐（汤元炳夫人）、周平英（唐巽泽夫人），更多的是我单独一人，带了慰问品，一家一家地去访问，感谢家属大姐们支持丈夫在“钱江”工作。

    1983年时，“钱江”在校学员已近9000多人，200多个班级，课程也从初中、中专，发展到大专。为了开设大专、中专班的课程，必须到大学和中学去请教授和讲师来上课。少文和徐寿松、陆成章等同事常在暑假里冒着烈日酷暑，寒假里顶着寒风雨雪，骑着自行车到教师家中登门聘请，有时要“三顾茅庐”才能请到一位老师。他们以诚感人请到的老师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极大部分老师受到学员的欢迎，使学员们真正学有所得。少文和老同志们尊敬老师的行为是感人的，老师晚间来上课，课前给他们准备好教具、茶水，课后备好洗手水、毛巾。教师病了，及时去探望，老师提出意见建议，虚心接受。有一位老师，晚上骑自行车来校上课，急匆匆撞了一位女青年，他把被撞女青年送到就近医院，要求上完课再来处理，留下工作证，又急忙到学校上课。少文知道后，立即请陆成章同志到医院处理，陆了解伤情后，付清医药费，拿回老师的工作证。这一举动使老师很感激，一定要付还医药费，陆说“你是到校来上课才撞的人，我们学校授课费不高，一个晚上才几块钱，这个医药费由学校负责了”。确实，“钱江”不是以高工资、高津贴来吸引老师的，而是这些民建老同志们对成人教育的赤诚，使教师们和他们站到了一起。“钱江”当时有一支200多位兼课教师的队伍，其中有好几位加入了民建组织。少文和同事们对学员们的爱护和服务是细致的，雨天给上千辆自行车盖上塑料布，淋湿的用布抹干；学员因病或出差，给他们安排补课，并免费为学员录磁带等，让学员安心学习，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对外联络，引进资金

    少文的舅表妹谢恒，其丈夫胡定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81年，夫妇俩回国休假到杭州看望我们，少文陪他们参观“钱江”，留下深刻印象，即兴向学员讲话，给学员很大鼓励。他们回旧金山不久，经他们推荐，加州的茂赛德学院（Merced college），即社区学院的几位教授专程来“钱江”访问。1982年初，茂赛德学院正式邀请“钱江”去访问，少文和在“钱江”兼课的杭州大学英语教师陈新琦于1982年4月赴美国访问。到旧金山后，由谢恒安排，住在一位教授家里，免费提供食宿，并亲自驾车陪他们参加有关活动，使他们在办学方面开阔了眼界。在美国除正规的大、中、小学外，还有适合社会需要的另一种学校即Merced college，设有各种专业,很多学员并不为学历、文凭，而是业余爱好而来继续深造的。1984年，茂赛德学院的一位教授回访“钱江”，就两校的相互交流进行过讨论。1987年秋，茂赛德学院的副院长夫妇再次来了解“钱江”现状，少文和我在1994年和1996年去美国探亲时，也曾专程去茂赛德访问。

    钱江业余学校稍有了些知名度，国内外来“钱江”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83年，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的一位助理局长来校参观后留言：“我对贵校以这样简陋的设置，能培养这么多的人才，发展成人教育，感到惊异，给我很深的印象。”1984年杭州市领导同志来校视察，对“钱江精神”大为赞赏。在市委书记厉德馨、市长钟伯熙的关心和支持下，“钱江”建起了一幢1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兼教学楼。

    1982年，少文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1983年我们家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1984年2月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上，李丰平主任就加快发展浙江省教育事业发表重要讲话，赞扬钱江业余学校办得好。同年7月3日《浙江日报》头版刊登了薛驹省长号召学习“钱江”办学精神的谈话。薛驹省长赞扬钱江业余学校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好典型，赞扬少文全心全意献身职工教育事业的精神，他说：“全省都要学习钱江业余学校的办学精神，学习‘钱江’校长詹少文同志的改革精神，大力推广‘钱江’办学经验。”领导的赞扬使少文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说，其实“钱江”的成长和成就是民建老同志们共同努力才取得的。

    1988年,少文被选为浙江省工商联第五届主任委员，他的日常工作重点也随之转到工商联。此前，副校长徐寿松已担负起“钱江”的重任，同时已有了一些较年轻的人员参加校务工作，而且，这些办学人员陆续参加民建，学校成立了一个民建钱江支部，较好地发挥了“钱江精神”。少文经常与年轻的工作人员谈话，告诉他们钱江艰苦创业的经历不能忘，勤俭治校的传统不能丢，办学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学生服务，要把“钱江”办成质量优、服务勤、管理严、团结好的业余学校。此后，少文被选为省工商联六届主任委员，又被安排为浙江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在工商联和政协工作中，他认识了许多香港及海外工商界人士。他始终与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与香港工商界人士中不少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90年我和少文第三次去香港探亲时，受汤元炳主委的委托，专程去看望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先生，查先生与夫人宴请少文和我，在谈到省政协筹办大学缺少资金，希望查先生和夫人慷慨解囊时，查先生欣然同意。树人大学办起来后，又收到查先生的数次捐款，使树人大学规模日益壮大。1998年，树人大学给少文送来一块特制的金光灿灿的“荣誉奖”铜牌，上面刻着“树人为兴国之本”，下面刻着“衷心感谢詹少文同志对兴办树大的重大贡献”。

    浙江省社会力量办学的势头如雨后春笋，杭州不但有了省、市各民主党派办的业余学校、专科学校，还涌现了许多民办学校。这可喜的景象也使少文担忧学校多了，相互间的竞争必然日趋激烈，他常常为“钱江”何去何从而心神不安。1999年1月，我陪少文应邀外出就餐，饭后转身离开时，没有看清台阶，跌了一跤，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卧床近半年，从此体力下降，经常腰痛，两腿无力，行动大大受到影响。2000年冬，在台湾居住的五妹夫妇为让少文放松休息，邀请我们去台湾休闲旅游。我们一到台北，沪江大学校友都来看望。在台北的沪江校友，集资办了一所沪江中学，请少文和我去参观。沪江中学的校舍并不大，但整洁、安静、有序，专业多样，很有特色。不几日沪江中学在台北园山饭店开董事会，董事和校长都是沪江大学校友，所以邀请我们到园山饭店午宴并参加他们的董事会，会上听取校长的述职，董事们提意见，提建议。对某些不妥之处，能提出严肃而认真的批评。少文认为沪江中学和钱江业余学校性质不同，但是他们的管理方法，钱江可以参考。回到杭州后，少文越来越感到“钱江”没有自己的校舍，没有专职教师，在目前形势下，将要成为致命伤了！于是他写报告给市领导求助，希望帮助“钱江”解决能长久使用，白天晚上都可上课的场地或空闲的学校，市委书记请陈重华副市长来家答复少文说，市里可以在滨江区的教育园区内给“钱江”一块地。少文踌躇了，买土地，造校舍，大笔资金哪里来，再说夜间上课的业余学校建到滨江区，合适吗？此时，一起创业的老伙伴陆成章、詹国宝、张家龙、祁祖铨、钱志勤等相继病故，他的体力也日渐衰退，但他仍为寻找合适的校舍而操劳。菲律宾碧瑶大学校长一行是慕名而来“钱江”寻求合作的，终因校舍、设备、办学人员等等合作条件不够而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待外宾，已无力步上五楼的办公室，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了，深深感到力不从心。按理我们老俩口可以安享晚年了，但他常常因不能再为“钱江”出力而遗憾，而沉默。

    少文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2004年春节长假以后，他住进了浙江医院，经检查，他的全身脏器都出现衰竭，虽经全力救治，但已无法挽救。2004年4月15日凌晨，我的丈夫---詹少文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