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太朴传略
发布时间：2014-11-19 11:13:48
|
作者：
郑太朴（1901-1949），1945年参加民建，1946年被增补为常务理事，1949年初，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在去香港的途中，因健康状况较差，不幸猝然晕倒，当场亡故，上海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民建三烈士之一。
郑太朴，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原籍浙江省平湖县，1901年10月出生于上海。祖上世代经商，父亲郑子渊，曾赴日本习画。在太朴出世时，家道已衰落，靠父亲在私塾教书及作画维持生计，母亲陈氏，知书达礼，善良贤惠。
太朴幼年就天资超卓，聪颖过人，3岁时由母亲教其看图识字，以后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熟读《幼学琼林》、《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书。10岁开始自学英语，15岁时已能一般性阅读及翻译外文。与此同时，还自修了中学几何、三角、代数等课程，博览了历史、文学、哲学等大量社会科学著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年太朴16岁。他最喜欢阅读的是《新青年》、《觉悟》等当时先进的刊物，李大钊、陈独秀等一些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表的文章，如《庶民的胜利》、《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列宁》等深深地吸引着他。对他以后的思想及政治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17岁，他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车务处任英文翻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高潮。太朴积极参加了这次伟大的运动，他觉得一个中国人学了外语，为帝国主义服务是可耻的，于是毅然辞去了在工部局翻译的职务。同年秋天，应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邀请，进该馆编译所工作。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介绍各种各样学说和主义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名目各异的书刊杂志层出不穷，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各种流派的文章，不断地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百家争鸣”的洪流中。他接连在多种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探讨改造中国、谈论人生价值等问题如《改造中国底入手方法》、《青年投身工场与求学问题》、《文凭与毕业》等文章。太朴在工作之余，还刻苦自学，在数学领域有独到见解，外语、史学方面也成绩惊人，深受蔡元培赏识。1922年秋，被提名由商务印书馆出资保送赴德国留学，时年仅21岁。他到德国后在哥廷根大学钻研数学，并不断翻译外国的数学著作，如《数学全书》、《几何及代数之基本》、《数论尺规作图及周率》等。这时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关心国家命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的各种政治活动。1924年，他在柏林与朱德、邓演达相识，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反对和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秋天，太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同时任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接着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也叛变了革命。太朴因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路线，自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1月，邓演达、宋庆龄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指出国民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背叛了革命，号召在孙中山的精神指导下，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推翻新军阀的统治。他积极响应，并与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张申府等数十人在国内筹建中华革命党，任组织部部长。1930年，邓演达回国，召开了有10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郑太朴、章伯钧、季方等30余人，通过了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再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农工平民政权。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太朴任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1931年8月，正当邓演达、郑太朴等组织力量准备起义时，由于叛徒告密，邓、郑等在上海被捕，押送南京监狱，邓演达被杀害，太朴也被判处死刑待决。后因蒋介石下野，经宋庆龄、冯玉祥等大力营救释出狱。出狱后不久，由同济工学院聘请，担任数理教授。1933年1月，由宋庆龄、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他成为第一批会员。1934年商务印书馆聘太朴为该馆编译，这一年他迁居杭州，专心读书著作。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闻讯慕名聘他任数理和德语教授。在这段时间中，又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并出版了由他著译的数理方面书籍20余种。被称为“经典物理学的经典”的牛顿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太朴于1931年完成全译本，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太朴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有洞察，他说：“蒋介石居心叵测，抗战无诚意，表面虽和共产党合作，实际却要利用强敌的凶焰，摧毁共军的主力。”12月，太朴赴云南，途经新四军驻地时，应叶挺军长邀请小住几日，与叶挺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真心抗日的行动。到内地后，他先后在云南澄江中山大学、昆明同济大学（后迁四川），重庆交通大学任教。在同济大学任教期间，被推为教务长、代理校长，他热忱关心爱护青年学生，常与学生一起郊游、谈心，在传播自然科学的同时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尊敬。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太朴是该盟盟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胜利结束。太朴欢欣鼓舞，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2月，民主建国会成立，由黄炎培介绍，他加入了民建会。交大复员，太朴随校来沪。1946年4月，民建会迁沪，增补太朴为常务理事，他成为民建会重要领导人之一。针对蒋介石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蓄意发动内战，把中国引向黑暗，太朴全力投身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中去，参加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即大教联），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经常以签名方式在报纸上发表宣言或举行演讲来支持和声援工人、学生为主力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谴责美军驻华及干涉我国内政、要求美国撤出军队和停止片面援助；反对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抗议美军暴行，声授学生爱国正义斗争；积极筹备“二九惨案”后援会；与工商界联系，宣传党的工商政策，做好团结工商业者的工作。
1946年11月，国民党决定单方面召开非法的国民代表大会，遭到民建会等10多个党派和团体的反对。1947年1月3日，民建会在上海召开常务理事会，黄炎培主持会议，太朴也参加了。会上讨论了当时的时局，并对“伪国大”通过的宪法表明态度：坚决不同意没有依照政协决议规定程序而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各国立大学解聘进步教授，太朴自然也在被解聘之列了。8月，由马寅初推荐，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聘他任教，并兼分部主任。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号召”，共23条，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3日，太朴出席了民建会秘密举行的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向中共表示拥护“五一号召”的立场，选择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道路。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他已深深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说：“法西斯的覆灭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这是历史的规律，这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同年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他坚定地与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学生站在一起，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围困达10小时之久。他常常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隐藏起来，为他们搞“身份证”，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学生做路费，送往延安等解放区。他常说：“我的字典里面并没有‘死’这一个字。”可见太朴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1948年10月，郑太朴与药物学博士王雪莹结为夫妻，时年47岁。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已趋土崩瓦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摇摇欲坠，国民党更加疯狂，加紧逮捕杀害革命爱国志士，企图作垂死挣扎。太朴仍坚持在上海参与策反工作。商务印书馆已聘他为编审部长（总编辑）。中国共产党也邀请他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当时他已受到特务监视，商务印书馆以派郑太朴去南方视察馆务为名，决定由经理谢仁冰陪同，先去香港然后转解放区。18日两人乘渣华轮去香港，由于长年累月紧张工作，隔晚又终夜未眠，太朴觉得头部沉重，自认为患了重感冒。下午1时开船后，他就昏昏欲睡。19日晨起床后仍觉头部沉重，晚上上楼梯时不慎摔了一跤，鼻端略有血迹，神志已不似以前清晰，经船医某外国人检查，说并不严重。至20日头痛更觉剧烈，又请船医诊断，仍谓无碍，安睡会好的。下午3时船靠码头，急送香港医院，诊断为脑溢血，至晚上11时去世。在香港的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商务印书馆同仁闻讯，纷纷前往吊唁，痛哭流涕，沉痛哀悼郑太朴的不幸逝世。4月，灵柩运回上海。
1950年1月22日，在上海陕西北路186号民建会礼堂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委统战部、市团委、高教联、民建会、农工民主党、民盟等单位、团体及学校的负责人、亲友、学生共300余人参加。追悼会由马寅初主祭，各党派、团体、学校都致了悼词，当天《文汇报》刊载了黄炎培、柳亚子、谭平山、李平心等的悼词或悼文。大家对郑太朴这位民主革命的英勇无畏战士、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数学家表示无限的敬佩和尊重，对于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他的事迹永远被人传诵，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2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亲自签署，市民政局颁发了第96号烈属证书，授予家属王雪莹。证书上写着：“郑太朴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其光荣事迹当永为人民所钦敬。”4月，太朴安葬于杭州松木场弥陀寺后的弥陀山上。何香凝亲笔书写了“郑太朴同志之墓”7个大字作为墓碑。现墓已迁往杭州市南山革命烈士陵园。
——摘自《丹心照汗青——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资料来源：民建上海市委会编印）
郑太朴，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原籍浙江省平湖县，1901年10月出生于上海。祖上世代经商，父亲郑子渊，曾赴日本习画。在太朴出世时，家道已衰落，靠父亲在私塾教书及作画维持生计，母亲陈氏，知书达礼，善良贤惠。
太朴幼年就天资超卓，聪颖过人，3岁时由母亲教其看图识字，以后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熟读《幼学琼林》、《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书。10岁开始自学英语，15岁时已能一般性阅读及翻译外文。与此同时，还自修了中学几何、三角、代数等课程，博览了历史、文学、哲学等大量社会科学著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年太朴16岁。他最喜欢阅读的是《新青年》、《觉悟》等当时先进的刊物，李大钊、陈独秀等一些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表的文章，如《庶民的胜利》、《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列宁》等深深地吸引着他。对他以后的思想及政治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17岁，他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车务处任英文翻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高潮。太朴积极参加了这次伟大的运动，他觉得一个中国人学了外语，为帝国主义服务是可耻的，于是毅然辞去了在工部局翻译的职务。同年秋天，应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邀请，进该馆编译所工作。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介绍各种各样学说和主义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名目各异的书刊杂志层出不穷，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各种流派的文章，不断地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百家争鸣”的洪流中。他接连在多种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探讨改造中国、谈论人生价值等问题如《改造中国底入手方法》、《青年投身工场与求学问题》、《文凭与毕业》等文章。太朴在工作之余，还刻苦自学，在数学领域有独到见解，外语、史学方面也成绩惊人，深受蔡元培赏识。1922年秋，被提名由商务印书馆出资保送赴德国留学，时年仅21岁。他到德国后在哥廷根大学钻研数学，并不断翻译外国的数学著作，如《数学全书》、《几何及代数之基本》、《数论尺规作图及周率》等。这时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关心国家命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的各种政治活动。1924年，他在柏林与朱德、邓演达相识，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反对和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秋天，太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同时任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接着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也叛变了革命。太朴因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路线，自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1月，邓演达、宋庆龄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指出国民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背叛了革命，号召在孙中山的精神指导下，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推翻新军阀的统治。他积极响应，并与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张申府等数十人在国内筹建中华革命党，任组织部部长。1930年，邓演达回国，召开了有10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郑太朴、章伯钧、季方等30余人，通过了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再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农工平民政权。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太朴任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1931年8月，正当邓演达、郑太朴等组织力量准备起义时，由于叛徒告密，邓、郑等在上海被捕，押送南京监狱，邓演达被杀害，太朴也被判处死刑待决。后因蒋介石下野，经宋庆龄、冯玉祥等大力营救释出狱。出狱后不久，由同济工学院聘请，担任数理教授。1933年1月，由宋庆龄、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他成为第一批会员。1934年商务印书馆聘太朴为该馆编译，这一年他迁居杭州，专心读书著作。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闻讯慕名聘他任数理和德语教授。在这段时间中，又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并出版了由他著译的数理方面书籍20余种。被称为“经典物理学的经典”的牛顿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太朴于1931年完成全译本，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太朴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有洞察，他说：“蒋介石居心叵测，抗战无诚意，表面虽和共产党合作，实际却要利用强敌的凶焰，摧毁共军的主力。”12月，太朴赴云南，途经新四军驻地时，应叶挺军长邀请小住几日，与叶挺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真心抗日的行动。到内地后，他先后在云南澄江中山大学、昆明同济大学（后迁四川），重庆交通大学任教。在同济大学任教期间，被推为教务长、代理校长，他热忱关心爱护青年学生，常与学生一起郊游、谈心，在传播自然科学的同时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尊敬。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太朴是该盟盟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胜利结束。太朴欢欣鼓舞，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2月，民主建国会成立，由黄炎培介绍，他加入了民建会。交大复员，太朴随校来沪。1946年4月，民建会迁沪，增补太朴为常务理事，他成为民建会重要领导人之一。针对蒋介石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蓄意发动内战，把中国引向黑暗，太朴全力投身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中去，参加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即大教联），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经常以签名方式在报纸上发表宣言或举行演讲来支持和声援工人、学生为主力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谴责美军驻华及干涉我国内政、要求美国撤出军队和停止片面援助；反对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抗议美军暴行，声授学生爱国正义斗争；积极筹备“二九惨案”后援会；与工商界联系，宣传党的工商政策，做好团结工商业者的工作。
1946年11月，国民党决定单方面召开非法的国民代表大会，遭到民建会等10多个党派和团体的反对。1947年1月3日，民建会在上海召开常务理事会，黄炎培主持会议，太朴也参加了。会上讨论了当时的时局，并对“伪国大”通过的宪法表明态度：坚决不同意没有依照政协决议规定程序而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各国立大学解聘进步教授，太朴自然也在被解聘之列了。8月，由马寅初推荐，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聘他任教，并兼分部主任。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号召”，共23条，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3日，太朴出席了民建会秘密举行的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向中共表示拥护“五一号召”的立场，选择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道路。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他已深深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说：“法西斯的覆灭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这是历史的规律，这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同年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他坚定地与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学生站在一起，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围困达10小时之久。他常常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隐藏起来，为他们搞“身份证”，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学生做路费，送往延安等解放区。他常说：“我的字典里面并没有‘死’这一个字。”可见太朴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1948年10月，郑太朴与药物学博士王雪莹结为夫妻，时年47岁。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已趋土崩瓦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摇摇欲坠，国民党更加疯狂，加紧逮捕杀害革命爱国志士，企图作垂死挣扎。太朴仍坚持在上海参与策反工作。商务印书馆已聘他为编审部长（总编辑）。中国共产党也邀请他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当时他已受到特务监视，商务印书馆以派郑太朴去南方视察馆务为名，决定由经理谢仁冰陪同，先去香港然后转解放区。18日两人乘渣华轮去香港，由于长年累月紧张工作，隔晚又终夜未眠，太朴觉得头部沉重，自认为患了重感冒。下午1时开船后，他就昏昏欲睡。19日晨起床后仍觉头部沉重，晚上上楼梯时不慎摔了一跤，鼻端略有血迹，神志已不似以前清晰，经船医某外国人检查，说并不严重。至20日头痛更觉剧烈，又请船医诊断，仍谓无碍，安睡会好的。下午3时船靠码头，急送香港医院，诊断为脑溢血，至晚上11时去世。在香港的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商务印书馆同仁闻讯，纷纷前往吊唁，痛哭流涕，沉痛哀悼郑太朴的不幸逝世。4月，灵柩运回上海。
1950年1月22日，在上海陕西北路186号民建会礼堂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委统战部、市团委、高教联、民建会、农工民主党、民盟等单位、团体及学校的负责人、亲友、学生共300余人参加。追悼会由马寅初主祭，各党派、团体、学校都致了悼词，当天《文汇报》刊载了黄炎培、柳亚子、谭平山、李平心等的悼词或悼文。大家对郑太朴这位民主革命的英勇无畏战士、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数学家表示无限的敬佩和尊重，对于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他的事迹永远被人传诵，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2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亲自签署，市民政局颁发了第96号烈属证书，授予家属王雪莹。证书上写着：“郑太朴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其光荣事迹当永为人民所钦敬。”4月，太朴安葬于杭州松木场弥陀寺后的弥陀山上。何香凝亲笔书写了“郑太朴同志之墓”7个大字作为墓碑。现墓已迁往杭州市南山革命烈士陵园。
——摘自《丹心照汗青——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资料来源：民建上海市委会编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