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心”
——包达三爱国一生的传奇故事
发布时间：2014-12-18 1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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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炜
年长的同志一定会记得我省有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包达三先生，他曾任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
今年8月，香港包达三基金会和凤凰卫视摄制组来到我省杭州、宁波等地拍摄一部包达三专题片。省政协副主席、省民建主委陈小平会见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专题片摄制完成后，于9月27－28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我的中国心》栏目播出，各方面反响很好。影片生动地记录了他的爱国一生事迹。（注：网络收看可点击凤凰卫视中文台v.ifeng.com搜索《我的中国心：民建先驱包达三》）
包达三（1884－1957）浙江镇海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过学徒。青年时代追求进步，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在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周佛海、蒋介石等人，因不满清政府统治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前秘密回国，参加“敢死团”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光复杭州的战斗。包达三因不满蒋介石要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以及以后指使人向包敲诈勒索的事两人政见分歧而断交。尔后他弃政从商，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他参与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常务理事，开办地产公司，建江湾引翔港跑马厅、远东新村住宅，成为上海闻名的房地产商，任上海宁商总商会理事等职。在苏北从事盐垦，在河南开封、上海创办蛋粉厂、黄海渔船公司，后又创办永达药厂、雷石化学公司等。他是一个爱国民族工商业家，敌伪汉奸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拉他做官，被他严正拒绝，保持了一个堂堂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抗日战争胜利后，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和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等人一起，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上海各界人士组织“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他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行前接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但他意志坚决，坚持参加。当代表团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一批特务包围殴打，他和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被打成重伤。周恩来、邓颖超闻讯赶往医院进行慰问，送去水果点心，周恩来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并代表中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包是“下关惨案”的见证者。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遭到失败，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作垂死挣扎，一面疯狂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暗杀民主人士。1947年悍然宣布民盟、民建等组织是“非法团体”，下令取缔。为保存实力，民建转入地下斗争。包达三在上海的“大通别墅”就成了进步人士秘密联络点。在这里商讨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稳定工商界情绪，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
包达三一生淡泊名利，生活节俭，但慷慨解囊，变卖房地产、黄金支持革命事业。资助遭到迫害的进步教授、工人、学生，资助宋庆龄发起的文艺界福利基金会。包达三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早年就结识周恩来，当时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地点与包家相近，周恩来化名“伍豪”经常秘密到包家作客，和包达三促膝谈心，包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睿智气度人格魅力留下深刻印象，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包达三说，“我之所以赞成社会主义，是自己切身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
新中国成立时，包达三是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拥护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针，他把个人企业包括房地产、古董、玉器、字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不愿将财产留给子女。他对子女说给你们读书求学，就是给你们财产，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不能做寄生虫。1957年4月6日因心脏病突发病故，走完了从“实业救国”到“革命救国”的一生，享年74岁。在省人民委员会隆重举行的公祭仪式上，沙文汉省长在悼词中充分肯定了包达三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一生，称他“对工作有很强的责任感，尤其是富有认真学习精神，即使在病中仍关心国家大事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他的逝世不能不令人痛悼的。”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委、省委会原主委）
今年8月，香港包达三基金会和凤凰卫视摄制组来到我省杭州、宁波等地拍摄一部包达三专题片。省政协副主席、省民建主委陈小平会见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专题片摄制完成后，于9月27－28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我的中国心》栏目播出，各方面反响很好。影片生动地记录了他的爱国一生事迹。（注：网络收看可点击凤凰卫视中文台v.ifeng.com搜索《我的中国心：民建先驱包达三》）
包达三（1884－1957）浙江镇海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过学徒。青年时代追求进步，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在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周佛海、蒋介石等人，因不满清政府统治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前秘密回国，参加“敢死团”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光复杭州的战斗。包达三因不满蒋介石要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以及以后指使人向包敲诈勒索的事两人政见分歧而断交。尔后他弃政从商，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他参与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常务理事，开办地产公司，建江湾引翔港跑马厅、远东新村住宅，成为上海闻名的房地产商，任上海宁商总商会理事等职。在苏北从事盐垦，在河南开封、上海创办蛋粉厂、黄海渔船公司，后又创办永达药厂、雷石化学公司等。他是一个爱国民族工商业家，敌伪汉奸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拉他做官，被他严正拒绝，保持了一个堂堂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抗日战争胜利后，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和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等人一起，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上海各界人士组织“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他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行前接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但他意志坚决，坚持参加。当代表团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一批特务包围殴打，他和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被打成重伤。周恩来、邓颖超闻讯赶往医院进行慰问，送去水果点心，周恩来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并代表中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包是“下关惨案”的见证者。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遭到失败，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作垂死挣扎，一面疯狂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暗杀民主人士。1947年悍然宣布民盟、民建等组织是“非法团体”，下令取缔。为保存实力，民建转入地下斗争。包达三在上海的“大通别墅”就成了进步人士秘密联络点。在这里商讨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稳定工商界情绪，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
包达三一生淡泊名利，生活节俭，但慷慨解囊，变卖房地产、黄金支持革命事业。资助遭到迫害的进步教授、工人、学生，资助宋庆龄发起的文艺界福利基金会。包达三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早年就结识周恩来，当时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地点与包家相近，周恩来化名“伍豪”经常秘密到包家作客，和包达三促膝谈心，包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睿智气度人格魅力留下深刻印象，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包达三说，“我之所以赞成社会主义，是自己切身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
新中国成立时，包达三是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拥护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针，他把个人企业包括房地产、古董、玉器、字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不愿将财产留给子女。他对子女说给你们读书求学，就是给你们财产，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不能做寄生虫。1957年4月6日因心脏病突发病故，走完了从“实业救国”到“革命救国”的一生，享年74岁。在省人民委员会隆重举行的公祭仪式上，沙文汉省长在悼词中充分肯定了包达三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一生，称他“对工作有很强的责任感，尤其是富有认真学习精神，即使在病中仍关心国家大事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他的逝世不能不令人痛悼的。”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委、省委会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