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1895～1989）我国爱国民主人士、实业家。原名胡保祥，江苏嘉定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1年起，先后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黄渡电灯公司、合作五金厂、长城机器制砖公司等企业，任总经理，并被选为上海市铜铁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抗日战争爆发，积极投身抗日民族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胡厥文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
    蓄须以记国难
    胡厥文在青年时期志存高远，立下了爱国报国之志，在上海创办新民机器厂时，他不相信外国人比中国人聪明，外国能造的机器，新民厂也能造。他刻苦钻研技术，产品质优价廉，深受用户欢迎，不久他的工厂从一个发展成为五个，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又爆发“一二八”淞沪战争，日寇侵占上海，战火烧到了家门口，胡厥文感到国难当头，焉能安业？他与黄炎培合作，发动工商界起来支援抗战。以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理事长的身份，组织几十家同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场，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支援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几十天里，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剃须，竟至鬓发盈颊，大家见到都称他为“胡子”，后来他索性蓄须以记国难，表示要待抗日战争胜利时再剃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保存我国民族工业，支援抗战军需民用，避免工厂设备落入日寇手中，胡厥文发起成立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他被公推为理事长。组织动员江浙沪宁一批民营工厂内迁，他带头把自己经营的企业内迁。在内迁途中经历了千难万险，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负责运输的重庆民生轮船公司16艘船，有4艘被炸沉。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和新民湘厂损失殆尽。但他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心中装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全力以赴完成了内迁任务。据统计，迁往内地的有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共146家工厂，1.46万吨物资设备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这些人力物力资源后来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为支持抗战提供军需民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西南地区工业布局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国爱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伟大壮举，在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胜利后，胡厥文为民族工商业的振兴奔走呼号。抗日战争期间，受战乱影响，民族工商业遭受惨重损失，许多企业奄奄一息，热切盼望抗日胜利后得到政府的支持帮助，但蒋介石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投石下井，断然取消民营企业的订货合同，还说什么“你们要振兴工业有什么用？这些废铜烂铁有什么用？要好东西只要向美国拿好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困难置之不理。大小官员忙着“劫收”，大发国难财。美国洋货继东洋后长驱直入，使民营企业在艰难生存中濒临绝境。
    据董幼娴大姐亲历回忆中谈到，她是1945年民建发起成立时的会员，当选第一届监事会理事，建国后任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她说，1945年10月，在重庆的工商界人士组成106人请愿团，由胡厥文率领冒雨到国民党行政院请愿，每位成员左手佩戴请愿团标记。行政院长宋子文闻讯后想偷偷从后门溜走，被请愿团事前预料到，他们早已派人在后门守候。宋子文只好答应接见几位代表。大家公推胡厥文、吴蕴初、吴羹梅、章乃器、胡西园、庄茂如6位代表和宋子文谈判。宋子文开头说：“你们来个‘三吓头’（上海话）是吓不倒我的。”胡厥文接着说：“我们来的都是经理厂长，文绉绉的，不是‘三吓头’，是来向你报告工商界的困难情况，和你讲明道理。”宋子文推却说：“你们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对我讲真是对牛弹琴。”代表团成员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接着对宋子文说：“院长未免太客气了，我们早有呈文送你，按理你已经看过。”宋子文仍推却说：“我实在是一无所知。”代表团成员责问他：“你既然不知，为什么把我们订货合同一概取消呢？我们工厂职工都要吃饭养家糊口的。你既然取消合同，现在应该设法补救。”宋子文无以回答，只好说：“只能待翁文灏副院长回来给你们解决。”代表团成员不甘心，后来又去找蒋介石交涉。上述这段生动对话中，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不关心、不支持的恶劣态度，使民族工商界感到绝望。
    为民主建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打败了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的命运。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盼望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重建家园，把中国建设成为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要维持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阶级独裁统治的政权，它要发动新的内战，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再次把全国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中去。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团结爱国民族工商界进步人士及其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
    黄炎培延安访问后回到重庆，8月，随即偕同杨卫玉专访胡厥文，两个人深入讨论了国家前途和形势，及组建一个新的政党问题。一致认为，为了争取国家光明前途，有必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胡厥文说：“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业务，不关心政治。”“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取得应有的政治地位。”他还为如何组建政党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指出，目前工商界人士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多数不擅长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就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参加，将民主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两人商量决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位参加民建会的筹备工作。筹备组经过了三个多月紧张工作，举行了24次会议，完成了民建成立宣言、政治纲领和章程等起草工作，领导机构、人事的协商工作。由于参加筹备组同志白天都忙于各自的工作无暇开会，大多数会议都是在晚间举行，胡厥文不辞辛劳积极参与，在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宣告民主建国会成立。自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民建从筹备开始到成立，始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指派干部与民建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负责同志常应邀出席民建举行的会议并发表讲话，公开支持民建参与的爱国民主斗争。这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民建会成立不承认、不支持、竭力进行破坏活动，形成了鲜明对照。
    民建成立后，胡厥文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亲身经历了重庆沧白堂、较场口陪都惨案、南京下关流血事件和上海地下斗争。经受了考验，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认为蒋介石一贯玩弄两面手法，欺骗人民。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暗杀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是害怕人民害怕真理的虚弱表现。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解放战争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中共中央颁布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黄炎培在沪秘密召开民建理监事会议，一致通过了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的决议。推举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尔后，黄炎培在中共秘密护送下抵达北平，在电台发表讲话，号召工商业者要坚持生产，防止破坏，迎接上海的解放。胡厥文作为留守上海的民建组织的负责人，在地下斗争中处境十分危险，但他毫无畏惧和退缩，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精神，和上海民建临干会宣传干事何萼梅一起预先起草了一份民主建国会迎接上海解放的宣言书，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好准备。从此以后，他食宿无定点，工作打游击，他的行踪连家人都不知道，直到上海解放时才回到家中。
    胡厥文是一位饱经沧桑的爱国工商业家。他坦言：“我这人秉性倔强，谁都不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理这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自己总结几十年来亲身经历对比中得出的结论。”他从实业救国开始，到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又向着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找到了革命的道路。1989年4月16日，胡厥文不幸病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撰写了一篇题为《矢志为公 严于律己》的悼念文章，称胡厥文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奋斗了近一个世纪，为振兴民族经济拼搏了70年，领导中国民主建国会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风雨同舟战斗40余年，称他是爱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会原主委。本文节选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