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研究和纠正思想上“左”的错误。1959年又对工商业者宣布了“五不变”的政策，即：定息政策不变、领不领听便，高薪不变，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的政策不变。后又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搞运动。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12月16日至1960年2月21日，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成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召开。这次会议有几个特点：

　　第一，会议时间长。大会首先召开了60多天的预备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交流了服务与改造的经验。会议集中讨论的主题是：对工商界多数人立场的估计；服务与改造的关系；工商界的前途。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亲切谈心，畅所欲言，在大会上发言的有101人，此外还有书面发言192篇。经过深入讨论，就工商界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为开好正式大会作了准备。2月19日至21日，二大举行正式会议，黄炎培致开幕词，陈叔通作报告。

　　第二，在这次会议中形成并贯彻了民建“自我教育”的方针，成为会的优良传统。自我教育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则。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提高认识的目的。这种和风细雨、发扬民主的会议也因此被称为“神仙会”。

　　第三，这次大会还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民建和工商界的实际，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这句口号长期以来深入人心，在广大成员和工商业者中发挥了广泛的指导作用。

　　第四，这次会议给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会议期间，刘少奇同民建、工商联的领导人举行座谈，重申了中共“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号召工商界要“顾一头、一边倒”，即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一心一意跟党走，一心一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这样，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谈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给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进行了选举，黄炎培任主任委员，李烛尘、南汉宸、盛丕华、施复亮、胡厥文、胡子昂、孙起孟、郭棣活任副主任委员，孙晓村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