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村（1906—1991年）浙江杭州余杭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共产党亲密战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卓越领导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孙晓村在青少年时期，目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黑暗，产生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反帝爱国思想，形成叛逆性格。他的父亲是临平镇一个房地产主，拥有大量房地产。孙晓村年少时，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跟着父亲去挨家挨户收房租。他厌恶这些，想尽快离开家庭。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孙晓村就读于杭州宗文中学，寄居在叔父家。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三年后转入本科。震旦大学是法国教会办的，法国教父对中国学生盛气凌人，规定可以看哪些书，不能看哪些书，使他的求知欲受到了限制。“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进步同学一起在上海参加反帝爱国大游行。孙晓村决心离开上海震旦大学，考入北平中法大学就读。期间，他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示威游行活动。他通过上海震旦大学同学王汝阳认识了王的哥哥王昆仑，并住在王昆仑家。王昆仑将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进步书籍借给他阅读，并动员他加入国民党。孙加入国民党后才知道王昆仑是属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杀害了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26日，李大钊被害。基于义愤，孙晓村不顾个人安危，在革命低潮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一面在中法大学继续读书，一面接受党组织指示，在印刷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积蓄革命力量。由于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卖遭破坏，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回南方，从事教员和杂志编辑工作，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撰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报刊和专刊上，揭露中国农村已到赤贫地步，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呐喊呼号，提出中国农村的复兴根本出路在于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因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被捕入狱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6年5月30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圆明园路女青年会宣告成立，孙晓村当选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它的重要作用，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代表人民的要求，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掀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救国会最初是从举办读书会开始的。1933年下半年，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王枫等发起成立南京读书会。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各大中城市，进步青年聚在一起学习谈心。采用读书会的名称，是为了使这个组织的团结面越宽越好。初时读书会只是组织大家读些进步书刊，定期讨论，后来，随着形势日益危殆，讨论政治问题的中心就成为救亡图存问题。1935年8月，中共地下党通过沈钧儒、邹韬奋、钱俊瑞等同志的推动，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举行一次会议，上海、无锡均有代表参加。会议决定，以读书会为基础，筹组南京各界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与“一二九”运动相呼应，以燎原之势推动大中城市纷纷成立组织。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救国会的成立进行激烈反对并予以镇压。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在上海的救国会七位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把他们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苏州看守所。接着在南京逮捕了曹孟君和孙晓村。1936年11月28日下午，孙晓村正在财政部开会，有人走进会议室对他说“洛阳有人要和你谈话”（此时蒋介石正在洛阳）。当孙走出会议室时，见到两个特务带着手枪，出示一张逮捕证，上书“赤匪嫌疑、危害民国”。就把他带走了，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第二天有人来审问他，第一句话对他说，“你要知道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孙回答，“做亡国奴更惨”，并质问，“我是财政部的科长，你们抓我有什么理由？”那位刑审员说，“这是洛阳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我们有证据。”在这以后，又将孙转至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孙晓村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的浩然正气。“七七事变”后，看守所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给关押的人都带上了手铐。1937年9月，孙晓村经营救被保释出狱，他被带到司令部军法官办公室，军法官向他宣布，“今天保你出去，我们同意了。但你的认罪态度不好，散发共产党文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两年执行。在这两年时间里，随时可抓你的。”孙回到牢房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宪兵司令部监狱，他在这里整整关押了9个月。 

        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他们率领代表团去苏州看守所质问“救国有何罪？抗日违反什么法？如救国有罪，把我们也羁押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声援下，蒋介石迫于民众的压力，只得把救国会领导人放了。“七君子”和孙晓村等人恢复自由后，继续从事爱国革命工作。

                              坚持隐蔽斗争迎接解放 

        孙晓村在建国前从事过许多职业，当过教师、职员，做过专栏杂志作家、编辑，在国民党政府机构中任过专员、科长等职。外界人看来他当了“官”，其实不是如此，主要为灰色自己，使自己有一个公开合法身份，有机会接触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周旋于他们之间了解内部情况，遵照地下党指示，开展争取人心和营救进步人士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晓村回到上海，与吴觉农共同创办兴华制茶公司，并任副总经理，同时担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学、社会学教授。1945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担任国内部主任，利用自己的社会联系，在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宣传，促进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的工作。1947年，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建立，他积极参加工商界星期聚餐会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和政策，介绍解放战场的形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聚餐会及时把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告诉与会者，并通过他们向工商界传达。这对稳定工商界人心、保护工商企业、迎接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孙还参与发起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任理事。1948年10月的一天，他接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通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一张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要设法尽快躲避。他和夫人吴元戌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就转移到其他地方，由亲戚帮助购买火车票，三天后全家人到了杭州，住在他的岳母家——杭州华藏寺巷华芷里4号。这期间，孙晓村深居简出，对外化名孙春霆，头衔是杭县县银行董事，还印了名片。来往信件一律外套大信封，寄到他的妻弟吴言的工作单位，由吴转交。 

        孙晓村住在杭州，很少外出，但他并没有停止活动。仍对他熟悉的杭州金融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层人士，如原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原中国农民银行杭州分行经理，原浙江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等人做过争取工作。杭州解放后，他曾向杭州市军管会提供过一份杭州各界积极分子的名单，为杭州市军管会从国民党旧政权手里接收过来后能迅速恢复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三、四月间，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通知孙晓村，在他上海住宅区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在徘徊，认为目前住在杭州岳母家仍不安全，要他赶快转移他处。这样孙进行二次搬家，住在下城区一条偏僻弄堂水陆寺巷一间破旧平屋。自此，他闭门不出，由他的女儿孙阳生和妻弟吴言两人轮流照顾，每天或隔天傍晚给他送去衣物、食品、信件等。在这段时间曾有特务到他的岳母家探听他的去向。一次，他戴了大边花呢帽（旧称铜盆帽），想出外理发，不料出门不久，就遇到一个特务，他赶紧压底帽沿避开回家。自此以后，他理发就找沿街叫喊的理发担子到家里，不再外出理发。孙晓村隐蔽在杭州日子里，家里人常听到低声在吟唱《国际歌》，充分显示他虽身处逆境，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次日孙晓村和夫人就搬回岳母家住。当天上午，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指派军管会工业部长郭静唐、交际处处长胡成放，携谭震林名片来看望他，并请他全家人晚上观看新编京剧《闯王进京》。5日以后，在军管会领导下，孙晓村开始公开露面，向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大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做好稳定人心工作，积极搞好生产经营。

                             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尽心竭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孙晓村去上海，被任命为华东油脂公司总经理，后又担任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不久调到北京工作，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财经计划局副局长、中国银行公股常务董事等职，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1949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同年，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会议。民建一大至五大期间，分别担任民建中央宣教处处长、民建中常委、民建中央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以及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等职。尽管工作任务繁重，他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两条根本信念：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他对党是一贯的坚定与忠诚。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多党合作制度的根本保证。1989年初，中共中央在酝酿制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征集各方面意见期间，孙晓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一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总格局中，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八个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与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这个关系要摆正。在执政问题上，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该共负责任、荣辱与共。”又指出，“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中解救出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尽最大力量保护了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在团结战斗中亲密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的今天。” 

        二是坚持团结。他十分重视民建会内团结，把团结同志列为担任领导人的必尽职责。1986年他在民建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语重心长地讲了四点意见：第一“要顾大局”。他认为，要想一想过去的苦难，看看神州大地到处欣欣向荣的现实，望一望光辉辽阔的社会主义前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大局出把力，还有什么理由不顾大局而为自己争这争那；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团结起来，为四化服务。第二“要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别人”。他认为，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优点一般人往往能做到，可贵的是知道自己的缺点。对待别人，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要从发展变化上看人，看人的素质怎样，主要作风怎样，切不可抓住别人的某一缺点而否定一切。第三“要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互相共事，谁的意见对，就接受谁的意见。有时，有不同意见而且本人坚持，要允许保留，但执行时要按照集中起来的多数人的意见来实现。第四“要在工作中，摆正自己的位置”。他说，凡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有一定范围的用人权、用钱权、作决定的权。“这个权是组织、人民给我们的，要用来为大局、为改革、为四化服务，不能为个人谋私利”。孙老不仅是宣传，而且以身作则作表率。 

        孙老年高体弱，会务繁忙，兼职很多，但他都尽心尽职努力做好。他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心胸开阔、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在生活上自检自律，以奢为耻。他长期住在机关干部普通宿舍里，房间里竟然连一对沙发都没有，只有几把软的扶手椅。在寻常百姓的家里彩电早已普及，可他的家里只有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他患有严重哮喘病，当时北京没有适用的药，就自费从上海购买，从不向有关医院提出进药的要求。他的内衣大都缀有补丁，还舍不得丢弃去购买新的。在机关里他常见到祝寿的邀请函，认为是浪费，提出此风不可长，提倡不搞祝寿活动。他生前嘱咐后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把遗体捐献给医院供医学研究用。孙老德高望重，是全会的楷模。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省委会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