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 肝胆相照
——民建与中共几代领导人亲密交往、团结合作的情谊
发布时间：2011-06-14 1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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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 炜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创建了统一战线理论，作为克敌制胜三大法宝之一。依靠统一战线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长期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人民信赖它，拥护它，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
民建在民主革命时期，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内战、独裁政策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48年4月30日，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49年9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民建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新中国成立后，民建积极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民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建国前的处境相比，冰火两重天，形成了鲜明对照。回顾建国前民建参加反帝爱国民主运动，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斗争，行动受特务监视、会所被查抄，黄竞武等三烈士英勇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人民战胜黑暗给国家带来了光明前途，也是中国共产党帮助处于极度困难、风雨飘摇之中的民建获得了新生。民建领导人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深的感激敬仰之心，对新中国建设抱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60多年来，民建与中共几代领导人始终不渝地保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关系，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政治风浪的考验。我结合会史会章的学习，把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史实记录下来，旨在学习和继承我会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传统，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做党的挚友诤友，同心同德，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建议发行建设公债 缓解国家财政困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政府从大陆携带大量黄金、美钞逃往台湾，留下了一副烂摊子，不少工商企业奄奄一息，不法商人乘机投机捣乱，造成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生活艰难。政府为医治战争创伤，需要大量建设资金。但国家财政异常困难，中央人民政府想方设法积极争取财政状况的好转。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章乃器，以前曾在国民政府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有丰富的财政知识，非凡的理财经验，他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在全国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后几期改名为国家建设公债）。他的建议很快被政务院采纳。公债在全国发行后，广大民建会员积极投入这一爱国行动，一些骨干会员不但自己带头踊跃认购，还分别担任地区和行业公债推销分会负责人，他们不辞辛苦，出色地超额完成了推销任务。有的会员还在自己认购公债券盖上“支援建设、永不兑现”印章，充分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
建议将支援军改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国侵略军越过“三八线”，战火很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金日成首相致电我国政府请求援助。当时国内刚结束解放战争，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土改还未进行，残留土匪特务还未肃清。军事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要不要出兵支援朝鲜。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进行了认真地协商，向他们反复说明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我们反抗美帝侵略是完全必要和正义的。在统一认识基础上，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
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后，即着手研究用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黄炎培得知后，特地登门造访，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不好打啊！”黄炎培接着说：“‘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是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明白了黄炎培的意思，说“很有道理”。立即从笔筒拿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为“志愿”两个字。并说：“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之间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是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毛泽东接受了黄炎培的意见，为赴朝部队定了名。
广大民建会员响应联合宣言号召，踊跃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和签名运动，参加慰问志愿军伤病员活动和捐献飞机大炮。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赞扬民建运用 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11月，民建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会议主题是讨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问题，即是否存在两面性，是否还需继续改造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会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12月4日，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他还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人民内部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毛泽东称赞民建会议开得好，也为民建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建议摘掉资本家帽子 重视人才使用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民建工商联老同志。邓小平首先提出，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胡厥文发言说，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补充说，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大有人力可挖。荣毅仁提出，吸引外资需要有一部门，避免多头对外。古耕虞谈到，只有明确建国以来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才能解决心有余悸的问题。他建议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并递交了书面建议。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五老”的意见，提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同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宣布：“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了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民主党派“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的讲话，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闻讯后无不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他们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指引下，积极开展了以工商专业培训和经济技术咨询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服务活动，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根据邓小平“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成立了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王光英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些机构是我国对外联络重要窗口，为扩大开放，引进资金、人才、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对荣毅仁说：“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要把吃奶的力气用出来 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年过八旬的胡厥文劲头更足了。正当他在集中精力思索怎样贯彻落实中央和邓小平指示时，医生告诉他，经检查确诊胃部有癌变。当时厥老的心情是“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他抓紧时间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就在得知身患癌症的一周内，他便约请来京开会的上海、江苏民建工商联部分同志座谈，指出“现在是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积极做贡献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勉励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厥老发自肺腑之言给与会同志莫大的鞭策。
厥老做了手术后，1981年9月，他利用去南方休假机会，专程到江苏常州市考察工业发展情况，考察结束后，他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同志写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很快得到胡耀邦的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个批示胡厥文最早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听到的，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雷厉风行，国家前途无量！
建议把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是民建一切活动的根本准则，民建领导一贯重视民主法制建设。1993年1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要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孙起孟邀请部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问题举行座谈，随后民建中央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2月，中共中央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案》，得知没有涉及多党合作问题，民建中央委托李崇淮在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万里委员长听后说：“李崇淮的建议很好，宪法上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意见转乔石同志（修改宪法小组组长）阅。”3月，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要求“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同月，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民主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民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采纳，并写入了中共中央提交全国人大的建议案。3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上写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将这一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06年1月，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温家宝专程去医院看望孙起孟，对孙起孟说：“你对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有功劳的。”
保持经济界特色 是民建发挥参政党作用的优势所在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2002年12月，胡锦涛、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同志走访民建中央机关，看望机关工作人员，并和民建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座谈。胡锦涛在座谈时说：“民建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长期以来，民建和我们党团结合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锦涛强调：“民建人才济济，具有自己的优势，希望民建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更广泛地凝聚广大成员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改革深入调研、献计出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胡锦涛的讲话使民建倍受鼓舞。这些年来，民建在履行参政党职能中，一直重视发挥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参政议政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具有自己优势的领域。如2006年年初，我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管好用好巨额外汇储备事关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同年2月，胡锦涛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提出请成思危就外汇储备问题进行研究。民建中央在深入调研后形成了《对管好用好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建议》，提交中共中央。胡锦涛、温家宝分别对建议作了批示。又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资企业采取优惠于内资企业的“双轨制”税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民建中央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列为“一号提案”，其建议被国务院采纳。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民建强调要举全会之力支援灾区及灾后重建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昌智、张榕明联名提出《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建议》，得到了胡锦涛的批示。2010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胡锦涛参加民建、工商联界委员的联组讨论，对民建参政议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过去的一年里，民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认真地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的协商，重点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境外资金流入监管、扶持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等方面建言献策，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系六届省委会名誉主委）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创建了统一战线理论，作为克敌制胜三大法宝之一。依靠统一战线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长期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人民信赖它，拥护它，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
民建在民主革命时期，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内战、独裁政策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48年4月30日，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49年9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民建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新中国成立后，民建积极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民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建国前的处境相比，冰火两重天，形成了鲜明对照。回顾建国前民建参加反帝爱国民主运动，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斗争，行动受特务监视、会所被查抄，黄竞武等三烈士英勇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人民战胜黑暗给国家带来了光明前途，也是中国共产党帮助处于极度困难、风雨飘摇之中的民建获得了新生。民建领导人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深的感激敬仰之心，对新中国建设抱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60多年来，民建与中共几代领导人始终不渝地保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关系，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政治风浪的考验。我结合会史会章的学习，把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史实记录下来，旨在学习和继承我会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传统，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做党的挚友诤友，同心同德，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建议发行建设公债 缓解国家财政困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政府从大陆携带大量黄金、美钞逃往台湾，留下了一副烂摊子，不少工商企业奄奄一息，不法商人乘机投机捣乱，造成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生活艰难。政府为医治战争创伤，需要大量建设资金。但国家财政异常困难，中央人民政府想方设法积极争取财政状况的好转。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章乃器，以前曾在国民政府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有丰富的财政知识，非凡的理财经验，他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在全国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后几期改名为国家建设公债）。他的建议很快被政务院采纳。公债在全国发行后，广大民建会员积极投入这一爱国行动，一些骨干会员不但自己带头踊跃认购，还分别担任地区和行业公债推销分会负责人，他们不辞辛苦，出色地超额完成了推销任务。有的会员还在自己认购公债券盖上“支援建设、永不兑现”印章，充分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
建议将支援军改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国侵略军越过“三八线”，战火很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金日成首相致电我国政府请求援助。当时国内刚结束解放战争，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土改还未进行，残留土匪特务还未肃清。军事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要不要出兵支援朝鲜。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进行了认真地协商，向他们反复说明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我们反抗美帝侵略是完全必要和正义的。在统一认识基础上，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
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后，即着手研究用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黄炎培得知后，特地登门造访，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不好打啊！”黄炎培接着说：“‘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是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明白了黄炎培的意思，说“很有道理”。立即从笔筒拿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为“志愿”两个字。并说：“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之间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是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毛泽东接受了黄炎培的意见，为赴朝部队定了名。
广大民建会员响应联合宣言号召，踊跃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和签名运动，参加慰问志愿军伤病员活动和捐献飞机大炮。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赞扬民建运用 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11月，民建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会议主题是讨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问题，即是否存在两面性，是否还需继续改造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会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12月4日，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他还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人民内部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毛泽东称赞民建会议开得好，也为民建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建议摘掉资本家帽子 重视人才使用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民建工商联老同志。邓小平首先提出，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胡厥文发言说，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补充说，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大有人力可挖。荣毅仁提出，吸引外资需要有一部门，避免多头对外。古耕虞谈到，只有明确建国以来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才能解决心有余悸的问题。他建议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并递交了书面建议。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五老”的意见，提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同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宣布：“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了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民主党派“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的讲话，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闻讯后无不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他们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指引下，积极开展了以工商专业培训和经济技术咨询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服务活动，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根据邓小平“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成立了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王光英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些机构是我国对外联络重要窗口，为扩大开放，引进资金、人才、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对荣毅仁说：“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要把吃奶的力气用出来 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年过八旬的胡厥文劲头更足了。正当他在集中精力思索怎样贯彻落实中央和邓小平指示时，医生告诉他，经检查确诊胃部有癌变。当时厥老的心情是“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他抓紧时间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就在得知身患癌症的一周内，他便约请来京开会的上海、江苏民建工商联部分同志座谈，指出“现在是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积极做贡献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勉励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厥老发自肺腑之言给与会同志莫大的鞭策。
厥老做了手术后，1981年9月，他利用去南方休假机会，专程到江苏常州市考察工业发展情况，考察结束后，他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同志写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很快得到胡耀邦的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个批示胡厥文最早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听到的，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雷厉风行，国家前途无量！
建议把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是民建一切活动的根本准则，民建领导一贯重视民主法制建设。1993年1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要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孙起孟邀请部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问题举行座谈，随后民建中央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2月，中共中央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案》，得知没有涉及多党合作问题，民建中央委托李崇淮在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万里委员长听后说：“李崇淮的建议很好，宪法上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意见转乔石同志（修改宪法小组组长）阅。”3月，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要求“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同月，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民主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民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采纳，并写入了中共中央提交全国人大的建议案。3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上写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将这一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06年1月，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温家宝专程去医院看望孙起孟，对孙起孟说：“你对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有功劳的。”
保持经济界特色 是民建发挥参政党作用的优势所在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2002年12月，胡锦涛、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同志走访民建中央机关，看望机关工作人员，并和民建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座谈。胡锦涛在座谈时说：“民建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长期以来，民建和我们党团结合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锦涛强调：“民建人才济济，具有自己的优势，希望民建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更广泛地凝聚广大成员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改革深入调研、献计出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胡锦涛的讲话使民建倍受鼓舞。这些年来，民建在履行参政党职能中，一直重视发挥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参政议政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具有自己优势的领域。如2006年年初，我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管好用好巨额外汇储备事关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同年2月，胡锦涛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提出请成思危就外汇储备问题进行研究。民建中央在深入调研后形成了《对管好用好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建议》，提交中共中央。胡锦涛、温家宝分别对建议作了批示。又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资企业采取优惠于内资企业的“双轨制”税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民建中央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列为“一号提案”，其建议被国务院采纳。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民建强调要举全会之力支援灾区及灾后重建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昌智、张榕明联名提出《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建议》，得到了胡锦涛的批示。2010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胡锦涛参加民建、工商联界委员的联组讨论，对民建参政议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过去的一年里，民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认真地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的协商，重点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境外资金流入监管、扶持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等方面建言献策，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系六届省委会名誉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