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延安有关的岁月
　　1949年5月，解放军二野金华驻地来了一女一男，他们来自诸暨，女子面容清秀，气质不凡，看上去四十出头，却已六十开外。当时部队正要开拔，但该女子硬是找到了部队的首长，要部队将她带来的这位小青年带走。这位女子向首长讲，她带来的男青年是她八个子女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留在身边的一位，其余七位子女至今不知在何方。首长听后将信将疑。接着女子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许正是这句话打动了首长。就这样这位小青年被批准成为了中国人解放军二野中的一员。小青年参加了攻打解放重庆的战役，攻入重庆后又接管了北郊机场。
    上面讲到的这位女子正是我的奶奶孙兰贞，这位小青年是我父亲八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我们称其为小叔。建国初，小叔第一次回家来见母亲（那时奶奶住在我家，杭州法院路光齐里），已经带着随从，他告诉母亲，说他现在四川江津县担任区长之职，区里正在搞民主反霸，打土匪等工作，奶奶听完小叔的汇报后先是赞许，然后又批评说：“你大哥（指我大伯）的官做得比你大，为什么没见他也带随从。”小叔一时无语，还是父亲帮着解围，父亲说：“四川一带土匪很多，没有警卫很不安全。”
　　建国前，奶奶带着小叔找到二野参军，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对我们周家来说，奶奶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她八个子女中的四位一次送向延安，算是一次大手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寇就入侵到了我的家乡浙江诸暨。日本飞机天天轰炸，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我的奶奶这时已下定决心，要把身边的子女全部送到延安去，交到共产党的手中。奶奶联系上一个从长沙来到诸暨搞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叫保罗，在保罗同志的陪同下我奶奶亲自带着在身边的我小姑时年13岁，我的五叔时年14岁，我的四叔时年18岁，来到湖南长沙。我的大伯时年22岁，闻讯后也赶到长沙与他们汇合，去长沙的途中，他们还结识了一个叫叶方的有志青年一起同行。在保罗的陪同下他们一行来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当时的负责人龙潜同志，办事处的同志当时觉得他们一行年纪太小不同意，但在奶奶的恳求下，龙潜同志还是给开了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由于战事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行分成三批，保罗同志陪我奶奶回诸暨，我的四叔跟途中结识的叶方先出发，我的大伯、五叔、小姑一行，他们相约在西安见面（这一分别他们与四叔从此再没见面，建国后四叔牺牲的消息是从叶方同志口中得知，建国后叶方同志先是担任东北重工业厅厅长，后又调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在长沙滞留期间，一天大伯意外得到一个消息，十八集团军在重庆招兵，欣喜之余，大伯带着小姑、五叔赶往重庆，找到了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可是由于小姑和五叔的年龄太小，又由于离开湖南前介绍信是开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不能接受，大伯几次向办事处的同志说明情况都不能得到通融。而他们仍不死心，每天都去办事处的门口守候，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一位办事处的首长。那是一位面目慈祥和蔼可亲的首长，大伯抓住机会，拉着弟妹赶紧上前，向这位首长说明情况。我小姑和五叔则大声重复着奶奶在路上教给的话语“我们要到延安去，我们要见毛主席”，首长笑了，亲切地摸了摸我五叔的脑袋，在他的批准下，他们一行才被接受下来。这位首长，后来才得知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建国以后，我的大伯以南下第六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的身份跟随陈毅进入上海，担任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首任党委书记、上海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及华东党校副校长之职。我的小姑和五叔，则分别担任解放军159医院及280医院的院长之职，五叔不但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参加了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
　　五叔作为军医院的院长，在抗美援朝前线，亲自上去救护伤员，漆黑的夜里，不能开灯，救护车撞上了行进中的火车，其他同志都壮烈牺牲，五叔身负重伤幸存，被朝鲜老乡救下后转后方医院，从此，他的脚就有点跛了。
　　建国后奶奶的七子女在我家有一次团聚，团聚中得知我的三叔和大姑早于194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隐藏于由民建浙江省创始人唐巽泽在浙江龙游任县长时的国民党县党部，建国后他们分别在广西和嘉兴文体系统担任领导工作，我的父亲则成为党内著名高级知识分子。
　　我的奶奶为人端庄、深明大义，对于子女放弃家业投身革命起到了教育、支持、引导作用，她一生受到自己六个儿子、二个女儿和全部第三代极深的敬重。她经历了清末、民初这段最黑暗的年代，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乱年代，她用她一个旧时代过来的中国妇女的作为，为她的后代找出了一个答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作者系民建杭州市城建二支部会员、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浙江公司原常务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