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出席厥老诞辰１１０周年座谈会，心情很不平静。每当我回忆起厥老时就想起孙起孟主席在《胡厥文回忆录》代序中的一段话，他说；“厥老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前进，脚踏实地实践自己爱国、救国、建国的抱负；因此，他成为我国民族工商界的先进分子和带头人。”我和起孟同志一样对厥老有着深深的敬仰之情，特别是我到民建中央后，经常得到厥老的关心和教诲。我认为厥老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和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一生。他性格倔强，但是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待人宽、对己严，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为他正直、坦诚，对同志关怀备至所感动。怀念厥老，追忆他在４０多年的岁月中，始终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患难与共、并肩战斗，成为党信赖的战友和诤友，我的感受是，厥老一生爱国爱民，拥护共产党领导，与党和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  　　不少人都知道厥老曾两次留胡须。第一次是日本侵略中国，为铭记国难所留。记得厥老对我讲过，在抗战期间，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废寝忘食，日夜奔忙；为了支援前线抗日军队，动员、组织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后方建立临时工场，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等武器，没时间剃须理发，以致胡须满腮，有人问是不是为美所留，他回答说：“蓄之以记国难，等赶走倭寇时再剃”。结果一留就是十四年，直到抗战胜利，大家称他为“抗战胡子。”第二次是1976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逝世，厥老悲痛欲绝，为了化悲痛为力量，再次蓄下胡须以志纪念。谈到厥老对党的感情，特别是对周总理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和我们谈起时，都会激动地说：“周总理是我所接触中最为敬重钦佩的共产党员，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他是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最有成效的共产党人之一。”厥老还强调，他是在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洪流中的，他把周总理识为自己一生中第一知己和最崇敬的人。他还经常向我讲起，自1945年在重庆有机会见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之后就同他们结下友情。厥老说：“周总理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对我很关心，早在重庆时周恩来就经常从延安让人带些小米、红枣、草席等土特产送给我”。1974年厥老做那大手术，周总理亲自打电话询问病情，之后还找他多次长谈，使他受教益。周总理去世时，厥老己80岁，听到噩耗，他放声痛哭，茶饭不思，当天就写信给邓颖超同志，表示沉痛哀悼。他给邓大姐信中有一首诗；“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我国伤”。可见厥老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深厚感情。厥老在有人问他第二次留须何时剃除时说：“我坚信毛主席、周总理倡导的在中国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宏图一定会实现，为了实现他们的遗愿，这次留的胡子要到实现四个现代化时再剃”。  　　今天，我们怀念厥老，值的一提的是在他最后住院的四年期间每逢有关节日，中央和统战部的领导同志都去医院看望，特别是他每年过生日时，总会收到他们送的蛋糕和鲜花。记得有一次我和民建的同志去看望他时，他对我们讲：我对国家是乐观的，而且是一贯乐观的，我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现在党中央当家当的好，对这么好的党中央，一要拥护她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身体力行的去做；二是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直言不讳地向党提出来，这样才算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厥老在我们民建会内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的道德情操有口皆碑。１９８７年，他在病中听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陈云、邓颖超，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都主动离休，深感自己年事以高，又长期住院，应该让年轻的同志来更好地领导民建会的工作，就分别找起孟同志和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坚决辞去了主席职务。他对起孟同志和我说：“在新老交替的问题上，老同志要出以公心，采取主动，诚心让贤”。他以身作则，推荐新人，在会内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为我们大家做出了榜样。  　　厥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热爱民族、热爱国家并为其不倦奋斗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希望民建会能够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牢固始终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的信念，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