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日益加速，个体化特征和趋势日益清晰，个体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的困扰。各类主体对社会事务主张诉求多元、纠纷多发、分歧交织，基层治理领域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如垃圾分类、加装电梯、老旧小区停车……基层治理问题多、挑战大，如何化解基层矛盾、有效回应居民需求，是基层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亟需新的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政治协商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保障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手段，有“协商第一前线”之称。人民政协作为党委政府联系各界群众的桥梁纽带，在思想沟通、关系协调、矛盾化解、情绪安抚等方面能发挥独特作用。基层协商民主拥有多元参与和平等尊重的强大优势，是基层治理的“好帮手”[1]。因此，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务实之举。
一、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
多地市县政协聚焦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做法，具体实践和成效如下。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协协商制度保障
201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印发《县（市、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开“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嘉兴市南湖区政协出台了《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民主协商相衔接与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健全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工作机制，完善区政协领导联系指导基层联络室工作制度，建立区政协各专委会与联系界别、基层联络室的日常联系制度[2]。2021年8月13日，浙江省政协结合省委数字化改革决策，作出全面推进“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平台建设的工作部署，这是浙江省政协深化“请你来协商”向基层延伸的一项工作创新。比如，安吉县政协自2020年以来，系统构建了“安吉之治·我来协同”工作体系，在浙江省基层政协率先出台《政协关于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助推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号召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了全国、省、市各级媒体的关注[3]。上海市静安区政协在推进基层政协工作中，结合各类上位法规和文件，细化出台各种规章，尝试给基层政协实践完善更多符合组织法的规定，包括制定的《政协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优秀提案评选办法》增加了优秀提案的评选程序，《政协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条例》增加了“社情民意信息联络员”的内容，《政协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委员视察工作的意见》规定更为细致的组织规则，如“认真选好视察题目”等[4]。各地的探索和实践，为政协协商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建立政协委员街道工作站，健全政协工作网络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设置最低至县级。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断高涨，这种组织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加强街道、社区的基层政治协商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基层民主协商组织、机构、制度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和要求的重要举措。一些经济发达城市，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已经积累相当成熟的街道、社区政协工作经验和规范总结。浙江杭州，江苏泰州、苏州、无锡，广东广州、佛山等地，很多地方设立了街道（乡镇）政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协工委），与当地街道（乡镇）党委、政府共同处理地方所要解决问题[5]。杭州“已在全市一百多个乡镇（街道）建立了政协工委，为基层党委政府、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搭建协商平台”[6]。北京市政协常委会2020年5月29日审议通过的《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加强委员联系群众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市、区两级政协协同，在有条件的大型居住区和商务楼宇建立委员工作站，开展联系基层群众的活动。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室）的授牌设立，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协商”不仅是有了实体有形的工作机构，而且可以随时找到人找到点面对面“反映情况”。对于政协委员来说，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作为接地气，察民情，听民意的前沿一线机构，有利于提高委员与居民的“定点沟通、精准沟通、有效沟通”。更重要是工作站（室）代表组织批准授权授牌，其正规性，权威性，可信性是“虚拟”平台无可比拟的。毫无疑问，这些探索对于健全政协工作网络、拓展工作空间、延伸工作触角、广集民智，提高履职水平，提升基层民众对政协的认可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展数字政协，扩展了基层协商的空间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政协协商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交流渠道，也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崭新的发展驱动力，干群沟通、政企沟通、民众沟通进入更加自由与开放的阶段。各地政协纷纷开启了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并做出了多样化的探索。如北京、浙江、广东等多地探索“数字政协”机制，很多市县政协设立了“委员之家”“协商在线”“协商论坛”“网络议政日”等平台，运用远程协商、网络议政、云端会客厅、线上＋线下协商、掌上会场等多种方式，做了多样化的实践探索，实现政协履职数字化、智能化。比如淮安市打造的“码上议事”平台，“来自淮安市‘有事好商量——‘码’上议’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底，该平台累计征集各类议题27073个，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协商议事活动超14661场次，议题采用率达54.2%，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9735个，群众跟帖建议、点赞互动超115万人次。这个平台，被群众誉为‘永不落幕的协商议事室’”[7]。从已有的探索实践来看，数字政协创新了政治协商的形式，打造永不落幕的政协会议，为人民群众与政协委员搭建了一个全天候、无障碍的沟通平台，拓展了协商议政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委员建言献策的效率，使得政协委员更快速、便捷地了解社情民意，履职更方便、更接地气，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
（四）聚焦基层民众关切的问题，增强人民获得感
各地方政协的探索以知民情、解民忧为着力点，重点围绕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进行协商，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事。如广东江门市政协打造“委员议事厅”协商平台，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围绕幼儿学位、养老床位、公园品位、城区车位等民生领域“四位”问题开展协商议政，得到了群众的认可[8]。浙江省舟山市围绕聚焦“三毛祖居景区改造提升项目”的协商，景区终于解决了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杭州桐庐莪山畲族乡龙峰村组织村民参与议事，收集整理出“开发畲乡高山流水宴”“发展红曲酒产业”等15条建议，助推了龙峰村的发展，等等[9]。市县政协参与基层治理，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负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对基层治理中行政任务下达的形象表述。上级政府决策层、职能部门等下达的各种行政任务，最后的承接主体往往就是社区（村）。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承担了党建、综治、计生、环保、民政等多条线的工作，也承受了超饱和的职责压力，加班加点、工作量超负荷成为基层工作人员的常态，因此，他们很难投入精力做协商的相关工作。基层治理有了政协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基层工作人员负担，让政协协商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二、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分析
随着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开展，政协履职在实践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协商流于形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不够
少数领导干部对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协商民主意识不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薄。表现在开展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和形式化等问题。有的协商流程倒置，事后的协商代替了决策前的协商，虽然有详细的协商流程、参与机制等，但并没有真正将协商落实到位，而是象征性地找来一些居民代表，谁发言、发言多长时间等，都事先做了严格规定，并不符合真正的协商理念；一些委员否定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只是表面应付，虽然有相关的数字、照片、案例等记录，但只是形式上的成效，并没有真正将政协协商参与社区治理落实到位，而是用管理代治理、把服务当经营，导致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与实际需要相脱节，使得监督的成效大打折扣。
（二）宣传氛围不够浓厚，群众参与度不高
协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信息的对称性。政协委员作为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市场主体、人民群众的中介纽带，需要在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爆炸信息社会里，发挥精准协商、高效协商、有效协商，才能更好履职尽职。但是，群众对政协委员的认识，存在“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只见其人，不闻其声”的情况，较大的影响了政协委员和政协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功能和作用发挥。而且部分群众对政协民主监督存在不信任感，谈的是简单表面的问题，导致其真正的诉求难以被及时发现。此外，在很多政协协商参与基层治理中，协商变成政协委员、教授专家等“能人协商”，忽略了群众参与。政协组织和委员，居民和群众自治组织双方相互了解不充分、群众参与度不高等状况严重制约了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发挥。
（三）忽视线下协商，过分强调数字化协商
网上的政协交流平台对于熟练使用网络，有充分网络资源供给的居民来说固然方便，可是对于相当部分遭遇数字鸿沟的老年居民和对网络环境比较陌生的居民来说，数字政协就难以发挥作用。然而，恰恰是这些不熟悉网络的居民，可能是更需要疏导、交流、协商的群体。如果仅有线上的协商，缺少心连心的面谈，这样的协商也就少了为人民服务的温度。在科技发展的历程中，技术使人类走向个体化和原子化。要打破这种趋势，建立人与人之间稳固的情感信任联结，线下“面对面”的协商更具优势。居民对政府组织的了解、认可、信赖，很大程度仍然需要从线下常规常设的组织开始。市县政协协商平台，如需快速、高效介入居民政治生活，还得发挥“进小区、进园区、进厂区”的工作方法，深入居民生产、生活的神经末梢，授牌设立线下分站，让居民对政协有充分认识、了解和接纳。
三、推进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人民政协要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对新时期政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转换，而是基于我国社会转型发生重大变化的战略抉择，其根本是要实现执政治国方式的转变，即从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上下互动、国家与市场及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推进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已是必然普遍趋势。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市县政协履职的温度
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全过程都要真正能够表达各协商主体意见，不管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能充分表达各自的真实意见。不做文件上、报告中、挂在墙上的面子工程，而做有实践、有实效的政协履职工作。多站在群众立场、运用群众思维、熟悉群众习惯、深挖群众需求痛点、激发群众智慧和创造力。比如在基层政协可吸收社区组织及社会平台公司的参与，开发直接解决基层堵点的服务场景，把市县的统筹设计与基层的典型问题结合考虑。同时正确处理数字治理与传统治理机制的关系。比如，信息技术的使用可能形成数字鸿沟，加固社会分层，特别是那些不能熟练运用新技术的中老年群体，极易在数字治理的效率图景中被边缘化。因此，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难点痛点，体现政协履职的温度。
（二）做好议题规划，形成议题标准和制度
协商的成本越来越高，议题要与基层治理密切相关。可以以信访局12345平台、政法委基层治理平台、城市大脑一网统管事件库为数源基础，提取积累的高频事、无主事、疑难事，分析原因设置议题，精准细分事源街道、社区位置属性，有的放矢，针对性，分类分级选取各街道群众最关心的，涉及生活、工作、生态环境的大事难事，真正解决群众烦心事、苦恼事、急难事。那些很小的事，可以直接由物业（或居委会）去做了，没必要全部都要商量。同时通过大数据关联规律，发现事件表面无从觉察的隐患，把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中，提高议事平台的权威性、前瞻性。
（三）分类推进，紧扣共同富裕建设方案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目标，也是中央赋予浙江当下的使命和发展第一要务。市县政协参与基层治理需要紧扣“共同富裕”这一主题，特别是针对社区公共服务这一重要民生问题，依据省市共同富裕建设方案，特别是印发的共同富裕公共服务的各项量化指标，逐项“议事”。比如在社区养老、托幼、康养、公共文化、体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结合国家相关文件精神，梳理量化本地财力、社区专业服务人士的储备及市场化供给力量等“可供给因素”，“合议”出具有属地特色、属地实效、属地获得感的落地方案，依托市县政协率先探索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高效公平的社区“共同富裕”落地细则方案。
（四）规范协商流程，推动成果转化
进一步规范选题、调研、协商、成果报送和转化问效等环节。为防止一些协商成果“止于建议”，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有必要围绕基层治理中的大事难事，建立一事一议协商议事机制，实施跟踪监督、反馈协商结果，做到群众有所需、议事有靶向、反馈有效果。建立跟踪问效工作机制、合理确定督办时限，明确质量标准和阶段性目标，明确办理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常态化跟踪督办，积极开展协商成果回访，及时向群众反馈办理情况，推动社会治理从协商向落地转化，做到件件有落实。
（五）完善工作机制，推广政协委员工作站（室）和联络点
在街道设立政协委员工作站（室）、在社区居委会设立政协委员联络点，甚至可以突破提案办理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双周协商座谈、专题协商等传统协商履职手段。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协商”不仅是有了实体有形的工作机构，而且可以随时找到人找到点面对面“反映情况”；对于政协委员来说，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作为接地气，察民情，听民意的前沿一线机构，有利于提高委员与居民的“定点沟通、精准沟通、有效沟通”。更重要是工作站（室）代表组织批准授权授牌，其正规性，权威性，可信性是“虚拟”平台无可比拟的。
总之，政协协商参与基层治理的内涵非常丰富，目标也非常清晰。落实县市政协参与基层治理，构建“党委领导、政协搭台、服务群众、各方保障”协商的机制，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在解决政府服务民众的“最后一公里”上发挥更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既需要经验，也需要专业，更需要智慧。经验、专业和智慧的组合，就可以打造出一支坚强的市县政协参与社区治理的队伍，使基层社会成为执政体系的基石。
（本文获2022年度民建省委会理论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