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我国著名教育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近代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发起者与创立者。他一生积极投身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的理论思想宝库，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黄炎培秉持爱国主义，不断进行职业教育的改革实践，在长期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与中国实际相吻合的本土化职业教育思想，其职教思想对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改革有很好的启示价值和启发意义。一直以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是职业教育领域长盛不衰的研究主题。近年来，一些学者或对其大职业教育主义[1]、平民教育思想[2]、产教融合思想[3]、劳动教育思想[4]等的内涵及当代价值进行研究，或从工匠精神培养[5][6][7]、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8]、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理路[9]等方面讨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价值，或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各有所侧重地厘清其思想内涵及当代启示[10][11]，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也证明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极有价值的，但纵观已有的文献，少有研究者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与技能人才培养制度的角度梳理其发展与转化的价值。本文试图从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设计人才培养制度以及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三方面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职教改革的启示作初步探讨。
一、黄炎培职教思想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来源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他对于中国教育长期不断的观察、反思、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领域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学校勃兴。学生趋之若鹜于分利事业、毕业即失业，学校普而百业废的现象引起了黄炎培的注意，他认为“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并开始积极思考“然则何去何从乎”[12]的解决方案。1913年，他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倡导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否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国内外的教育考察，他又提出职业教育，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亲力亲为，不纸上谈兵，在办学实践中实现其通过职业教育发展经济、提振国力的理想。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之初，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入手的，如将职业教育定义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13]黄炎培也是从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出发将其目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黄炎培逐渐认识到人的个性对于职业选择的重要影响，职业教育对于个人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14]1934年，他将职业教育的目的扩充为四条：“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15]
黄炎培始终勠力推行职业教育，在职教社同仁及全国同行的共同努力下，虽然时局艰难，但几年间职业学校增设了，入学人数也增加了。如1918年有各类531职业学校所，到1921年，有各类职业学校720所，增加188所，增幅35.6%。从增幅看似乎还过得去，但720所的学校数对于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未免还是寒碜。这显然不能令他满意，他开始寻找症结所在，终于发现职业教育“大潮鼓荡中所未能去之暗礁，有二：其一，对于待施教育者，尚未予以充分之援助，而未敢遽责其尽量推行也；其二，对于需受职业教育者，尚未予以相当之指导，而无怪其但知升学以为荣也。”[16]他在苦苦寻觅去除这“暗礁”的良方，对前途充满希望：“无穷希望，尚在方来。”[17]
他意识到，“以前所办教育，总限于中等以上人家子女。实则此等青年，其数不及中等以下之多，其需要职业教育，亦不及中等以下之切。”[18]由此，他开始提倡平民职业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19]这一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道出了职业教育的症结所在。职业教育，不只是职业学校的职责，不只是教育界的职责，也不只是职业界的职责，而是整个社会的职责。社会中的每一个机构、组织乃至个人，都肩负提振职业教育之责。经过多年的实践、观察、思考、研究，黄炎培找到了在中国开展职业教育的正确道路。大职业教育主义就是基于中国实际的本土化的职业教育思想。
由上可知，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实际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展了大量的实验与实践，尤其是近些年来在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等领域积极探索，这为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当前，我们在稳步推进职教本科、“双高建设”等过程中，应充分吸收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尽管我国当今的职业教育形势与黄炎培所处时代有很大不同，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为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来源，指明了可能的方向。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改革面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所有职教改革的问题是不可能从移植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与职教模式来得到解决的，只能构建起中国特色职教理论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解释职教复杂现象，“社会视角”“大职业教育视角”依然是寻求当前职教改革难题解决之道的突破口。政府层面，要做好职业教育制度及体系的顶层设计，协调好与职业教育有关的政府机构的职能，发挥沟通教育界与产业界的桥梁作用，努力营造全社会都重视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职业教育界要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落实好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等政策，提升职业教育质量，避免教非所用、供非所求的与产业脱节现象。产业界要主动承担起职业教育的责任，履行好自己在产教融合、双主体育人中的职责，协同教育界开展职业标准及课程等的开发。家庭要配合学校开展职业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学生要坚信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人人皆可通过职业教育成才，牢固树立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就整个社会言，要树立职业平等的精神，但凡职业，“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20]让每一位职业人都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职业的幸福感。
二、黄炎培丰富的职教办学实践为设计与国情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来达职业的目的”。[21]职业是目的，教育是手段。职业教育是要为职业界培养合格人才，这种人才既可以发挥自己所学为自己谋生，又能利用自己所学为社会服务。谋生也好，服务也罢，都显示出职业教育浓厚的经济属性。所以，谋划职业教育，一定要从经济上着想。在国民生计凋敝的状态下，教育肩负着救国的重任。“倘使人人有相当的职业，充分的经济，谁亦不愿意去当兵，谁亦不愿意去干无聊的事，国家社会亦自然发达。”[22]黄炎培认为，谈教育而忽视经济，空言普及教育、强迫教育，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解决不了经济问题。那是否只办职业教育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也不是，那样也不是发达职业教育的根本途径。黄炎培认为，发达职业教育，就要使“教育要带职业，职业要带教育”。[23]
“教育要带职业，职业要带教育”，实则是要打破二者壁垒森严的界限，将二者有机融合。“教育要带职业”，就是要将职业教育渗透入中小学教育，初中开展职业指导，兼设职业科，小学进行职业陶冶。职业陶冶就是小学的课程、管理和设备等，根据本校学生情况，城市学校就适应城市生活，农村学校就适应农村生活，开展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这样，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为己治生、为群服务的兴趣与习惯。在中小学校增设农、工、商等职业科，曾招致时人的非议，认为在普通教育中加入职业教育，造成学制的混乱。黄炎培也曾彷徨过。恰在此时，杜威来华，黄炎培获悉其演讲主旨后，喜出望外，终于找到答案：“如博士言，二者直当认为一物，而非可别职业教育于普通教育之外矣。”他郑重地向国人宣告：“吾社向所提倡之主义，今后其可无庸疑骇。”[24]对于当时大力推行的义务教育，他认为也是借此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好机会。
“职业要带教育”是指要进行职业补习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积极开展职业补习教育，率先设立职业补习学校，至1921年，共设立职业补习学校11所。1927年，他们一边创办淞沪工业补习学校，一边调查平民学校的毕业生情况及其志愿，为将来创设职业补习学校作准备。可见，他们一直在积极落实“职业要带教育”的理念。
黄炎培提醒人们，办理职业教育，千万不能循规蹈矩于普通教育的模式。普通教育办什么，如何办，年限如何，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可违背，但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却可以灵活。民初实业学校的毕业生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的现象，黄炎培认为学校设置时太过于拘泥于统系而忽视社会需求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要晓得职业学校程度和年限，是完全根据社会需要和该科修习上的需要，而且职业学校修业年限宜分节，每节宜短，这倒是他的原则。”[25]
站在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立场，从新时代教育话语语境出发进行分析，黄炎培提倡的“教育要带职业，职业要带教育”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将职业教育纳入终身教育的意蕴。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种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并不仅仅是在职业院校内完成其教育目标的，在一个职业变动不居的科技社会与数字社会，人们不可能一生都局限于某一种职业，人们以多种方式接受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是生活的常态。职后教育、在职培训、转岗培训等在当今已是屡见不鲜。我们应突破原有的对职业教育的狭隘认识，即职业教育应是各类职业院校所开展的教育，它有多个实施主体，职业教育应该是开放的，这将有利于构建体系更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
同样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黄炎培职业教育实践和思想中有关劳动教育的内容。当前，中小学校是否要开展职业指导、职业陶冶，已经不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人们关注的是如何高效地开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各级各类学校应“根据各地区和学校实际，结合当地在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条件，充分挖掘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可利用资源，宜工则工、宜农则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劳动教育”。[26]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有天然的密切联系，黄炎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教育思想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27]我们应充分利用劳动教育之机，有效推进中小学的职业指导与职业陶冶。如，对小学生进行的劳动启蒙教育，我们可以将其与职业陶冶有机结合，实现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丰收。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它不仅在内容上有别于普通教育，在办学形式上也应有所不同。职业教育有其内在的规律，它的办学要遵从技术技能习得和教学的特殊逻辑，更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的内容、程度、年限以及教学形式等，都要考虑到社会的不同需求。比如，我国连续两年的高职百万扩招，其对象为农民工、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区别于传统的高考招生及单考单招等由下一级学校升到上一级学校的学生，对于他们的招考、教学、管理、毕业、就业等都要作出相应的变革。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它适应了当前社会的需求，也与黄炎培“必一以吾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而研究之”[28]的思想一脉相承。
三、黄炎培倡导的平民职业教育对技能型社会建设具有启示借鉴价值
职业教育可以使“无业者有业”，而在当时，无业者多为广大普通民众，因此，职业教育要重点关注普通民众，帮助他们获得一技之长，求得谋生的能力。在平民主义教育兴起之际，黄炎培认为，推广平民教育应从平民职业教育入手。“请观最近政府发表首都人口统计，总数四十九万七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不识字的，倒有三十六万三千七百九十四人，占了百分之七十二；而无职业的，倒又有二十六万九千一百八十二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试问，解决了失学问题，还有失业问题是不是可以不管？而况一般平民的心理，总以为‘书是有钱的人读的’，他们的眼光，总认谋生是第一，求学是第二；又况事实上，他们许多青年所以失学，就为是困于生计压迫，早早谋挣钱的缘故。所以我们认得清楚：要推广平民教育，定要从他们生计问题上着手；更认得清楚：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定要从职业教育上着手。”[29]他疾声提倡平民职业教育，称平民才是对职业教育最有迫切需求的主体。在多种场合，他都大力宣传平民职业教育。1924年，他“近拟注重平民职业教育”。[30]1925年，他将“职业教育宜从平民社会入手”[31]作为实施职业教育的三条原则之一。1927年，他强调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即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脚踏实地，用极辟实的工夫去做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须努力与民众合作。并称：“如果切实下此三大决心，吾敢保证他所办的职业教育，一定有效。”[32]这三大决心中，有两条都关涉到平民，可见他在推广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平民主义情怀。
黄炎培指出，办理职业教育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开设相关专业，并将此作为办理职业教育的首要原则：“职业教育之设施，须绝对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33]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利用本地环境的优势，帮助学生养成某种职业习惯，增强职业教育的效果。“办职业教育，不但着重职业知能，而且还要养成他们适于这种生活的习惯。所以办某种职业学校，必须深入某种职业环境，如农必于农村，商必于商业区，工必于工业区，即家事学校，亦须使学生勿远离家庭生活，然后耳濡目染，不致理想日高，事实日远。”[34]在某种环境办某种职业教育，不仅能使学生易于养成该种职业习惯，还可方便学生的实习。他还认为，学农的在家参加农业生产亦是接受职业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中所说“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35]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36]建设技能型社会战略的提出，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职业教育是“推动全民普及技能、……实现学历社会迈向技能型社会的关键”。[37]甚至可以说，技能型社会的实现程度与职业教育的水平相表里。“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实施路径，技能现代化亦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目标，二者具有天然耦合性。”[38]
建设技能型社会需要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其重点和难度都在于对占劳动力多数的农民工的培训。对农民工的培训已不再满足于新型职业农民，而是要“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39]“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都属于技能范畴，符合技能型社会的要求。“从技能型社会的视角看，高素质农民以‘高技能’展现‘高素质’，不仅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具有复杂的技术技能和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者、新经济新政策的实践者以及新产业新业态的开拓者。”[40]对此，职业教育需加快构建因地制宜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何谓“高素质”？它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而是一个具体内容因地而异、因时而变的概念。“它的生成不限于学历教育和传统的课堂教学，也存在于非学历教育、实践共同体等之中。”[41]黄炎培倡导的“教育要带职业，职业要带教育”的观点，对“构建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42]对着力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四、结语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他在长期的职业教育生涯中，对中国社会进行仔细观察、深入研究、系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真正意义上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职业教育思想。正因为该思想扎根于中国大地，才使它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历史时空穿透力。在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设计与国情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制度以及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仍不失为我们镜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本文获2022年度民建省委会理论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