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徐寿松同志学习热心办学、无私奉献精神
发布时间:2016-01-11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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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炜
一个前半辈子致力于“实业救国”、为民族工业振兴发展服务,后半辈子热心社会力量办学,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辛勤付出的百岁老人徐寿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2月31日凌晨2时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9岁。省市民建领导吴国华、郭吉丰、蒋福弟、钱碧琴、郭清晔和我,以及各界代表和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民建省委会主委陈小平送了花圈。
徐老191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县。1950年民建在杭州筹建组织时就加入了民建会,是老会员。建国前,他就读上海沪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他父亲投资的由六位浙江籍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共同创办的“六一织造厂”工作。在旧中国,民族工商业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官僚资本挤压,生存艰难。六一厂先在上海市闸北区开办,由于资金短缺,产品积压,迁至杭州中山中路弼教坊经营,勉力维持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大力扶持下,给予加工订货和银行贷款,企业获得了新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我省一家具有相当规模和品牌影响的现代化针织内衣厂。企业主要创办人胡海秋,是杭州市工商界代表性人士,建国以后先后担任杭州市工商联副主委、民建杭州市委会副主委、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副市长,以及其他兼职,成为社会活动家,公务繁忙,他无暇顾及企业工作,就全权委托担任经理的徐寿松和担任协理的金绛年具体负责。这两位都是民建会员,他们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年轻有为,依靠他们勤奋踏实工作,把企业生产经营搞得井井有条,人们称他俩是胡海秋手下的两位“白袍小将”。1953年国家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胡海秋、徐寿松学习了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讲话后,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带头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六一厂是全市最早实行公私合营企业之一。企业合营后改名为“杭州针织厂”,厂址迁至解放东路原长安纱厂旧址,政府任命徐寿松为厂副经理。徐寿松尊重公方代表,遇事与公方代表协商,合作共事关系融洽,深得公方代表信任,直至徐寿松企业退休后还经常保持联系。逢春节厂党委书记、公方经理都要把徐寿松、金绛年邀请去企业吃饭,听取他们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建议,这已成为常态。
1977年徐寿松退休时,正值“四人帮”粉碎,党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民建中央及时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徐寿松表示衷心拥护。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汤元炳目睹社会上不少青年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们学业,游荡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心中十分着急,汤老不计个人得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文革期间,曾因办学汤老被造反派批斗,污蔑他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毅然提出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建议,得到了省市党委政府赞同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但是,社会力量办学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必须解决存在的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无办学场所。钱江学校积极设法通过租借市区中学的校舍,如开源中学,杭十二中,大关中学等,得到了初步解决。白天中学生上课,晚上将教室租给钱江学校使用;二是无办学资金。四人帮粉碎后百业待兴,政府财力有限无力支助。汤老就动员工商界一些代表性人士詹少文、金志朗、王漱芳、黄瑞琳,自愿拿出文革期间被扣发的工资捐资办学。汤老还利用他个人声望,向在港的浙江籍爱国人士做工作,获得了他们的捐资和一批科研教学设备。三是无办学师资。就设法向在校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聘请兼职教师。在开始的时候,由于钱江学校社会上知名度不高,授课报酬又低,有些人不愿来。校方就以“三顾茅庐”精神,多次上门做工作,直至本人受感动而答允。而办学所需行政人员则从民建会员刚办理企业退休、身体健康又热心社会办学人员中选聘,共有30-40人之多。这样文革后我省民主党派第一所民办业余学校在1979年3月办起来了,汤老担任校长,詹少文为副校长。徐寿松是较早加入这支办学队伍的,他被安排在教务处工作。1983年起,被任命为钱江业余学校总校副校长。
钱江学校在省、市教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民建工商联关心支持下,坚持贯彻党的办学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重基础、重实用,坚持勤俭节约办学方针,学校规模得到较快的发展,从最初4个专业12个班400多名学生,逐渐发展为200多个班级9900个学生的一所面授业余学校。总校下设三个分校,徐寿松在汤老和詹少文支持下,放弃了在家退休享清福,挑起了学校工作重担,他团结依靠办学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起好表率作用。他爱校胜过爱家,每天包括节假日都要到校里去,处理日常一些事务问题。参加钱江学校办学人员的报酬是很低的,每月仅仅领取较少的津贴,但是工作量却很大,因为是业余夜校,除白天要上班外,主要是晚上时间,许多跟班的同志,下午4时到校前,以方便面和面包充饥,为晚上上课做好准备,到最后一节课上完10时左右才能回家吃饭。每周有3-4天是这样的,大家凭着爱国报国之心为四化建设做贡献。学校条件简陋,20几位同志都挤在一间大办公室工作。学校没有工勤人员,教室课桌椅摆放,学生自行车任意停放,要排列整齐,雨天盖上雨披等都由办学行政人员包干完成。徐寿松作为校领导还要站在校门口为来校授课老师迎来送往,老师上完课端上一盆热水洗脸,对年长的老师还要派车接送。热情周到细致的服务温暖老师的心,依靠艰苦办学精神铸就了钱江精神。省长李丰平和省委书记薛驹为钱江题词,对钱江学校工作作了充分肯定。
综观徐老的一生虽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在平凡工作中作出不平凡的事迹。他牢记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努力践行孙起孟主席倡导的爱国爱党爱会爱学的“四爱”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热爱民建组织,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勤奋好学之心一刻也未停止过。90多岁高龄每天坚持阅读报刊,学会电脑上网,关心国家大事,下载他关注的防止污染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问题,结合自己体会写成意见建议,分送有关领导同志。他坚持参加民建老同志学习组,在学习会上积极带头发言,思路清晰,不用书面稿纸,一些年轻同志听后都为之折服。他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作风正派、热心助人。曾多次被省、市教育系统评为先进,1989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上级颁发给他的奖金,分文不取,全部交给学校行政部门,购置一批雨具供师生上学时借用。从1983年起,连续三届(五届、六届、七届)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他视政协委员是崇高政治责任,认真履行委员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责,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重点关注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社会力量办学方面的意见建议,每年逢省“两会”召开前夕,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通过梳理向大会反映提出。我当时在民建杭州市委会工作,联系民建钱江学校支部,一起参加了这项活动。
如今,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常在。我们要向徐老学习勤奋好学、踏实工作,做一个社会有益的人。
徐老191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县。1950年民建在杭州筹建组织时就加入了民建会,是老会员。建国前,他就读上海沪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他父亲投资的由六位浙江籍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共同创办的“六一织造厂”工作。在旧中国,民族工商业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官僚资本挤压,生存艰难。六一厂先在上海市闸北区开办,由于资金短缺,产品积压,迁至杭州中山中路弼教坊经营,勉力维持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大力扶持下,给予加工订货和银行贷款,企业获得了新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我省一家具有相当规模和品牌影响的现代化针织内衣厂。企业主要创办人胡海秋,是杭州市工商界代表性人士,建国以后先后担任杭州市工商联副主委、民建杭州市委会副主委、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副市长,以及其他兼职,成为社会活动家,公务繁忙,他无暇顾及企业工作,就全权委托担任经理的徐寿松和担任协理的金绛年具体负责。这两位都是民建会员,他们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年轻有为,依靠他们勤奋踏实工作,把企业生产经营搞得井井有条,人们称他俩是胡海秋手下的两位“白袍小将”。1953年国家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胡海秋、徐寿松学习了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讲话后,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带头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六一厂是全市最早实行公私合营企业之一。企业合营后改名为“杭州针织厂”,厂址迁至解放东路原长安纱厂旧址,政府任命徐寿松为厂副经理。徐寿松尊重公方代表,遇事与公方代表协商,合作共事关系融洽,深得公方代表信任,直至徐寿松企业退休后还经常保持联系。逢春节厂党委书记、公方经理都要把徐寿松、金绛年邀请去企业吃饭,听取他们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建议,这已成为常态。
1977年徐寿松退休时,正值“四人帮”粉碎,党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民建中央及时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徐寿松表示衷心拥护。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汤元炳目睹社会上不少青年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们学业,游荡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心中十分着急,汤老不计个人得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文革期间,曾因办学汤老被造反派批斗,污蔑他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毅然提出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建议,得到了省市党委政府赞同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但是,社会力量办学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必须解决存在的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无办学场所。钱江学校积极设法通过租借市区中学的校舍,如开源中学,杭十二中,大关中学等,得到了初步解决。白天中学生上课,晚上将教室租给钱江学校使用;二是无办学资金。四人帮粉碎后百业待兴,政府财力有限无力支助。汤老就动员工商界一些代表性人士詹少文、金志朗、王漱芳、黄瑞琳,自愿拿出文革期间被扣发的工资捐资办学。汤老还利用他个人声望,向在港的浙江籍爱国人士做工作,获得了他们的捐资和一批科研教学设备。三是无办学师资。就设法向在校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聘请兼职教师。在开始的时候,由于钱江学校社会上知名度不高,授课报酬又低,有些人不愿来。校方就以“三顾茅庐”精神,多次上门做工作,直至本人受感动而答允。而办学所需行政人员则从民建会员刚办理企业退休、身体健康又热心社会办学人员中选聘,共有30-40人之多。这样文革后我省民主党派第一所民办业余学校在1979年3月办起来了,汤老担任校长,詹少文为副校长。徐寿松是较早加入这支办学队伍的,他被安排在教务处工作。1983年起,被任命为钱江业余学校总校副校长。
钱江学校在省、市教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民建工商联关心支持下,坚持贯彻党的办学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重基础、重实用,坚持勤俭节约办学方针,学校规模得到较快的发展,从最初4个专业12个班400多名学生,逐渐发展为200多个班级9900个学生的一所面授业余学校。总校下设三个分校,徐寿松在汤老和詹少文支持下,放弃了在家退休享清福,挑起了学校工作重担,他团结依靠办学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起好表率作用。他爱校胜过爱家,每天包括节假日都要到校里去,处理日常一些事务问题。参加钱江学校办学人员的报酬是很低的,每月仅仅领取较少的津贴,但是工作量却很大,因为是业余夜校,除白天要上班外,主要是晚上时间,许多跟班的同志,下午4时到校前,以方便面和面包充饥,为晚上上课做好准备,到最后一节课上完10时左右才能回家吃饭。每周有3-4天是这样的,大家凭着爱国报国之心为四化建设做贡献。学校条件简陋,20几位同志都挤在一间大办公室工作。学校没有工勤人员,教室课桌椅摆放,学生自行车任意停放,要排列整齐,雨天盖上雨披等都由办学行政人员包干完成。徐寿松作为校领导还要站在校门口为来校授课老师迎来送往,老师上完课端上一盆热水洗脸,对年长的老师还要派车接送。热情周到细致的服务温暖老师的心,依靠艰苦办学精神铸就了钱江精神。省长李丰平和省委书记薛驹为钱江题词,对钱江学校工作作了充分肯定。
综观徐老的一生虽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在平凡工作中作出不平凡的事迹。他牢记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努力践行孙起孟主席倡导的爱国爱党爱会爱学的“四爱”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热爱民建组织,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勤奋好学之心一刻也未停止过。90多岁高龄每天坚持阅读报刊,学会电脑上网,关心国家大事,下载他关注的防止污染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问题,结合自己体会写成意见建议,分送有关领导同志。他坚持参加民建老同志学习组,在学习会上积极带头发言,思路清晰,不用书面稿纸,一些年轻同志听后都为之折服。他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作风正派、热心助人。曾多次被省、市教育系统评为先进,1989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上级颁发给他的奖金,分文不取,全部交给学校行政部门,购置一批雨具供师生上学时借用。从1983年起,连续三届(五届、六届、七届)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他视政协委员是崇高政治责任,认真履行委员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责,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重点关注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社会力量办学方面的意见建议,每年逢省“两会”召开前夕,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通过梳理向大会反映提出。我当时在民建杭州市委会工作,联系民建钱江学校支部,一起参加了这项活动。
如今,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常在。我们要向徐老学习勤奋好学、踏实工作,做一个社会有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