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独立或合作出版了十多部经济类著作，在海内外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上百篇经济论文，获得过省部级多种奖励，入选我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他又是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民建浙江省工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是个热心会务的民建会员。

　　徐剑锋总认为自己是幸运儿，他生在“文革”初期，长在改革开放时代，并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变革。

　　高考时，徐剑锋因语文成绩不理想、数学成绩优异，而无奈地选择了经济金融专业，直到大二，他还想着能转系学中文。写作是徐剑锋的爱好，从小学到高中，他的作文经常是班级的范文。“选择了经济学科是幸运的，大二开始我逐渐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而且越来越强烈。”本科毕业时，徐剑锋被推荐为杭大免试研究生，就读国际贸易学专业。“我有幸学的两个专业，金融是国民经济的中枢，国际贸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个轮子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其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研究生学习期间，徐剑锋开始阅读各种经济名著。其间，他在国家一级刊物与海外杂志上发表了9篇经济论文，有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相关期刊转载，并获得过全国财经院校研究生优秀论文奖。

　　研究生毕业后，本着对经济研究的兴趣，徐剑锋没有选择热门的金融部门、外贸公司，也婉谢了本校的挽留，而是选择了当时冷门的部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而且一待就是15年。

　　做人要认认真真，做学问也要如此。徐剑锋对学术研究总是认真负责。有一次到山区搞课题调研，对众多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徐剑锋主动承担了调查户数最多的一个村庄。因条件艰苦，他们当时住在镇里，白天再跑到村里进行每家每户的调查。三天后，在其他各村调查的同事很快完成了任务，领导也叫徐剑锋让农户集中自己填就是了。但徐剑锋还是坚持主动到每家每户，亲自帮农户计算各种财产价值、农业投入情况。最后两天，为了赶速度，徐剑锋在农户家搭伙，一直干到晚上11点多才结束当天的调研，他一个人拿着手电筒，骑着自行车，沿着靠山贴河的机耕路，往所住的镇里赶。中间要经过一条小溪，夜里看不清深浅，他只好脱下鞋袜下水推行，深秋季节夜里的山水可真够冷的。回到镇里，配合调查的镇领导知道了很是感动，但徐剑锋却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工作，比起当地农民这根本算不了啥。最后一天，到了晚上10点左右，他的任务基本结束，镇领导特地叫了辆机动三轮车来接他，但徐剑锋在复核时发现还有疑难问题且需要不少时间。为了不让他们久等，徐剑锋一定叫他们先回，自己留下来坚持干到晚上11点多，才将任务圆满完成。一个当地农民很是感动，坚持要开机动三轮车把徐剑锋送到镇上。徐剑锋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劳动没有白费，由多位同事共同完成的这篇报告获得了浙江省政府首届优秀报告奖。

　　徐剑锋做学术研究时，对引用的数据资料总是非常谨慎。有一次，他在写一篇报告时，发现某国家一级刊物的一篇论文中有几个数据可以引用，但在引用时，他还是慎重地查证了《中国统计年鉴》等权威数据进行计算，结果发现那篇论文中的3个数据就错了2个，而且相差较大。“这种失误太不应该”，徐剑锋叹息说，“这种论文得出的结论肯定也成问题”。徐剑锋很感叹这几年我国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他已经多次发现国家与地方上的一些统计年鉴发生数据矛盾、错误的现象，“权威性的统计资料发生这种错误实在太不应该，这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对国家经济发展决策非常不利”。为此，他还打电话到有关编写部门提出这一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正是大变迁时期，全民经商热此起彼伏，研究部门的经费短缺，待遇差，与在金融部门、外贸部门工作的同学相比，“我与同学们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但徐剑锋总是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并没有为此动摇过，“搞研究，心里不能浮躁，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必然会逐步体现”。

　　1995年，徐剑锋等人一起承担的“浙江与韩国产业布局比较”课题，提出了浙江城市化要改变“注重小城镇，忽视中心城市”的现状，应该把城市重点转向“中心城市”，并提出了“以点带角，两点带线，点线带面”的发展思路；要求调整行政区划结构，杭、宁、温要扩大城区，应发展成全省的中心城市，同时要把衢州扶持成浙江西部的中心城市。这一政策主张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1997年初，针对浙江经济发展进入新水平，人均GDP跨上1100美元台阶的情况，徐剑锋根据国外案例，提出了“浙江经济将进入结构快速调整期，对外开放度加大，消费结构改变，需要改变投资结构，政府要加大对公共设施的投入”，由此他率先提出了“浙江要实现三小时交通圈(各地市到浙中金华)”。不久，省政府提出了“浙江实现四小时交通圈(各地市到杭州)”的决策。

　　1999年，徐剑锋撰写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作网络研究》一文，被国家青联、共青团中央、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1999中国青年科技论坛”评为三等奖。2000年，他写的《中西部经济合作的难点与启动》一文，获得了“2000中国青年科技论坛”二等奖。

　　2002年8月，在上海市政协、国家经贸委、上海市社科院联合组织的“长三角经济合作论坛”上，徐剑锋提交论文并作大会发言，针对“长三角地区恶性竞争与产业结构雷同”这一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产业结构趋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构趋同有利于产业内贸易与合作。他并指出长三角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是各地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尤其是在引进外资方面打地价仗与税收优惠战，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同时，徐剑锋认为上海正进入国际大都会时代、结构大转型时代、产业大集聚时代与游憩型汽车时代，上海的新时代正在来临，长三角应加强经济合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此文被众多媒介及网站转载，并被评为浙江社科青年优秀论文奖。

　　与此同时，徐剑锋还在浙江理工大学兼职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并在浙江理工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虽然教学工作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但徐剑锋说，适当的教学工作有利于把研究成果向学生传播，培养大学生对经济研究的兴趣，同时也利于严谨治学。

　　2002年，徐剑锋因突出的工作成果，入选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成为浙江省社科院最年轻的一位研究员，同时担任了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徐剑锋看重研究工作，视其为生命，但他也同样看重民建的有关工作。1996年底，徐剑锋主动申请，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加入民建后，徐剑锋将参政议政与自己的工作相结合，把一些科研成果提炼成相关的信息与提案。1997年以来，徐剑锋相继提交了“警惕降息陷阱”、“加入WTO要有底线”等20多条信息。其提交的信息一部分来自科研成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信息是通过与广大群众的交流所提炼的。徐剑锋保持经常上网的习惯，而且也经常在网站上发帖子留言，或直接参与热门事件的讨论。“这样有利于同社会各阶层直接而自由地交流，了解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理，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对我们做好“下情上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他1999年提供的“一些青年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反应”、“我驻南联盟领事馆被炸的社会反应”、“对台湾统战工作的几条意见建议”、“张惠妹事件不宜政治化”等信息，均来自于此。徐剑锋提交的20多条信息先后被中央统战部《零讯》内刊、民建中央、浙江省委统战部、浙江省政协等部门采用。为此，徐剑锋在1997、1998、1999连续三年被评为民建浙江省优秀信息员，2000年被评为民建浙江省优秀会员。

　　“民建为我们参政议政提供了很好的大平台”，徐剑锋说，“有不少建议通过民建组织向上反映，可以起到较快的效果，我很后悔，加入民建迟了点”。徐剑锋笑着说，“这不是开玩笑，确实如此”。还记得1995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徐剑锋敏感地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东部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导致类似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与合作，各种要素资源加速向东部集中，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而经济政策还一直在向沿海特区与东部地区倾斜，“如果中央政府不调整政策，企业产权制度不加速改革，中国经济将产生区域裂变与产业裂变”。为此，徐剑锋专门撰文《西向--中国的跨世纪选择》，呼吁国家重视西部地区发展，通过引导与促进东部地区的企业向西部投资来开发大西部。“很可惜，我这篇算不上严谨的学术论文，只发表在省里一家杂志上，没法引起舆论的关注，也得不到有关部门重视。到了1998年，北京胡鞍钢、樊钢等人的呼吁才引起全国的重视，才有了1999年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如果我当时是民建会员，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徐剑锋笑着说，“1999年，我写的一篇小文章《警惕降息陷阱》，通过民建信息上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被《零讯》采用”。

　　除了参政议政，徐剑锋还热心为民建举荐人才，他相继为民建介绍了十多位青年才俊，多数经过考察已光荣地成为民建会员，不少还在民建会务与参政议政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加入民建，就要为民建的发展壮大出一份力，就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出一份力”，是的，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中国的繁荣与民主是我们民建会员共同追求的事业，也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我会为了这个目标不懈地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