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与施复亮政治立场的转变
发布时间：2019-02-26 1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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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啸尘 何民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在决战决胜时刻吹响的冲锋号角，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顺应民意，代表了前进的方向，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响应。5月23日，施复亮参加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这是民建在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民建抛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郑重地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对于施复亮来说，“五一口号”也是促使他在关键时刻将立场从中间路线完全转变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外因，这个外因与其内因的高度契合与升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民胜利得解放，初心所向
“五一口号”第一条中指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在第三条中有：“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这正是施复亮的初心所向。
早在1920年6月，施复亮在上海时，就同陈独秀等人进行了筹建共产党的活动，并参与起草纲领。这份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运用劳工专政和生产合作等作为革命手段，以达到劳工解放的目的。这正是他参加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的初心。这年6月下旬，施复亮带着这份党纲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一方面刻苦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专政进行研究，还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山川君、河上肇等人密切交往和联系，并研读他们的著作。通过学习和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立场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4月，当他被陈独秀指定为日本共产党小组组长后，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一面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苏维埃革命经验，成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之一；一面理论联系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写出了多篇有关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文章。他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写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支那”，“所以才决定终身为共产主义努力，终身为共产主义牺牲。” 不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明确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 并说：“我主张颠覆旧社会，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我对国家的见解，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构。” “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合拢来干，我们进一步就要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怎样实施这个方法呢？他指出，就是采取“由无产阶级、兵士、学生三者联盟成的直接行动”。 并号召“一切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一同起来”，向“一般军阀，官僚，政客，绅士，资本家，地主等”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 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得到根本解放。他在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上海大学教授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及政治部主任期间，都在为实现这一革命理想和初心而努力奋斗，是知名的政治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一度迷惘、彷徨，并于1927年8月退出共产党，这是他的终身憾事。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决不是放弃革命，更不是要投向反革命，而是要寻找能实现其初心的新的革命道路。经过研究探索，他提出了国民革命论，代表作是《目前中国革命问题》。
首先，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土生土长”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更适合中国国情，是“完全由中国客观的事实反映出来的，十分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 并说：“中山主义是一种由帝国主义压迫所产生，以求‘国际的平等’，‘政治的平等’，‘经济的平等’为主要目的，以‘团结工农势力’，‘联合世界革命民众’，‘容纳共产派’为根本政策的，可行的，革命主义。” 他还指出：“三民主义乃是今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中种种矛盾现象底理论的反映，由伟大的孙总理建设起来，他不是空想家底乌托邦，而是一切被压迫民众底实际的要求。他有日益生长的活的事实为根据为后盾。他有无数千万痛苦的民众来热望来拥护。”
施复亮运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认为现代中国进行的革命就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包括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三种。在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中，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非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在书中是有具体分析的：
首先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本来应该由他们来领导中国革命，不过主观上现在还做不到”。他给出的理由是，“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未能占决定的地位”，“数量只有二百多万，组织训练都还很幼稚，实际上也还不能领导革命”。在施复亮看来，既然无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那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领导革命。在中国，需要革命并为革命动力的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一个方面，共产党组织上的阶级局限性使其仅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说：“我认定共产党在中国决不能担负集中一切革命势力，统一革命领导权的责任。”（后来的革命实际，使他认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施复亮认为，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国民革命。按理说，国民革命的主要性质是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那当然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可是，施复亮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完成反抗一切封建势力的任务，“在历史上说，的确带有资产阶级性的，但在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从数量上看，在宗法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不占主要地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主要地位；从质量上看，资产阶级中的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当然不能领导革命。而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要求革命，但力量过于薄弱，并且性格软弱，“没有彻底反抗封建阶级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只有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脚下”，“发展越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底革命性越弱，越容易与封建阶级妥协，不能彻底地完成民权革命”。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领导革命”。
最后，他主张由革命的国民党来领导国民革命。他所说的“革命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指出，这个国民党在1927年后，“由于少数官僚军阀昏庸老朽分子底篡夺”，已变成“背叛主义背叛民众背叛党纲党章的党”，党内“早已充满着官僚军阀豪绅地主买办洋奴以及其他一切腐化反动分子”，“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日趋腐化反动的国民党”。所以，他主张：“恢复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精神”，“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将已失去“灵魂”的国民党“复活”。并提出三个标准：“第一必须以工农小市民（即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党底阶级基础，能够充分代表工农小市民底利益而奋斗；第二必须完成整个三民主义的革命，目前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势力的民权革命，建立真正革命的民主政权，一直达到反资本主义的民生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三必须统一工农小市民底一切革命势力，巩固工农小市民底革命战线。”
可以说，施复亮的国民革命理论仍然是从工农和小市民的利益出发的，仍然以工农和小市民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这是他的初心所在。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根本政策，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不可能允许任何党派、任何人按照施复亮的主张来改造国民党。因此，施复亮十分失望地退出政坛，走进书斋，著书立说，继续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和经验。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他参与筹建民主建国会，甚至提出“中间路线”，仍然是为了救国救民。但是，蒋介石挑起内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革命群众，使其“偏左而不是偏右”“跟左翼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共同阻遏右翼的反动的政治力量”的主张再一次落空。但他也有预料：“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 而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并建立了解放区；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中国人民走向了全面胜利的日子”。也正因此，当中共“五一口号”发表后，他慨然响应，转变立场，跟随共产党，继续为实现初心，投身人民解放的事业之中，甚至亲身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
二、打倒蒋介石，丢掉幻想
“打倒蒋介石！”五一口号中的这一条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正义呼声，也是施复亮丢掉幻想，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与之斗争的重要抉择。
在此前的数十年中，施复亮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更多的是批评、抨击和斗争，但也曾有过种种幻想：
1925年1月，施复亮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反对西山会议》，批判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的旨在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宣传国共两党合作，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抨击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23日，施复亮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各期学生和革命群众30余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喊出了“打倒新军阀！”“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大会还通过了《讨蒋通电》《武汉军校告各期全体同学书》。
1928年8月，他退出共产党后，曾向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琪翔提出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根本政策、在广东释放共产党人、反蒋等建议。但这些建议未被采纳。
1928年和1929年初，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造国民党的理论和主张，想借恢复孙中山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把“背叛主义背叛民众背叛党纲党章的党”和“日趋腐化反动的国民党”改造成为真正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的国民党。但他的这一幻想很快破灭。
1932年，施复亮或撰文，或在群众中发表演讲，公开抨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因此，他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密令逮捕。
1944年11月，施复亮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即后来的九三学社）后，在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中，宣传积极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政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揭露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为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献计献策、奔走宣传。为此，国民党政府对他进行了监视。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较场口惨案”，作为“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施复亮被打伤。11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愤怒的抗议》一文，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吃亏了，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
1946年6月23日，他得知参加和平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一伙歹徒的围困和殴打后，十分气愤，奋笔疾书，写出了《伟大的民意与愚蠢的反动》一文，揭露和痛斥了国民党制造“下关惨案”的阴谋和罪行。
1946年10月前后，施复亮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所谓的“国民大会”“一党宪法”。
1947年2月13日，施复亮在《文萃》第2卷第19期发表《从较场口到劝工大楼》一文，纪念“较场口惨案”，抗议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打死参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职工梁仁达，并打伤数十人的“二九惨案”，严正批判国民党政府实行独裁统治、镇压民众、破坏民主的罪行。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这一爱国运动迅速扩大到北平、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许多城市。施复亮为广泛兴起的学生爱国运动而感奋，写出了《五四精神与学生运动》一文，于5月10日发表在《现代新闻》第1期，弘扬五四精神，赞扬学生运动，呼吁全国民众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和美货倾销。
1947年5月20日，各地学生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500多人惨遭毒打，重伤19人，被捕28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二○”血案。施复亮闻后义愤填膺，立即撰文控诉，写出《人民需要和平》一文，于5月24日发表在《现代新闻》第3期，批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革命暴行和白色恐怖。
可以说，施复亮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反革命行径是长期不满的、痛恨的，并不时发出反对、批判、抨击和控诉的声音。但是，在1928年，他曾主张“改良主义”，提出了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理论和方法；1946年前后，他又提出“中间路线”和“调和国共”的策略。他认为，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但是，他要“改组国民党”，蒋介石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睬他那一套；他要“调和国共”，蒋介石却是灭共之心不死，国共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是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而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统一”的。但是，可能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所创立的业绩和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威望，使施复亮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充满信仰和希望。加之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也使其对后来的国民党也抱有接受改造、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希望。其实，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开始的，共同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这个目标基本实现后，蒋介石就背叛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接着就是对共产党人的残酷镇压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疯狂围剿；第二次合作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和促使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好同意同共产党合作，于1937年8月中旬开始，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但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蒋介石又暴露出反革命本质，公然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施复亮之所以在1947年还提出“调和国共”和“统一”的主张，一是因为他看到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所以希望国共“统一”，停止内战；二是他也许以为，国共还有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合作的可能，或蒋介石有可能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与联合执政。这说明施复亮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还存有幻想。1948年初，当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大决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全面反攻、节节胜利，而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作垂死挣扎，竭力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加紧镇压民主运动，实行白色恐怖，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逮捕和屠杀了大批爱国人士。这使施复亮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于是丢掉幻想，响应“五一号召”，彻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喊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倒蒋介石”！
三、召开新政协会议，民主建国有希望
“五一口号”第五条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施复亮从中看到了民主建国的希望。
其实，施复亮对民主化的追求和呼唤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早在1928年，他在《党的民主化与群众化》一文中就指出：“所谓民主集权制，其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在决议方面必须依大多数人的意思来决定，在执行方面必须大家一致行动。”并说：“现在呢，这种精神也没有了！集权还有人记得，民主却似乎都忘记了。”批评国民党内官僚主义横行，普通党员民主权利被剥夺的一干二净，指派代替选举命令，绝对服从代替讨论，造成了国民党“今日这种垂死的状态”。
在20世纪40年代，他更成了反独裁、争民主的不屈不挠的民主战士，为民主建国奋斗不已。
1944年底，他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在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报告会、演讲会、聚餐会上，宣传积极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政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揭露国民党的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他进行了监视。
1945年，他与黄炎培等人筹建成立了民主建国会。该会的《成立宣言》宣称：在国内政治上主张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经济和思想自由；对国共两党采取“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立场；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强烈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独裁。
1945年12月28日，在《新华日报》（重庆）第5版发表《怎样促进政治民主化》一文，指出：“当前政治纠纷的中心问题，是政治民主化问题。要彻底停止内战，使内战不再发生，要使国共两党的军队都变成真正的国军，不再有任何党派或私人的军队，都只有赶快促进政治的民主。”还说：“国民党自己说要‘还政于民’，就是证明今天的政是被掌握在国民党的手里，并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今天的国也还是‘党国’，并不是‘民国’。今天国民党自己尚且不能不承认应当‘还政于民’，怎么能够叫共产党的军队也一并交给它呢?这种做法，不仅共产党不答应，就是全国多数老百姓也无法赞成。”
1946年1月1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的答案》，旗帜鲜明地表态：“扩大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在国民大会未开之前，代行国会职权，以便逐步推行各省政府普选和地方自治，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的共同纲领，以促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为中心内容。”“根据无限制无记名的直接普选法产生国民大会代表，并且应当设法使工农及妇女代表有多多当选的机会，不承认国民党十年前选举的代表资格，反对一党包揽国民大会。”“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坚决为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实现奋斗到底。”
1月11日，施复亮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感想与希望》一文，公开申明：“十八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都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中间派决不是调和派，在是非之间决不能中立；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调和”。并认为：“今天中共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在它忠实于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该拒绝和它合作，而且应该诚实合作。”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较场口惨案”，暴露了他们无意执行旧政协协议的反民主的嘴脸。在这次惨案中，施复亮被打伤。次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愤怒的抗议》一文，“……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这年的6月，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撕掉假面具，公然挑起内战。并于7月开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蓄意将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排斥在“国民大会”之外。这遭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坚决反对和谴责。这年的10月1日，施复亮在《民讯》创刊号上发表《当前时局与本会的任务》一文，主张要联合包括中共在内的民主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向国民党反动派争民主”。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11月15日，国民党单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他们反民主的倒行逆施遭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反对。12月31日，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等11个政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国民大会”的代表不能代表各民主党派，只能代表国民党，因此，所通过的宪法只能是“一党宪法”。这“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施复亮也发表多篇文章进行批判和谴责。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根本不顾民意，不理睬各民主党派的批评和反对，继“国民大会”之后，又玩起了“改组政府”的骗局。蒋介石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社会贤达”参加“国民政府”，称这个政府是“多党”的政府。
1947年4月22日，施复亮参加民建常务理事会会议，讨论决定发表声明，揭穿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假象和骗局，施复亮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哪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并表示中国要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进步的道路，“只有重新恢复政协的精神和原则，组织全国统一的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彻底实行和平建国纲领。”
国民党主持召开的“旧政协”、伪“国民大会”和所谓的“改组政府”，使施复亮民主建国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破灭。中共“五一口号”的发表，使他看到了民主建国的希望，这是使他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1949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委员，还被任命为劳动部第一副部长，亲眼看到多党协商、联合执政、民主建国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后来，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献言献策，鞠躬尽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文获2018年度民建省委会理论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三等奖）
一、人民胜利得解放，初心所向
“五一口号”第一条中指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在第三条中有：“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这正是施复亮的初心所向。
早在1920年6月，施复亮在上海时，就同陈独秀等人进行了筹建共产党的活动，并参与起草纲领。这份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运用劳工专政和生产合作等作为革命手段，以达到劳工解放的目的。这正是他参加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的初心。这年6月下旬，施复亮带着这份党纲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一方面刻苦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专政进行研究，还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山川君、河上肇等人密切交往和联系，并研读他们的著作。通过学习和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立场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4月，当他被陈独秀指定为日本共产党小组组长后，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一面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苏维埃革命经验，成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之一；一面理论联系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写出了多篇有关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文章。他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写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支那”，“所以才决定终身为共产主义努力，终身为共产主义牺牲。” 不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明确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 并说：“我主张颠覆旧社会，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我对国家的见解，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构。” “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合拢来干，我们进一步就要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怎样实施这个方法呢？他指出，就是采取“由无产阶级、兵士、学生三者联盟成的直接行动”。 并号召“一切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一同起来”，向“一般军阀，官僚，政客，绅士，资本家，地主等”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 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得到根本解放。他在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上海大学教授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及政治部主任期间，都在为实现这一革命理想和初心而努力奋斗，是知名的政治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一度迷惘、彷徨，并于1927年8月退出共产党，这是他的终身憾事。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决不是放弃革命，更不是要投向反革命，而是要寻找能实现其初心的新的革命道路。经过研究探索，他提出了国民革命论，代表作是《目前中国革命问题》。
首先，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土生土长”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更适合中国国情，是“完全由中国客观的事实反映出来的，十分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 并说：“中山主义是一种由帝国主义压迫所产生，以求‘国际的平等’，‘政治的平等’，‘经济的平等’为主要目的，以‘团结工农势力’，‘联合世界革命民众’，‘容纳共产派’为根本政策的，可行的，革命主义。” 他还指出：“三民主义乃是今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中种种矛盾现象底理论的反映，由伟大的孙总理建设起来，他不是空想家底乌托邦，而是一切被压迫民众底实际的要求。他有日益生长的活的事实为根据为后盾。他有无数千万痛苦的民众来热望来拥护。”
施复亮运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认为现代中国进行的革命就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包括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三种。在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中，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非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在书中是有具体分析的：
首先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本来应该由他们来领导中国革命，不过主观上现在还做不到”。他给出的理由是，“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未能占决定的地位”，“数量只有二百多万，组织训练都还很幼稚，实际上也还不能领导革命”。在施复亮看来，既然无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那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领导革命。在中国，需要革命并为革命动力的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一个方面，共产党组织上的阶级局限性使其仅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说：“我认定共产党在中国决不能担负集中一切革命势力，统一革命领导权的责任。”（后来的革命实际，使他认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施复亮认为，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国民革命。按理说，国民革命的主要性质是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那当然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可是，施复亮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完成反抗一切封建势力的任务，“在历史上说，的确带有资产阶级性的，但在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从数量上看，在宗法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不占主要地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主要地位；从质量上看，资产阶级中的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当然不能领导革命。而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要求革命，但力量过于薄弱，并且性格软弱，“没有彻底反抗封建阶级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只有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脚下”，“发展越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底革命性越弱，越容易与封建阶级妥协，不能彻底地完成民权革命”。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领导革命”。
最后，他主张由革命的国民党来领导国民革命。他所说的“革命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指出，这个国民党在1927年后，“由于少数官僚军阀昏庸老朽分子底篡夺”，已变成“背叛主义背叛民众背叛党纲党章的党”，党内“早已充满着官僚军阀豪绅地主买办洋奴以及其他一切腐化反动分子”，“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日趋腐化反动的国民党”。所以，他主张：“恢复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精神”，“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将已失去“灵魂”的国民党“复活”。并提出三个标准：“第一必须以工农小市民（即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党底阶级基础，能够充分代表工农小市民底利益而奋斗；第二必须完成整个三民主义的革命，目前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势力的民权革命，建立真正革命的民主政权，一直达到反资本主义的民生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三必须统一工农小市民底一切革命势力，巩固工农小市民底革命战线。”
可以说，施复亮的国民革命理论仍然是从工农和小市民的利益出发的，仍然以工农和小市民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这是他的初心所在。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根本政策，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不可能允许任何党派、任何人按照施复亮的主张来改造国民党。因此，施复亮十分失望地退出政坛，走进书斋，著书立说，继续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和经验。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他参与筹建民主建国会，甚至提出“中间路线”，仍然是为了救国救民。但是，蒋介石挑起内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革命群众，使其“偏左而不是偏右”“跟左翼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共同阻遏右翼的反动的政治力量”的主张再一次落空。但他也有预料：“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 而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并建立了解放区；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中国人民走向了全面胜利的日子”。也正因此，当中共“五一口号”发表后，他慨然响应，转变立场，跟随共产党，继续为实现初心，投身人民解放的事业之中，甚至亲身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
二、打倒蒋介石，丢掉幻想
“打倒蒋介石！”五一口号中的这一条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正义呼声，也是施复亮丢掉幻想，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与之斗争的重要抉择。
在此前的数十年中，施复亮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更多的是批评、抨击和斗争，但也曾有过种种幻想：
1925年1月，施复亮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反对西山会议》，批判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的旨在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宣传国共两党合作，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抨击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23日，施复亮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各期学生和革命群众30余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喊出了“打倒新军阀！”“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大会还通过了《讨蒋通电》《武汉军校告各期全体同学书》。
1928年8月，他退出共产党后，曾向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琪翔提出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根本政策、在广东释放共产党人、反蒋等建议。但这些建议未被采纳。
1928年和1929年初，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造国民党的理论和主张，想借恢复孙中山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把“背叛主义背叛民众背叛党纲党章的党”和“日趋腐化反动的国民党”改造成为真正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的国民党。但他的这一幻想很快破灭。
1932年，施复亮或撰文，或在群众中发表演讲，公开抨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因此，他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密令逮捕。
1944年11月，施复亮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即后来的九三学社）后，在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中，宣传积极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政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揭露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为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献计献策、奔走宣传。为此，国民党政府对他进行了监视。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较场口惨案”，作为“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施复亮被打伤。11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愤怒的抗议》一文，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吃亏了，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
1946年6月23日，他得知参加和平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一伙歹徒的围困和殴打后，十分气愤，奋笔疾书，写出了《伟大的民意与愚蠢的反动》一文，揭露和痛斥了国民党制造“下关惨案”的阴谋和罪行。
1946年10月前后，施复亮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所谓的“国民大会”“一党宪法”。
1947年2月13日，施复亮在《文萃》第2卷第19期发表《从较场口到劝工大楼》一文，纪念“较场口惨案”，抗议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打死参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职工梁仁达，并打伤数十人的“二九惨案”，严正批判国民党政府实行独裁统治、镇压民众、破坏民主的罪行。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这一爱国运动迅速扩大到北平、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许多城市。施复亮为广泛兴起的学生爱国运动而感奋，写出了《五四精神与学生运动》一文，于5月10日发表在《现代新闻》第1期，弘扬五四精神，赞扬学生运动，呼吁全国民众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和美货倾销。
1947年5月20日，各地学生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500多人惨遭毒打，重伤19人，被捕28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二○”血案。施复亮闻后义愤填膺，立即撰文控诉，写出《人民需要和平》一文，于5月24日发表在《现代新闻》第3期，批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革命暴行和白色恐怖。
可以说，施复亮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反革命行径是长期不满的、痛恨的，并不时发出反对、批判、抨击和控诉的声音。但是，在1928年，他曾主张“改良主义”，提出了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理论和方法；1946年前后，他又提出“中间路线”和“调和国共”的策略。他认为，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但是，他要“改组国民党”，蒋介石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睬他那一套；他要“调和国共”，蒋介石却是灭共之心不死，国共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是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而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统一”的。但是，可能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所创立的业绩和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威望，使施复亮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充满信仰和希望。加之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也使其对后来的国民党也抱有接受改造、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希望。其实，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开始的，共同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这个目标基本实现后，蒋介石就背叛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接着就是对共产党人的残酷镇压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疯狂围剿；第二次合作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和促使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好同意同共产党合作，于1937年8月中旬开始，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但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蒋介石又暴露出反革命本质，公然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施复亮之所以在1947年还提出“调和国共”和“统一”的主张，一是因为他看到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所以希望国共“统一”，停止内战；二是他也许以为，国共还有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合作的可能，或蒋介石有可能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与联合执政。这说明施复亮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还存有幻想。1948年初，当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大决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全面反攻、节节胜利，而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作垂死挣扎，竭力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加紧镇压民主运动，实行白色恐怖，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逮捕和屠杀了大批爱国人士。这使施复亮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于是丢掉幻想，响应“五一号召”，彻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喊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倒蒋介石”！
三、召开新政协会议，民主建国有希望
“五一口号”第五条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施复亮从中看到了民主建国的希望。
其实，施复亮对民主化的追求和呼唤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早在1928年，他在《党的民主化与群众化》一文中就指出：“所谓民主集权制，其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在决议方面必须依大多数人的意思来决定，在执行方面必须大家一致行动。”并说：“现在呢，这种精神也没有了！集权还有人记得，民主却似乎都忘记了。”批评国民党内官僚主义横行，普通党员民主权利被剥夺的一干二净，指派代替选举命令，绝对服从代替讨论，造成了国民党“今日这种垂死的状态”。
在20世纪40年代，他更成了反独裁、争民主的不屈不挠的民主战士，为民主建国奋斗不已。
1944年底，他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在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报告会、演讲会、聚餐会上，宣传积极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政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揭露国民党的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他进行了监视。
1945年，他与黄炎培等人筹建成立了民主建国会。该会的《成立宣言》宣称：在国内政治上主张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经济和思想自由；对国共两党采取“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立场；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强烈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独裁。
1945年12月28日，在《新华日报》（重庆）第5版发表《怎样促进政治民主化》一文，指出：“当前政治纠纷的中心问题，是政治民主化问题。要彻底停止内战，使内战不再发生，要使国共两党的军队都变成真正的国军，不再有任何党派或私人的军队，都只有赶快促进政治的民主。”还说：“国民党自己说要‘还政于民’，就是证明今天的政是被掌握在国民党的手里，并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今天的国也还是‘党国’，并不是‘民国’。今天国民党自己尚且不能不承认应当‘还政于民’，怎么能够叫共产党的军队也一并交给它呢?这种做法，不仅共产党不答应，就是全国多数老百姓也无法赞成。”
1946年1月1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的答案》，旗帜鲜明地表态：“扩大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在国民大会未开之前，代行国会职权，以便逐步推行各省政府普选和地方自治，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的共同纲领，以促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为中心内容。”“根据无限制无记名的直接普选法产生国民大会代表，并且应当设法使工农及妇女代表有多多当选的机会，不承认国民党十年前选举的代表资格，反对一党包揽国民大会。”“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坚决为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实现奋斗到底。”
1月11日，施复亮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感想与希望》一文，公开申明：“十八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都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中间派决不是调和派，在是非之间决不能中立；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调和”。并认为：“今天中共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在它忠实于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该拒绝和它合作，而且应该诚实合作。”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较场口惨案”，暴露了他们无意执行旧政协协议的反民主的嘴脸。在这次惨案中，施复亮被打伤。次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愤怒的抗议》一文，“……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这年的6月，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撕掉假面具，公然挑起内战。并于7月开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蓄意将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排斥在“国民大会”之外。这遭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坚决反对和谴责。这年的10月1日，施复亮在《民讯》创刊号上发表《当前时局与本会的任务》一文，主张要联合包括中共在内的民主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向国民党反动派争民主”。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11月15日，国民党单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他们反民主的倒行逆施遭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反对。12月31日，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等11个政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国民大会”的代表不能代表各民主党派，只能代表国民党，因此，所通过的宪法只能是“一党宪法”。这“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施复亮也发表多篇文章进行批判和谴责。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根本不顾民意，不理睬各民主党派的批评和反对，继“国民大会”之后，又玩起了“改组政府”的骗局。蒋介石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社会贤达”参加“国民政府”，称这个政府是“多党”的政府。
1947年4月22日，施复亮参加民建常务理事会会议，讨论决定发表声明，揭穿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假象和骗局，施复亮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哪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并表示中国要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进步的道路，“只有重新恢复政协的精神和原则，组织全国统一的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彻底实行和平建国纲领。”
国民党主持召开的“旧政协”、伪“国民大会”和所谓的“改组政府”，使施复亮民主建国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破灭。中共“五一口号”的发表，使他看到了民主建国的希望，这是使他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1949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委员，还被任命为劳动部第一副部长，亲眼看到多党协商、联合执政、民主建国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后来，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献言献策，鞠躬尽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文获2018年度民建省委会理论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