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土壤上探寻多党合作制度的慧光
——坚持和发展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探因
发布时间：2019-02-26 10: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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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迪波 张 莹 陈 红 戚天琪 徐 忭
一、前言
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明，而不同的政治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政党制度。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政党并实行政党政治，并且由于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政党制度。历史上曾有7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实行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但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多党合作制都经历了波折乃至中断。从中可以看出，任何政治体系，包括信念、理想、情感，都镶嵌于对政治行为具有内生导向的一种模式之中，其底蕴就是历史文化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经岁月洗礼和历史考验，仍能持续健康发展，得益于其厚植在“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中华文化滋润的中国土壤，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的优秀基因，借鉴和超越了西方现代民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二、新型政党制度传承的深厚文化基因
中国实行新型政党制度是由基本国情、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具体到多党合作制度上，“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体现了“一”与“多”的关系，形成“主”与“从”的有机统一，是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西方现代民主文化的结果。
（一）新型政党制度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理论来源，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文化母体和重要根基 。
1.核心意识，“共同体”传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有学者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堪与中华帝国一比的，只有西方的罗马，可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再没有罗马帝国出现，而中国虽也因外患内乱有过分裂和混乱，但最终总是走向大一统的格局。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数千年来能够维持统一之局而不垂，显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涵着 “共同体”的统一性特征。这种传统的形成，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我国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特征培育了统一的大局观。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向四方拓展。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国家版图已经“东至朝鲜、南据岭南、北达阴山、西抵高原”，四方的天然屏障，使得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对安全和封闭的环境中演进，逐步形成自成一体的“天下观”。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即是天下必须“定于一”。早期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还有就是儒家把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治国的政治理想，并且付诸于历代实践。《公羊春秋》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汉书·王阳传》解释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基本常道。无论是历代封建王朝，还是近现代革命救亡，最终目标就是达到祖国统一，这已经构成了参与国政者共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追求。这种深厚的文化思想影响到国家制度层面，必然需要制度运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二是我国自古以来抗衡各种天灾人祸需要中央集权。“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也同中国在季风气候下自然灾害频发有关。不论是黄河、淮河等水灾泛滥，还是蝗虫、干旱等天灾影响农业收成，都需要一个强大高效的行政系统承担社会救助职能。因此保持天下一统，就必须把权力集中到中央，由此保证社会秩序安定、中央政令推行。在我国历史上，一旦中央权力出现弱化，区域性的离心倾向甚至分裂势力就会乘势而起，给民族带来连绵的灾难。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体验，中华文明主要是在长期统一的环境下延续发展的。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传统，它熔铸了维护家国本位、责任伦理的共同体精神，维护坚强有力、以民为本的领导核心，坚守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政治底线，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合作方式，塑造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士子情怀 。折射到政治制度层面，它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依据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树立起核心意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他党派自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政治上高度统一，指导思想上崇尚一元，政治目标上趋向一致。
2.和合文化，“和为贵”理念孕育和谐政党关系
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要讲求不同事物的和谐、综合。后来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团结合作。荀子说：“万物各得共和以生。”他们所强调的“和”，是希望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对抗，最后达到人与万物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思想的影响，“和而不同”的处事立场，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治协商的根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一种合作与和谐关系。这种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遵循共同的政治准则，具有国家宪法和政策保障，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互相监督，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这种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合作共事中生死相依、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境界和状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手，而是亲密友党 。
由此还能引申出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益友”关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还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真诚状态。这些传统友谊文化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确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对黄炎培周期率的回答已经反映出共产党在制度设计上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通过民主的方式达到和谐与统一。周恩来称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来说是“多了一个好帮手”。邓小平还专门作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演讲。习近平将民主党派称作“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看来，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挚友、诤友，理应长期地友好地交往下去，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好参政议政的作用。上述文化思想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制度设计中找不到，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文化土壤中也难寻觅。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正确处理和对待其他的或对等的主体力量的一般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和合”“和谐”和“和为贵”的价值境界。
正是在这种和谐合作的关系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并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参政创造条件，各民主党派参政并积极协助执政党更好为国为民。双方互相监督不是彼此倾轧，而是作为挚友和诤友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也是合作型政党关系的独特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逐步强起来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与“执政党一心一意谋发展、参政党同心协力助发展”的和谐政党关系是分不开的。
3.人民立场，“民为本”理念代表广大人民利益
早在殷商时期，那时的思想者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成为早期民本论的典型。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思想。孟子强调仁政，阐述了“民贵君轻”思想。汉代贾谊主张以民为本的思想，强调“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修政语下》）。唐朝的开国君主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感悟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诸政治实践，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们将民本思想继续发扬光大。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说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与臣民、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为臣的和为君的一样，都是为天下服务的，已经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层面，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高峰。这种传统文化中的“施仁政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君舟民水”等文化思想对近当代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已经认识民众的主体地位，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巨大进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名而经典的治国篇章无不闪耀着人民创造了历史、民众是主人、一切依靠群众等思想光辉。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和“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有效地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其内涵的合作机制、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在施政纲领上是爱民，在目标归向上是为民，在政治地位上是尊民 ，内涵并高于传统的民本思想，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民贵君轻”“民水君舟”“民主君客”“爱民如子”的思想，使人民真正体现为国家主人。各民主党派正是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把人民作为一切发展的核心，尊重民众人格和意志的独立性，把民众政治权利的获得作为自身的使命和任务”的人民立场，才自觉接受其领导，维护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积极履职建言，参与协商交流，切实维护百姓利益，解决百姓遇到的难题。
4.天下为公，“同心”价值取向夯实共同政治基础
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刚健奋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心系天下、舍生取义的博大胸怀，这种精神和文化在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欺负时，能够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团结一致、杀身成仁，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既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也是多党合作制度重要的共同政治基础。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与西方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更明显地把自己的选择和事业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时候，民主党派选择与中共站到一起。从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得到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起，尽管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观念、经济利益、具体诉求等方面有一定差异，但大家在根本利益和政治目标上是一致，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执政党与参政党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共同利益，为我国政党合作与关系和谐提供了不竭“同心”动力。归根结底，大家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祖国繁荣强盛的初心一直如故。正是各民主党派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才会自觉承担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才会自觉聚焦“十三五”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实现小康的政治任务，才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永不掉队，与全国各族人民并肩前进。
（二）新型政党制度饱经“血与火”洗礼的革命文化熏陶
革命文化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奋斗中创造的，多党合作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我国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堕入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漫漫长夜，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中国的政党制度也历经了曲折与复杂的探索。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出现了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等多种政党制度，中国体验到了各种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基本上都因为脱离中国社会土壤而归于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逐渐凝聚起了全国人民的力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源自其革命历史功绩
群雁高飞，离不开头雁的引领；千舟竞渡，需要旗舰的领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7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从山河沉沦的民族危机中诞生，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中锤炼出来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无数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国家兴亡和人民解放为己任，为追求民主团结和建立新中国夙兴夜寐、艰苦奋斗。用矢志不移、前赴后继、不畏艰险的崇高革命精神和奉献品质，以中流砥柱的角色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4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巩固提升的。中国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融入以国际贸易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在“十年动乱”的废墟上建设起来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掌舵定向、领航前行下加强凝聚的。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画好同心圆、凝聚正能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全方面取得了井喷式的跨步发展，中国正式进入新时代。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大好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虽成立将近百年，但仍风华正茂。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源自各民主党派的革命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逐渐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逐渐结成了“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紧密关系。在抗击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人民联合政府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上立场一致、态度坚定。李公朴、闻一多、黄竞武等民主党派成员为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民主进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鲜血与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烈士的鲜血流淌在一起，谱写了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光辉篇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成员带头参与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将工商实业交给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如民建先贤荣毅仁先生、王光英先生兴商办企，奠定了像中信集团、光大集团这一批世界500强企业的发展基石；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民主党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密切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认真调查研究，在国计民生的各种领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言献策。如民建先贤成思危先生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创立和发展，20年前播下风险投资事业的一粒种子，在今天中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环境下，正在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各民主党派和中共在历经大浪淘沙、生死考验之后的政治抉择，是志士仁人用鲜血凝成的革命友谊，是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推心置腹，是舍我其谁、中流砥柱的文化自信，历经各时期革命“血与火”洗礼而历久弥新的！
（三）新型政党制度超越西方现代民主文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全不同于其他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而是以“和而不同”为基本理念，以和谐政党关系为外在形式，实现各政党共商国是、共谋发展的整体格局 。它借鉴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利弊，超越了其现行文化。
1.以亲密合作避免无谓内耗
西方政党制度的基本理念是“竞争”，这不仅体现在选举过程中，更体现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从积极意义来说，这种架构能够激发政党的潜力、约束政党的行为、监督政党的权力，能够体现公平精神。然而在现代政治的实践中，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竞争往往演变为政党之间的内耗和无谓斗争：政党之间的竞争不是为某项公共政策，不是为了选民的公共利益，而是出于“斗气”，甚至是“赶你下台”的简单目标。甚至其实现方式往往是滑稽、可笑乃至危害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与此同时，一党制往往强调“控制”，其利用自身的执政地位实现对资源的垄断和社会的控制。尽管一党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实行多党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混乱，但也不可避免地压制了其他政治力量乃至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导致各种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和有效沟通。更令人担忧的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唯一合法政党由于缺乏外在的压力和制约，可能导致自身的创造力逐步枯竭，因失去继续进步的动力而“萎靡”，并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产生腐败，最终失去政权。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日本的自民党、印度的国民大会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殷鉴不远。可以看出，西方政党制度的一党制也好多党制也罢，最终都不利于政治稳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在非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框架内解决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党派的参政问题。这一基本框架决定了中国各政党之间的基本关系状态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但又不是简单的服从关系。这一政党制度既可以避免政党间的“恶性竞争”，发挥使各政党不至于在无谓的内部斗争中消耗掉的作用，又能发挥使执政党不至于缺乏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而“萎靡”的功能。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一开始就从基本理念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制定大政方针，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提出意见建议，执政党和参政党通过各种渠道沟通协商，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避免了政党关系不明确时各党都希望通过赢得选举进而上台执政而导致的资源消耗，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高效率的发展。
2.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的西方话语霸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垄断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定义权、阐释权和评判权。它们凭借着自己的话语霸权，不遗余力地美化、包装西方政党政治，论证西方政党政治的优越性、合理性，给其带上普遍性的光环，并用它作为招牌来控制其他国家，从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一些国家正是受到其话语霸权的影响，不顾国情地移植、照搬西方的政党政治，结果导致国家治理失效、社会动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出现和成功，则从实践上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的西方话语霸权。
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种政党制度，即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新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路径。今年时值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70载的岁月历程充分说明一个国家，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归根结底要根据本国国情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来决定。两党制、多党制都有其固有的矛盾弊端和制度局限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绝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根据中国国情和政治现实需求做出的正确抉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有些国家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另一重要形式。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仅包括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还包括参加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协商。中国在坚持和发展选举和投票民主形式基础上，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形式，不仅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围绕各方面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具体体现。
三、结语
从文化角度来看，政治制度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性。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完全相同的，民主政治不会也不能只有一个模式。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如果脱离国情而生搬硬套别国的政治制度，往往会使政治运行陷入混乱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渐改、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体现了“恶党争、鄙讥谤。重谐和、贵合一。尊人望、崇贤德”的传统文化思想，所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选择 。
（本文获2018年度民建省委会理论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一等奖）
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明，而不同的政治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政党制度。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政党并实行政党政治，并且由于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政党制度。历史上曾有7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实行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但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多党合作制都经历了波折乃至中断。从中可以看出，任何政治体系，包括信念、理想、情感，都镶嵌于对政治行为具有内生导向的一种模式之中，其底蕴就是历史文化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经岁月洗礼和历史考验，仍能持续健康发展，得益于其厚植在“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中华文化滋润的中国土壤，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的优秀基因，借鉴和超越了西方现代民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二、新型政党制度传承的深厚文化基因
中国实行新型政党制度是由基本国情、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具体到多党合作制度上，“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体现了“一”与“多”的关系，形成“主”与“从”的有机统一，是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西方现代民主文化的结果。
（一）新型政党制度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理论来源，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文化母体和重要根基 。
1.核心意识，“共同体”传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有学者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堪与中华帝国一比的，只有西方的罗马，可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再没有罗马帝国出现，而中国虽也因外患内乱有过分裂和混乱，但最终总是走向大一统的格局。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数千年来能够维持统一之局而不垂，显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涵着 “共同体”的统一性特征。这种传统的形成，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我国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特征培育了统一的大局观。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向四方拓展。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国家版图已经“东至朝鲜、南据岭南、北达阴山、西抵高原”，四方的天然屏障，使得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对安全和封闭的环境中演进，逐步形成自成一体的“天下观”。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即是天下必须“定于一”。早期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还有就是儒家把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治国的政治理想，并且付诸于历代实践。《公羊春秋》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汉书·王阳传》解释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基本常道。无论是历代封建王朝，还是近现代革命救亡，最终目标就是达到祖国统一，这已经构成了参与国政者共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追求。这种深厚的文化思想影响到国家制度层面，必然需要制度运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二是我国自古以来抗衡各种天灾人祸需要中央集权。“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也同中国在季风气候下自然灾害频发有关。不论是黄河、淮河等水灾泛滥，还是蝗虫、干旱等天灾影响农业收成，都需要一个强大高效的行政系统承担社会救助职能。因此保持天下一统，就必须把权力集中到中央，由此保证社会秩序安定、中央政令推行。在我国历史上，一旦中央权力出现弱化，区域性的离心倾向甚至分裂势力就会乘势而起，给民族带来连绵的灾难。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体验，中华文明主要是在长期统一的环境下延续发展的。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传统，它熔铸了维护家国本位、责任伦理的共同体精神，维护坚强有力、以民为本的领导核心，坚守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政治底线，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合作方式，塑造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士子情怀 。折射到政治制度层面，它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依据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树立起核心意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他党派自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政治上高度统一，指导思想上崇尚一元，政治目标上趋向一致。
2.和合文化，“和为贵”理念孕育和谐政党关系
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要讲求不同事物的和谐、综合。后来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团结合作。荀子说：“万物各得共和以生。”他们所强调的“和”，是希望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对抗，最后达到人与万物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思想的影响，“和而不同”的处事立场，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治协商的根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一种合作与和谐关系。这种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遵循共同的政治准则，具有国家宪法和政策保障，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互相监督，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这种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合作共事中生死相依、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境界和状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手，而是亲密友党 。
由此还能引申出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益友”关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还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真诚状态。这些传统友谊文化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确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对黄炎培周期率的回答已经反映出共产党在制度设计上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通过民主的方式达到和谐与统一。周恩来称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来说是“多了一个好帮手”。邓小平还专门作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演讲。习近平将民主党派称作“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看来，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挚友、诤友，理应长期地友好地交往下去，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好参政议政的作用。上述文化思想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制度设计中找不到，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文化土壤中也难寻觅。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正确处理和对待其他的或对等的主体力量的一般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和合”“和谐”和“和为贵”的价值境界。
正是在这种和谐合作的关系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并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参政创造条件，各民主党派参政并积极协助执政党更好为国为民。双方互相监督不是彼此倾轧，而是作为挚友和诤友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也是合作型政党关系的独特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逐步强起来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与“执政党一心一意谋发展、参政党同心协力助发展”的和谐政党关系是分不开的。
3.人民立场，“民为本”理念代表广大人民利益
早在殷商时期，那时的思想者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成为早期民本论的典型。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思想。孟子强调仁政，阐述了“民贵君轻”思想。汉代贾谊主张以民为本的思想，强调“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修政语下》）。唐朝的开国君主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感悟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诸政治实践，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们将民本思想继续发扬光大。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说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与臣民、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为臣的和为君的一样，都是为天下服务的，已经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层面，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高峰。这种传统文化中的“施仁政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君舟民水”等文化思想对近当代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已经认识民众的主体地位，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巨大进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名而经典的治国篇章无不闪耀着人民创造了历史、民众是主人、一切依靠群众等思想光辉。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和“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有效地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其内涵的合作机制、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在施政纲领上是爱民，在目标归向上是为民，在政治地位上是尊民 ，内涵并高于传统的民本思想，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民贵君轻”“民水君舟”“民主君客”“爱民如子”的思想，使人民真正体现为国家主人。各民主党派正是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把人民作为一切发展的核心，尊重民众人格和意志的独立性，把民众政治权利的获得作为自身的使命和任务”的人民立场，才自觉接受其领导，维护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积极履职建言，参与协商交流，切实维护百姓利益，解决百姓遇到的难题。
4.天下为公，“同心”价值取向夯实共同政治基础
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刚健奋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心系天下、舍生取义的博大胸怀，这种精神和文化在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欺负时，能够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团结一致、杀身成仁，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既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也是多党合作制度重要的共同政治基础。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与西方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更明显地把自己的选择和事业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时候，民主党派选择与中共站到一起。从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得到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起，尽管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观念、经济利益、具体诉求等方面有一定差异，但大家在根本利益和政治目标上是一致，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执政党与参政党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共同利益，为我国政党合作与关系和谐提供了不竭“同心”动力。归根结底，大家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祖国繁荣强盛的初心一直如故。正是各民主党派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才会自觉承担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才会自觉聚焦“十三五”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实现小康的政治任务，才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永不掉队，与全国各族人民并肩前进。
（二）新型政党制度饱经“血与火”洗礼的革命文化熏陶
革命文化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奋斗中创造的，多党合作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我国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堕入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漫漫长夜，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中国的政党制度也历经了曲折与复杂的探索。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出现了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等多种政党制度，中国体验到了各种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基本上都因为脱离中国社会土壤而归于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逐渐凝聚起了全国人民的力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源自其革命历史功绩
群雁高飞，离不开头雁的引领；千舟竞渡，需要旗舰的领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7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从山河沉沦的民族危机中诞生，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中锤炼出来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无数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国家兴亡和人民解放为己任，为追求民主团结和建立新中国夙兴夜寐、艰苦奋斗。用矢志不移、前赴后继、不畏艰险的崇高革命精神和奉献品质，以中流砥柱的角色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4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巩固提升的。中国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融入以国际贸易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在“十年动乱”的废墟上建设起来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掌舵定向、领航前行下加强凝聚的。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画好同心圆、凝聚正能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全方面取得了井喷式的跨步发展，中国正式进入新时代。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大好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虽成立将近百年，但仍风华正茂。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源自各民主党派的革命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逐渐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逐渐结成了“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紧密关系。在抗击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人民联合政府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上立场一致、态度坚定。李公朴、闻一多、黄竞武等民主党派成员为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民主进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鲜血与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烈士的鲜血流淌在一起，谱写了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光辉篇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成员带头参与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将工商实业交给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如民建先贤荣毅仁先生、王光英先生兴商办企，奠定了像中信集团、光大集团这一批世界500强企业的发展基石；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民主党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密切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认真调查研究，在国计民生的各种领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言献策。如民建先贤成思危先生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创立和发展，20年前播下风险投资事业的一粒种子，在今天中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环境下，正在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各民主党派和中共在历经大浪淘沙、生死考验之后的政治抉择，是志士仁人用鲜血凝成的革命友谊，是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推心置腹，是舍我其谁、中流砥柱的文化自信，历经各时期革命“血与火”洗礼而历久弥新的！
（三）新型政党制度超越西方现代民主文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全不同于其他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而是以“和而不同”为基本理念，以和谐政党关系为外在形式，实现各政党共商国是、共谋发展的整体格局 。它借鉴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利弊，超越了其现行文化。
1.以亲密合作避免无谓内耗
西方政党制度的基本理念是“竞争”，这不仅体现在选举过程中，更体现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从积极意义来说，这种架构能够激发政党的潜力、约束政党的行为、监督政党的权力，能够体现公平精神。然而在现代政治的实践中，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竞争往往演变为政党之间的内耗和无谓斗争：政党之间的竞争不是为某项公共政策，不是为了选民的公共利益，而是出于“斗气”，甚至是“赶你下台”的简单目标。甚至其实现方式往往是滑稽、可笑乃至危害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与此同时，一党制往往强调“控制”，其利用自身的执政地位实现对资源的垄断和社会的控制。尽管一党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实行多党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混乱，但也不可避免地压制了其他政治力量乃至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导致各种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和有效沟通。更令人担忧的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唯一合法政党由于缺乏外在的压力和制约，可能导致自身的创造力逐步枯竭，因失去继续进步的动力而“萎靡”，并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产生腐败，最终失去政权。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日本的自民党、印度的国民大会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殷鉴不远。可以看出，西方政党制度的一党制也好多党制也罢，最终都不利于政治稳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在非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框架内解决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党派的参政问题。这一基本框架决定了中国各政党之间的基本关系状态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但又不是简单的服从关系。这一政党制度既可以避免政党间的“恶性竞争”，发挥使各政党不至于在无谓的内部斗争中消耗掉的作用，又能发挥使执政党不至于缺乏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而“萎靡”的功能。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一开始就从基本理念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制定大政方针，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提出意见建议，执政党和参政党通过各种渠道沟通协商，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避免了政党关系不明确时各党都希望通过赢得选举进而上台执政而导致的资源消耗，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高效率的发展。
2.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的西方话语霸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垄断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定义权、阐释权和评判权。它们凭借着自己的话语霸权，不遗余力地美化、包装西方政党政治，论证西方政党政治的优越性、合理性，给其带上普遍性的光环，并用它作为招牌来控制其他国家，从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一些国家正是受到其话语霸权的影响，不顾国情地移植、照搬西方的政党政治，结果导致国家治理失效、社会动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出现和成功，则从实践上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的西方话语霸权。
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种政党制度，即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新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路径。今年时值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70载的岁月历程充分说明一个国家，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归根结底要根据本国国情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来决定。两党制、多党制都有其固有的矛盾弊端和制度局限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绝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根据中国国情和政治现实需求做出的正确抉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有些国家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另一重要形式。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仅包括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还包括参加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协商。中国在坚持和发展选举和投票民主形式基础上，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形式，不仅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围绕各方面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具体体现。
三、结语
从文化角度来看，政治制度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性。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完全相同的，民主政治不会也不能只有一个模式。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如果脱离国情而生搬硬套别国的政治制度，往往会使政治运行陷入混乱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渐改、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体现了“恶党争、鄙讥谤。重谐和、贵合一。尊人望、崇贤德”的传统文化思想，所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选择 。
（本文获2018年度民建省委会理论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