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乐:我眼中的温州模式
发布时间:2004-08-19 1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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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8月16日电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辞职下海,随后创办自己的企业……这种经历似乎可以套用在今天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不过,即使在这么多的共性之中,每个企业家创业的经历都是独特而不会被随便湮没的。 
高天乐担任总裁的天正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温州乐清长城变压器厂(后更名为浙江长城电器实业公司),创办于1990年9月。此前,高天乐是乐清柳市中学的数学老师,他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教了七年书后,于1989年底辞去公职,与朋友一起先到香港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推销当地低压电器产品。由于产品质量等原因,推销受挫,于1990年夏返回家乡柳市,创办实业。 
天正十多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90年9月到1994年4月是第一阶段。这期间企业为高天乐个人独资创办,属于私营企业。这期间,企业较好地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第二阶段,大致是从1994年5月到1996年底,以1994年5月“长城实业”联合7家同样性质的私营企业,组建浙江天正集团公司为标志,企业进入了股份合作制阶段。这一阶段,企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已初具规模。第三阶段始于1997年。这一年,在高天乐的极力主张下,天正集团核心层历经两次重大股权调整,第一次面向内部发展了近10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入股,共吸收股金2600万元;第二次面向外部兼并了19家成员企业,又吸收股金3000多万元,企业由“人合”公司逐步向“资合”公司过渡,企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较规范的股份制阶段。 
天正从1990年起步,创办之初只有5万元启动资金、6个工人,年产值还不到30万元,到1999年底,集团公司净资产已经达到2.37亿元,员工总数3200多人,集团工业总产值超过了13亿元,2002年就已经被全国工商联公布为全国民企500强第10位。 
今天的高天乐从外表看来非常温和,似乎还能找到当年数学老师的影子,不过,他的天正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工业电器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作为从中国民营经济之乡走出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高天乐对所谓“温州模式”也有自己的思考。 
访谈 
问:作为温州企业家的代表之一,你觉得所谓的“温州模式”还能延续吗?温州人的成功之处究竟在哪里? 
高天乐:现在为止温州模式都是成功的。温州人中千万富翁的比重是占全国最大的,在温州的街上你不经意地看到一个人,可能他家里面就有很多的财产。改革开放20年来,温州人创造了很多的财富,这是为什么?首先就因为温州人十分的吃苦耐劳。 
温州人为什么能吃苦?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一亩四,温州是不到三分,温州人的资源非常少。温州地处东南沿海,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外来投资也非常少。很多温州人从小生活就过得非常艰难,就跑出去做生意了。温州人在经历了很多磨难以后,觉得吃苦是很正常的,也敢冒风险。 
温州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本来就没钱,我必须冲出去赚钱”;第二是教育背景往往比较差。比如我是在温州上的大学,当时在温州读大学的人非常少,读大学再去办企业的人更少,这往往导致在理性思想方面比较欠缺,所以“你做生意我就跟着你做”。一个人出去做生意成功了,很多人跟出去就做同样的生意。这也是之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温州人往前走了一步的原因;第三是团队精神。中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温州人和温州商会,温州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愿意互相支持,一个温州人在某个地方受到伤害,大家都愿意帮助他。 
不过,在新的世纪,温州人的模式在发展,他们让子女受很好的教育,他们自己也非常好学,而且更注重实践经验的学习。 
问:你刚刚说过温州人是很吃苦耐劳的,可是现在你们的条件不比当年,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怎么继续下去呢? 
高天乐:过去的成功经验用在现在不一定会成功,过去不成功的经验现在不一定不成功。对企业经营者来讲他会有许多不同的理念。日本也是一样,第一代人创业的时候非常的艰苦,第二代人还会把事业延续下去,这中间需要的是经验和实力的支持。比如说,我把财产转交给下一代,而他如果同时拥有知识和财富,他应该更有能力管理企业,这也是延续下去的方式,不过他的管理方式可能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问:你提出温州人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你在职业生涯中间有没有学习的对象或者偶像? 
高天乐:要有偶像的话可能就是全球第一CEO韦尔奇,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不过我想他的东西全搬来用,也不一定成功。我们还是要自己对自己充满自信,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 
问:过去有一种说法,温州人的产品模仿型的比较多,不过也有人说,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看到的不是模仿,而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对于这点,你怎么看? 
高天乐:中国处于劳动密集型的状态,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国外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很大的,而中国人就常常拿一个东西进行模仿。温州人没有研发的能力,中国大部分企业其实也没有这个研发的能力。国外的跨国公司已经做100多年了,我们才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最关键是一个学习的能力。 
问: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回到十几年前,你刚刚做自己的企业时候,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如果让你重新做企业的话你会怎么做? 
高天乐: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再办一次企业的话会成什么样,我也不能肯定我的企业会成为世界上很知名的企业。十几年前做企业的时候,没有榜样,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做。现在我们知道要做战略规划,订立远期目标,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 
问:的确是这样,十几年前,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零开始,我们甚至找不到榜样和偶像。作为过去这十几年的参与者,你有什么心得? 
高天乐:我们得到了实践的机会。正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才有机会从事经济活动,假如说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社会里,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从零开始做,一直发展到很大的企业。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推崇竞争,有时候几乎没有机会理性地思考问题,人情味儿会淡一点,大家联络变少了。确实有得有失。 
问:听说,你曾经到上海的中欧管理学院参加了EMBA的培训,显然你在企业管理方面有更高的追求,在管理方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高天乐:我感到做企业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团队,要懂得相互规避利益冲突。我们要学会克服困难,只要在困难当中不死掉,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你要有这个勇气,坚持下来才能成功。 
了解自己也非常重要。你要明白你的企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管理上没有空虚的东西,要特别注重细节。特别是用人方面,必须洞察周边的变化,必须知道每一个员工的感受,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希望得到什么,这样才有可能帮助别人,然后为共同的目标去奋斗。 
假如你总是认为企业很牛气,有可能死得很快。就好比一个人从来不体检,一体检发现是癌症末期,你做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企业要不断地审视和诊断自己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企业的寿命会长一点,同时还要不断强调人的作用并你和下属的沟通。 
问: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这么大的集团公司,那么你觉得应该给我们的商业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有建设性的价值观? 
高天乐:个人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包括社会整体物质条件提高以后,我们可能都会想到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得到更大的体现和社会的认同。企业应该想到的是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还有员工的利益怎样协调发展。可以这么说,帮助一些人成长,就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 
高天乐担任总裁的天正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温州乐清长城变压器厂(后更名为浙江长城电器实业公司),创办于1990年9月。此前,高天乐是乐清柳市中学的数学老师,他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教了七年书后,于1989年底辞去公职,与朋友一起先到香港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推销当地低压电器产品。由于产品质量等原因,推销受挫,于1990年夏返回家乡柳市,创办实业。 
天正十多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90年9月到1994年4月是第一阶段。这期间企业为高天乐个人独资创办,属于私营企业。这期间,企业较好地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第二阶段,大致是从1994年5月到1996年底,以1994年5月“长城实业”联合7家同样性质的私营企业,组建浙江天正集团公司为标志,企业进入了股份合作制阶段。这一阶段,企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已初具规模。第三阶段始于1997年。这一年,在高天乐的极力主张下,天正集团核心层历经两次重大股权调整,第一次面向内部发展了近10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入股,共吸收股金2600万元;第二次面向外部兼并了19家成员企业,又吸收股金3000多万元,企业由“人合”公司逐步向“资合”公司过渡,企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较规范的股份制阶段。 
天正从1990年起步,创办之初只有5万元启动资金、6个工人,年产值还不到30万元,到1999年底,集团公司净资产已经达到2.37亿元,员工总数3200多人,集团工业总产值超过了13亿元,2002年就已经被全国工商联公布为全国民企500强第10位。 
今天的高天乐从外表看来非常温和,似乎还能找到当年数学老师的影子,不过,他的天正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工业电器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作为从中国民营经济之乡走出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高天乐对所谓“温州模式”也有自己的思考。 
访谈 
问:作为温州企业家的代表之一,你觉得所谓的“温州模式”还能延续吗?温州人的成功之处究竟在哪里? 
高天乐:现在为止温州模式都是成功的。温州人中千万富翁的比重是占全国最大的,在温州的街上你不经意地看到一个人,可能他家里面就有很多的财产。改革开放20年来,温州人创造了很多的财富,这是为什么?首先就因为温州人十分的吃苦耐劳。 
温州人为什么能吃苦?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一亩四,温州是不到三分,温州人的资源非常少。温州地处东南沿海,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外来投资也非常少。很多温州人从小生活就过得非常艰难,就跑出去做生意了。温州人在经历了很多磨难以后,觉得吃苦是很正常的,也敢冒风险。 
温州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本来就没钱,我必须冲出去赚钱”;第二是教育背景往往比较差。比如我是在温州上的大学,当时在温州读大学的人非常少,读大学再去办企业的人更少,这往往导致在理性思想方面比较欠缺,所以“你做生意我就跟着你做”。一个人出去做生意成功了,很多人跟出去就做同样的生意。这也是之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温州人往前走了一步的原因;第三是团队精神。中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温州人和温州商会,温州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愿意互相支持,一个温州人在某个地方受到伤害,大家都愿意帮助他。 
不过,在新的世纪,温州人的模式在发展,他们让子女受很好的教育,他们自己也非常好学,而且更注重实践经验的学习。 
问:你刚刚说过温州人是很吃苦耐劳的,可是现在你们的条件不比当年,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怎么继续下去呢? 
高天乐:过去的成功经验用在现在不一定会成功,过去不成功的经验现在不一定不成功。对企业经营者来讲他会有许多不同的理念。日本也是一样,第一代人创业的时候非常的艰苦,第二代人还会把事业延续下去,这中间需要的是经验和实力的支持。比如说,我把财产转交给下一代,而他如果同时拥有知识和财富,他应该更有能力管理企业,这也是延续下去的方式,不过他的管理方式可能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问:你提出温州人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你在职业生涯中间有没有学习的对象或者偶像? 
高天乐:要有偶像的话可能就是全球第一CEO韦尔奇,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不过我想他的东西全搬来用,也不一定成功。我们还是要自己对自己充满自信,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 
问:过去有一种说法,温州人的产品模仿型的比较多,不过也有人说,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看到的不是模仿,而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对于这点,你怎么看? 
高天乐:中国处于劳动密集型的状态,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国外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很大的,而中国人就常常拿一个东西进行模仿。温州人没有研发的能力,中国大部分企业其实也没有这个研发的能力。国外的跨国公司已经做100多年了,我们才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最关键是一个学习的能力。 
问: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回到十几年前,你刚刚做自己的企业时候,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如果让你重新做企业的话你会怎么做? 
高天乐: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再办一次企业的话会成什么样,我也不能肯定我的企业会成为世界上很知名的企业。十几年前做企业的时候,没有榜样,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做。现在我们知道要做战略规划,订立远期目标,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 
问:的确是这样,十几年前,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零开始,我们甚至找不到榜样和偶像。作为过去这十几年的参与者,你有什么心得? 
高天乐:我们得到了实践的机会。正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才有机会从事经济活动,假如说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社会里,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从零开始做,一直发展到很大的企业。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推崇竞争,有时候几乎没有机会理性地思考问题,人情味儿会淡一点,大家联络变少了。确实有得有失。 
问:听说,你曾经到上海的中欧管理学院参加了EMBA的培训,显然你在企业管理方面有更高的追求,在管理方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高天乐:我感到做企业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团队,要懂得相互规避利益冲突。我们要学会克服困难,只要在困难当中不死掉,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你要有这个勇气,坚持下来才能成功。 
了解自己也非常重要。你要明白你的企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管理上没有空虚的东西,要特别注重细节。特别是用人方面,必须洞察周边的变化,必须知道每一个员工的感受,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希望得到什么,这样才有可能帮助别人,然后为共同的目标去奋斗。 
假如你总是认为企业很牛气,有可能死得很快。就好比一个人从来不体检,一体检发现是癌症末期,你做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企业要不断地审视和诊断自己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企业的寿命会长一点,同时还要不断强调人的作用并你和下属的沟通。 
问: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这么大的集团公司,那么你觉得应该给我们的商业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有建设性的价值观? 
高天乐:个人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包括社会整体物质条件提高以后,我们可能都会想到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得到更大的体现和社会的认同。企业应该想到的是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还有员工的利益怎样协调发展。可以这么说,帮助一些人成长,就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