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现在的民主党派实际领导人大多没有切身体会过解放前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中百花齐放的情况，而他们的上一代却大多是各党派创建人，甚至在解放前就已经是颇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这种状况和执政党很相似，随着中共领导人的换代，中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目标。这些新一代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其上一代领导人相比，是否也会带来什么不同？
中共中央7月初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随后，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进程正式展开。这已经成为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前的一个惯例，也能让人看出民主党派在中国政局中的位置。
在所有这些非执政党政治人物中，成思危无疑是出镜最为频繁，也最为活跃的一位。从虚拟经济、风险投资到人民币汇率，每次发言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对他作为经济学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也非常熟悉，但是，他另一个重要的身份还是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一位民建会员曾经一脸真诚地对《凤凰周刊》记者说，成思危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的风范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要求入会，而他对民建基层组织工作的关心，也让这些民建会员感到温暖和与众不同。
本刊曾经在总第224期刊登过一组文章，试图从历史和现状的对比中展示出民主党派在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中的变化。专访成思危，则希望能够从民主党派的内部视角，展示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中，另一维的所思所想。


“有一个党派作依托，参政议政作用是要大得多”
《凤凰周刊》：90年代您为什么选择进入一个民主党派，当时您已经是一位高级干部了？
成思危（以下简称“成”）：我当化工部副部长的时候还是无党派人士。1994年底，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请我吃饭，动员我加入民建。我说我现在工作挺忙，这样也挺好。他说，虽然你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每次政协会你也积极发言、写提案，但是作为个人来说，你参政议政的力量还是很有限的，你的发言也不是中央领导都能看到的。但是作为一个党派不一样，有些意见和情况可以直接反映给中共领导。你不是希望你的意见能够得到领导的重视和采纳吗，在这一点上个人和党派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他的话打动了我。
《凤凰周刊》：孙老这么说，那么当时民主党派在人们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地位？
成：从当时来看，大家对民主党派的了解肯定没有今天那么多。说实话，我当时也没多少认识，因为我只是个业务干部，一直没接触过民主党派。但是孙老的话对我确实有启发。今天看起来，有一个党派作依托，参政议政作用是要大得多。
《凤凰周刊》：前段时间中共中央连续就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出台了两个五号文件，历史上中共对同一个问题连续发布同号文件，除了关于农业的几个一号文件之外就是这个了，怎么理解中共的这个行为？
成：从中共的统战历史上看来，有几个里程碑，最后一个里程碑就是最近的五号文件，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凤凰周刊》：最后一个里程碑意义在哪里？
成：我觉得强调了民主党派参政和履行职能的重要性，并且给予了制度化的保证。这次在制度化方面的规定很明确，包括政府、人大、政协的一些安排，这对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提供了制度保证。例如在《公务员法》中将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也列为公务员，和中共一样，这实际上就是贯彻落实了五号文件的精神。像这样将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定位为公务员，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五号文件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把统一战线的成员划成了四个同心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四个同心圆一个比一个大，这样的划分对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就更明确了。
《凤凰周刊》：听说胡锦涛亲自点名让您去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共更加注重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成：是的。我们去年和胡锦涛总书记一年有九次高层协商，协商包括各个方面，你说的这个问题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春节的座谈会上提出来让我研究的。
因为民主党派的职能就是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不同层次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参政，现在全国有六个省的副省长是民建会员，还有一位副总检察长，一位监察部副部长，一位环保总局副局长是民建会员，直接在政府中发挥作用。民建会员中有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在许多省、市、自治区中都有一位民建会员担任人大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这就是参加国家政权。
《凤凰周刊》：以至于很多人把您的话当成是中央政策吹风，比如你在香港提到的关于人民币的问题，也因此引起不小的反响。
成：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讲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这些看法通过不同的渠道，特别是直接的渠道反映到中央，也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也可能有时候与中央的决策不谋而合。有时候以我的身份讲话有一定的好处，不像国家主席、总理讲话那样太具有正式的官方色彩。
《凤凰周刊》：民建这几年也提过很多很有价值的提案，比如虚拟经济、金融全球化、中小企业发展等，我非常想知道，您认为这些调研和提案，与其它研究机构、智囊机关所做的相比，有什么区别？
成：如果从学术角度看没有什么区别，我也是以学者的角度去研究这些问题的。但从参政议政角度看来，我们如果觉得所提的建议很重要，就可以直接反映到总书记、总理那里，他们往往会做出批示，这就不一样了。
例如，今年年初我到广西调查石漠化的问题，那里的农民很穷，需要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调研之后我给锦涛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建议。锦涛同志就批示让发改委去研究，并要向我反馈意见。回良玉副总理也批了，我今天刚刚收到了发改委反馈的意见。要是一般学者提出的意见，政府部门不一定给你反馈。
《凤凰周刊》：中共也有自己的智囊机关啊，他们也是可以反映的。
成：对，但是他们的渠道没有我们这么直接。他们通常要逐级上报，只有非常重要的意见才能反映到总书记那里。我们则有机会当面反映一些意见，我想我们见总书记的机会要比一般的智囊团多一些。
《凤凰周刊》：不过这样是否也会使民主党派越来越学术化，这对于党派来说是很好的事情吗？
成：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我曾经讲过，没有研究，就没有决策权。现在有许多问题十分复杂，不是浮皮潦草地随便看一下、拍脑袋瓜说两句就行的，要做很多研究，例如社会保障体系，住房制度改革等等。
有研究才能使意见更加准确，建议更加可行。但是我也不赞成把一个党派变成一个研究单位。说民主党派学术化，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误解。党派和学术机关的区别就在于其参政议政的职能，党派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变成可行的建议，就没有现实的作用。但是我认为，没有研究肯定是不行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去做事”
《凤凰周刊》：无论是中共还是民主党派，都说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新在什么地方？对民主党派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吗？可不可以看作是一个发展机会呢？
成：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需要，因为不管是从帮助中共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使我们国家能够平稳健康地发展，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机遇肯定是越来越大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我常在我们民建内部强调，现在中共内部有很多人才，知识层次也相当高，现在要提意见，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可能人家出于客气说你的建议提得很好，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们现在要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来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凤凰周刊》：为什么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认为民主党派是政治花瓶，普通民众甚至无法完整说出八个民主党派的名字？
成：我当选主席的当天讲了一段话，希望我们民建的同志能够识大局、顾大体、有作为。有作为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作为就很难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对你的了解，以及执政党对你的支持。有作为才能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有地位。国外有人攻击说民主党派是政治花瓶，我说如果没有作为就会和花瓶差不多。
我刚到民建的时候，化工部的老朋友打电话祝贺我，最后还问一句，民建是干什么的。有的地方组织还接到电话，说我们家房子漏你们来修一下，还以为民建是民用建筑协会呢！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是因为知道我才知道民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党派自身要有作为，但是执政党的重视也是很重要的。例如胡锦涛总书记刚刚上任的时候走访八大党派，各地的省委书记也都跟着这样做了，这对提高民主党派知名度有很大作用。但是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作为，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凤凰周刊》：您觉得现在民主党派有充分的努力吗？是不是还有不少民主党派宁愿默默无闻？
成：我不便评价别人。但是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去做事，但是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我们应该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要做一件事，首先要考虑你有没有做好它的本事，但是一旦你认为可以做，就要尽力把它做好。
《凤凰周刊》：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是已经在现有的空间内充分跳舞了，还是远远没有利用这些空间？
成：各个党派情况不一样，从民建看来，比以前有较大进步，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从中共的政策看来，我们参政议政的余地还是很大的。随着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推进，很可能会有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就要根据当时的条件来发挥作用。
《凤凰周刊》：您认为在今天，民主党派对中共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或者说价值是什么？
成:毛泽东讲了，一个人的耳边要有不同的声音。邓小平说，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大家共同为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作出奉献。十四号文件把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就更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派的作用。
从今天看来，民主党派不是可有可无的。民主党派可以团结联系一部分社会中的高层人士，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更好地帮助中共做好执政工作，从这一点看来，其作用也是越来越明显了。
“从组织的方式来看，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联盟的方式”
《凤凰周刊》：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党徽党旗，很多人也不把民主党派当成是学术意义上的政党？
成:首先我们和中共大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就在于中共作为执政党，强调的是先进性，我们作为民主党派，强调的是进步性和广泛性的结合，强调的是政治联盟，这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中共发展党员，针对工农兵、知识分子各个方面，而我们则重要发展知识分子中的中上层人士。只要承认我们的会章并自愿加入，我们都是欢迎的。
我们的会章和中共的会章相比，只要求爱国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些要求。政党是由一群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从事政治活动的群体。从理念上看来，我们和中共是不完全一样的，在我们的会章里没有提及任何共产主义的内容，我们只是强调拥护社会主义。
从组织的方式来看，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联盟的方式。所以现在没有考虑你说的会徽、会旗等问题。因为目前我们不希望用会徽、会旗等把我们的会员和其他七个党派的成员及社会人群泾渭分明地区分开。
《凤凰周刊》：政治联盟和政党的概念不太一样是吗？
成:不完全一样。
《凤凰周刊》：那么各党派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形式，是向西方意义上的政党、NGO还是人民团体？
成:民主党派和西方政党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既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是参政党。这是我们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这样的一个格局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度”可能会有变化。比如，参政的度可能会有变化，例如五号文件说了，够条件了可以担任正职。刚解放的时候，民主党派人士也在政府里面担任了很多正职，现在来看，五号文件又给了这种可能性。五号文件公布以后，在国家53个特大型国企里头，有一个总经理就是我们民建会员，以前根本不可能啊，特大型国企的总经理由党外人士担任，以前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五号文件公布以后一个直接的变化。五号文件里这种精神已经有了，实施可能还得有个过程。
《凤凰周刊》：在今天，相对于中共，民主党派的吸引力在哪儿？
成:这里面有各种情况，有的可能认为加入中共，受限制比较多，组织性纪律性要比较强等；有的人可能因为过去的一些事儿，不愿意加入中共；有的人说是因为我的原因加入民建，跟党派领袖的个人吸引力有关。
《凤凰周刊》：你们为什么不去主动发展会员呢？
成:我们当然也去宣传，但是我们绝对不主动去拉。我们还是始终坚持自愿入会的。因为如果不是自愿的话，这个党派没有凝聚力。
《凤凰周刊》：自愿和你主动去发展成员也不矛盾啊？
成:是不矛盾，但是总体来说，我绝对不勉强任何人加入，因为加入民主党派和加入中共不一样。加入中共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加入民主党派不一定有这么强的政治动机，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认为加入民主党派，进入政协进入人大更方便，但我是最反对这种动机的，这种功利主义动机的人不是真正热爱这个党派，也不是真正愿意为这个党派做事，他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