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的《望海潮》给人们勾画出一幅富庶江南的美景，其中太湖南岸的湖州，则以“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成为江南的一颗明珠。湖州是世界丝绸文化发祥地之一，绸厂林立，创始于1918年的达昌绸厂，在湖州一直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作为达昌绸厂的继承人、老一辈工商业者，原全国政协常委、省工商联会长钮守章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属于他的如烟往事。 　　


肩负振兴家门之重任 　　“我的事业，是在承继父业中发展的。”钮守章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深情地回忆着有关父亲的点点滴滴。 　　钮守章的父亲钮介臣，出生于1888年，是达昌绸厂的创始人。他21岁进湖州老惇泰绉纱庄，23岁被提升到上海老惇泰当会计。25岁那年，鉴于当时丝绸旺销，生意好做，钮介臣就离开老惇泰自己做绉纱行商，从湖州机坊贩运绉纱到上海销售。26岁起，钮家兄弟三人与人合伙开设弘生昌绸庄，由行商转为坐商，经营湖产绸绉运上海批发销售，从而积累了进一步发展的资本。 　　1911年，钮介臣兄弟三人开始在家里设置土法手工抛梭织绸机两只进行家庭作坊生产，继而增加到4只，名为“钮达昌”，自产自销。1918年，在小西街回龙桥合伙集资扩大了20台人力织机。从此，湖州达昌厂渐渐兴盛起来，钮家也开始发达起来。 　　作为商人，钮介臣总结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廉”的生意经。民国初年，湖绸的主要原料是土丝，它是农村家庭土法缫制的丝。由于设备简陋，丝的条纹粗细不匀、糙头多、断头多，必须花人工复摇，而且产量低、质量次，不可能织造较细、较薄的高档的真丝绸缎。为了力求产品向高、精发展，达昌绸厂决心自建丝厂，生产白厂丝织绸，1927年，钮家在德清造起苕溪丝厂。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在世界范围和中国争夺丝绸市场，有计划、有目的地大肆破坏我国的蚕丝事业，他们的铁蹄一踏上我江南沃土，见桑树就砍，见蚕具就毁。苕溪丝厂就被日本侵略者拆机器、毁厂房，大肆抢掠了好几次，伪军土匪更是推波助澜，趁火打劫，最后一把火烧光，瓦砾无存。 　　1946年，22岁的钮守章刚从上海沪江大学的工商管理系毕业，人生的一次选择摆在这位正直的年轻人面前。他本想出国求学深造，但是钮介臣却让儿子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在这个儿子身上，钮介臣寄托了太多的希望。 　　“其实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到厂里实习了。在父亲的管教下，我上午念书，下午到厂里管事，每天要写汇报，工作很辛苦。”年轻的钮守章并不像其他豪门少爷一般过得那么悠闲而轻松，严格的父亲随时都在提醒他要担负起振兴家门、振兴产业的重任。“我父亲会吸烟会喝酒，但是洋烟洋酒他从来不沾口，吸的是国产烟喝的国产酒。他对我们说的最多的是他当年当学徒时受的苦。”也许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因而钮守章身上少了许多当时年轻人的奢靡习气，如他父亲一般节俭勤勉。 　　那时钮家所拥有的丝厂、绸厂、炼染厂、面粉厂，厂子在湖州，管理处和销售点在上海。年轻的钮守章肩负父辈们的希冀和热望，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业中，学到了不少企业运营知识和实践经验。他本以为可以学以致用，将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但事与愿违，国民党腐败统治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投机倒把替代了正常经营，正当的民族工商业者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动荡的时局让钮守章很快陷入困境，从1946年到1949年解放，他苦苦支撑了3年，但钮氏企业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被共产党的两件事感动 　　父亲的选择又一次影响了钮守章。“解放战争初期，就有人劝我父亲离开上海去海外，父亲不为所动，立志留在大陆与企业共存。他对我说，他从小苦出身，一个铺盖到上海，什么苦都吃过，白手起家，没干过坏事，共产党如果要清算，他可以把所有企业奉献给国家，个人还可以为国家继续做工作。我父亲还说，国外再好无非是流落他乡受欺凌，国内再苦总是出生之地有根基。”至今，已过古稀之年的钮守章，仍然十分敬佩父亲的抉择。 　　父亲的执着给钮守章树立了信心，而他也从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上开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新中国的美好未来。第一件事是解放大军进入上海市区那天，他亲眼看到整整齐齐一排排露宿在南京路和金陵路行人道上的解放军战士。当时天下着细雨，经过日夜行军，极度疲劳的战士，宁可冒风寒，一个紧挨着一个露宿街头睡得正香，很多商铺的店主于心不忍，劝他们进屋去睡，但却没有一个战士去惊扰老百姓。第二件事是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湖州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市长、总工会主席等领导来达昌绸厂和劳资双方开会，会议开得很晚，结束时已经是万家灯火，大家还饿着肚子，天又下着雨，几位领导同志都没有带雨具，钮守章要留他们吃饭，却没有留住。但见他们都脱了鞋，赤着脚，冒雨跑了回去。钮守章在厂门口远远望着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们在雨中离去的背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他深信共产党不仅能够摧毁一个旧世界，也一定能够建设好一个新世界。 　　事实印证了这一推测。1949年到1953年，受战争的影响，国内像丝绸之类高档消费品的市场趋于萎缩，内销非常困难，出口又被封锁，有几年外销中断，产品根本卖不出去，整个丝绸行业遭遇到非常大的打击。“当时光鼓动恢复生产是没有用的，因为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没有钱买原料、也发不出工资，生产难以为继。”此时此刻，经历几多风雨的钮守章平和地说，丝毫看不出当时的焦虑、不安和不甘。然而当时的钮守章几乎是日不安、夜不眠，眼看父亲交给他的家业危在旦夕，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政府开始收购它的成品、发放贷款，工厂也开始发工资，随后外销逐步通了，再采取加工订货等多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扶持措施进行帮助，企业开始逐步好转。 　　“我是真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为我带来了春天的生机，要不然我父亲创立的这份家业也许就……”钮守章有些说不下去了。 　　

积极投身公私合营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钮守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最高形式就是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冬天，父亲钮介臣亲自参加了湖州电厂公私合营后的第一次股东会，领到了分配的股息，他在公方代表的报告中听到了公私合营后厂里的巨大变化，感慨地说：“我和李彦士（解放前湖州电气公司总经理）打过官司，过去电厂的腐败情形，我最清楚。我这个股东，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的股息，想不到共产党短短几年就把电厂搞得那么好，还发了股息，真了不起。”第二年公私合营达昌绸厂开股东会，他也参加了，使他惊讶和高兴的是，公私合营后仅仅两年，生产就大大提高。 　　说到公私合营，钮守章回忆起1954年春夏之交时的一件事情来。当时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华东地区关于公私合营工作的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那时正值“黄梅天”，大水淹没了湖州去上海的公路。去上海参加会议的代表、时任公私合营达昌丝厂私方副厂长的钮守章，和湖州市委统战部百友部长以及公私合营湖州电厂公方代表和私方厂长4人，只能从湖州乘划船到江苏盛泽，再上汽车，到上海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原先准备在第二天作国家有关公私合营政策重要讲话的上海市市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陈毅同志，因中央急召当晚必须赶赴北京，所以提前把讲话录好音，第二天华东地区工商界代表人士在座谈会上听到的是录音讲话。华东地区是我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自然也是公私合营工作的重点，各省市工商界的代表人士齐聚上海共商国是，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所以会期很长，开了十多天，除了听取陈毅同志的重要讲话以外，各地还介绍先走一步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并围绕如何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后来钮守章才体会到这次会议是为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作准备的），发展生产，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以及如何在进行企业改造的同时做好企业家的改造工作等等展开了讨论。 　　“会上我遇到山东纺织业巨头、大资本家苗海南先生，当时我还很年轻，不认识他，有人介绍才知道他解放前就去了香港，经中央和山东省委做了工作才回来不久。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积极拥护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政策措施，我对他肃然起敬。我还记得他当时穿着笔挺全新的湖蓝色中山装，精力充沛，在会上还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我很受启发。”钮守章的思绪穿越了时光，回忆着50多年前的生活片段。在会议中他与苗海南先生分在一个组讨论，因为他的记录比较全面，苗先生就向他借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的记录稿，准备抄写，以备回去学习和传达。钮守章就给了他一份，他很高兴，会议过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 　　1955年冬，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形成，中央和省市各级民建和工商联“两会”组织（民建是一个民主党派，工商联是一个工商企业的社会团体，由于他们的成员和工作对象多数是工商界人士，工作任务又基本相同，所以他们那时是合在一起办公，简称“两会”，直到1989年才正式分开）响应中共的号召，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动员组织自己的成员，投入到这一高潮中来。作为先走一步的典型，在1954年就已经担任公私合营达昌丝厂副厂长的钮守章，更是兴高采烈地走在工商界游行队伍的前列，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最后广大工商业者响应了党的号召，无一例外地交出了生产资料，参加了公私合营，取得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后来的20多年，是钮守章人生的又一低谷，他被“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最后按“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他作出了“二类”处理。 　　

见证香港湖州同乡会的诞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钮守章的右派罪名，得到改正。1981年6月民建湖州市委会恢复活动后，他从丝厂被调到民建湖州市委会工作，1982年担任了民建湖州市委会副主委，1986年任主委、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1983年嘉兴地区撤地建市后被选为湖州市第一届和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对此，钮守章动情地说：“我在政治上蒙受20多年的冤屈，我痛苦过，但是我没有丝毫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因为我明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政府或其他政权组织，不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都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看它如何改正错误。我们常说我们的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党，它之所以伟大、英明、正确，我认为就体现在这里。”
当时中央号召对外扩大开放，宁波、杭州、温州等市走在了前列。湖州市委要积极联络在港澳台侨中的湖籍人士（特别是其中的工商界人士），在他们中间扩大湖州的影响，市委统战部动员钮守章和民革湖州市委会李承威主委（已故）两个人一起，用私人探亲的名义赴香港进行联络活动，钮守章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父辈至交、姻伯倪坪荪先生以87岁高龄，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为钮守章的到访作了周到的安排。在香港逗留的20多天时间里，在倪老先生的引荐下，钮守章先后与同乡亲友接触达100多人次。他们多数属于工商界的中上层人物及新闻出版界和知识界著名人士，其中有怡和公司顾问顾乾麟，钮守章的老同学、荣毅仁的堂弟香港南洋纱厂总经理荣鸿庆，香港书籍文具业同乡会理事长、利通图书公司总经理沈本瑛，宝丰保险公司总经理许惠源以及丝绸同行沈炳麟、沈善臣、沈善恂昆仲等。此外钮守章还结识了很多新同乡、新朋友包括他们的子女，他们中间有湖州陆家花园原来的主人陆心源的后代，现在香港、美国、毛里求斯设有十多家毛纺织厂的亚洲纺织集团陆增镛、陆增祺昆仲；湖州著名书法家王一亭的曾孙王孝治、王孝行、王孝达、王孝方、王孝仁五位昆仲。
在接触中，他了解到，湖州移居港澳的同胞，包括他们的子女不下2000人，但是他们中间在湖州有祖居、祖坟和亲人、家属、故友并经常回来的，不过几百人，占少数，属湖州籍但在湖州既无祖居、祖坟又无亲属、朋友，以及原籍湖州，后来移居上海，从上海再去港澳的，占多数。不管哪部分人，他们对故乡湖州都有浓厚感情，他们都关心祖国的命运，更关心家乡的兴衰。但是他们毕竟长期生活在海外，对大陆的一切缺乏了解，加以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里，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观点，较普遍的是怕政策变，特别是一些从事工商业的人士怕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与此同时，港胞也反映了一些实际问题，例如落实私房腾退问题，要求在大陆的子女去接替在港父辈的事业问题等等。钮守章回来以后都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得到了支持并按政策规定逐步给予解决，受到港胞的拥戴。
在联络海外老一辈侨胞的时候，钮守章发现还必须重视做好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工作。老一辈人爱国爱乡情谊比较深，但大多数年事已高，他们的第二代，许多人虽然在事业上有了一定成就，但家乡观念就不像前辈那么深，第三代则更是如此。他们中间有的甚至只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湖州人，却不知道湖州在哪里。在接触中，钮守章还了解到，在香港的湖州籍同胞，他们也不是经常有机会相互接触。因此他提出了在香港组织湖州同乡会的建议，得到了在港湖州老乡们的赞赏和支持。经过4个多月的积极筹备，1987年6月7日，在香港铜锣湾珠城酒楼举行了湖州香港同乡会成立大会，倪坪荪先生被推选出任首届会长，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等均对此作了报道。此后在香港的报纸上经常能见到介绍湖州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照片和文章，扩大了湖州在香港人士中间的影响。
当年6月25日，倪坪荪老先生专程由香港来杭，向省和湖州市领导汇报同乡会的筹建经过和今后打算，受到了省侨办和湖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热情接待。顾乾麟先生于6月底率领由其父亲叔蘋公命名的奖学金所培养的70余名学生，在湖州道场山叔蘋公墓地举办奖学金设立60周年纪念活动。香港大业制造公司沈炳麟先生除了在故乡双林镇捐资建造公园、敬老院、中学科技馆、小学教学楼，改造医院住院部之外，又在湖州城区捐资建造福利院和碧浪湖亭榭等。和钮守章有同乡、同学、同年“三同”关系的香港亚非纺织集团总经理陆增镛先生及两个弟弟增祺、增钰，以往跟内地很少交往，通过这次接触才知道他们陆家与湖州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香港湖州同乡会在港湖两地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务逐步取得进展。浙江省和湖州市多次去香港或在内地举办的各类经贸和联谊活动，都得到了同乡会的支持和帮助。首任会长倪坪荪先生因年事已高，于1991年前回大陆定居，寓居上海，由其孙子、孙媳陪侍10多年，于2001年逝世，终年101岁。其长孙倪永平在香港经营的裕隆轴承设备公司已迁至广州番禺，并在上海开了分厂。倪先生在上海定居的10年中，尽管钮守章调离湖州，但出于“忘年交”的深厚感情，逢年过节，他总要专程去上海探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感受汤老的真诚关心
1989年民建、工商联分家后，因工作需要钮守章调任省工商联副会长，同时被选为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任省工商联会长，并被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直到退休。
这一段历史中，有个人给钮守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调我到省里，时任省工商联会长的汤元炳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多次向省委提出要求，调来之初，汤老要我把工作重心放到我兼任总经理的省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上。为了便于管好公司并节约开支，我放弃调配干部住新新饭店的待遇改住在公司顶层安家落户，在盛夏时，顶层受日照强，特别热，当时空调不普遍，白天受的热，散不出去，要到很晚才能入睡。汤老十分关心，派人送西瓜到公司五楼给我消暑，甚至把他自己的煤气罐送给我用。”时间过去了将
近２０年，钮守章依然清楚记得那感人的一幕：一个细雨迷蒙的夜晚，汤老偕夫人张元和女士撑着雨伞，步行到公司上五楼来看望钮守章，嘘寒问暖。
生活上，汤老如亲人长辈般关怀，但在思想上、政治上以及工作上，汤老又如严师，对钮守章要求相当高。一次汤老对钮守章说起他对一位即将上调中央的民主党派领导同志的临别赠言：“民主党派同志的职务提升是党的培养，组织上的安排，和工作需要所决定的。有本人自己努力的一面，但不能把职务的提升和自己现有的素质和水平划等号而自满起来。相反更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努力克服，求得进步，才能真正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适应下来，才能不负众望。”汤老把这番话讲给钮守章听，实际上是对钮守章的一次教育。时隔多年，至今声声在耳，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使钮守章终身受用不尽。
党重视和关心个私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对待发展中的个私经济的提法上就可以看出，从开始把它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到“必要补充”，从“组成部分”到“重要部分”，再到１９９８年把它写进宪法；个私经济企业主由原来的不允许入党到允许入党，以及确立私有财产权，和给予他们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光荣称号等，都作了规定，从政治上、法律上明确了个私经济的地位，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进步。
钮守章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接受过英国ＢＢＣ广播电视公司记者的单独采访。记者问，解放初，你带头申请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而现在又积极支持国家发展个私经济，有什么想法？还有就是国家鼓励个私企业发展的政策今后会不会变？对于第一个问题，钮守章觉得应看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使命。新中国甫一成立，国家要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自身要有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如果不对当时存在的大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就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恢复国民经济，也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繁荣富强的局面。只有我们的国民经济强大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才有可能提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题，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来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至于第二个“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钮守章认为只要这个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谁也改变不了它，在这方面是可以坚定信心的。 　　

向江总书记当面汇报
钮守章深深地记得发生在２００１年３月４日上午的一幕：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当得知江泽民总书记要亲自到民建和工商联界别联组会议上参加讨论，钮守章精心准备就工商联在组建自己的行业协会和同业公会过程中所遇到困难的发言。当时民建和工商联各有４名委员发言，轮到钮守章发言，因时间已近１１时，主持人希望留些时间让总书记讲，不再安排发言了。总书记看了一下名单，亲切地说：“我的讲话不长，还是请浙江的钮守章发言吧，他讲同业公会问题。”总书记点了名，钮守章就讲了，他说工商联办同业公会是有历史性的，但现在却没有被民政部列上主管部门，这是说不过去的，现在搞市场经济，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上，工商联组建自己的同业公会作为工作的载体是必须的。总书记插话说：“说到工商联办同业公会、行业商会的确有历史性，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当一个食品厂的厂长，上海的同业公会非常厉害，他们搞行业自律，行业团结合作很起作用……当前国家正在搞机构改革，有很多事情正在发展过程中。工商联办同业公会这个问题虽然我们还没有商量，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工商联组建自己的同业公会是必需的。”江总书记还非常关心工商联的工作，提出了“三个结合”：第一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把自身企业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二把个人的富裕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第三把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和发挥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
钮守章深切地知道，这三个结合，是党和国家对工商联的殷切期望，是工商联开展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作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工商联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为他们服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维护职工的具体利益。  
(本网站注：钮守章曾担任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湖州市委会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