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村（1906~1991年）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卓越领导人之一。他是浙江余杭人，青少年时期思想进步，有强烈爱国报国之心。1927年他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11月，因参加救国会活动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赤匪嫌疑、危害民国”罪名，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营救出狱后，以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48年，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全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之时，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作垂死挣扎，一面制造白色恐怖，疯狂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孙晓村此时正在上海工作，一天，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一张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要他设法尽快躲避。他和夫人吴元戌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就转移到其他地方，由亲戚帮助购买火车票，3天后全家到了杭州，住在华藏寺巷4号岳母家。这期间，他深居简出，对外化名为孙春霖，头衔是杭县县银行董事，还印了名片。他的一切信件，全部是外套大信封寄到他的妻弟吴言的工作单位，由吴言转交给他。
　　孙晓村居住在杭州岳母家，虽然很少外出，但并没有停止活动，他利用熟悉杭州金融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层人士的有利条件，做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包括对原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润泉、中国农民银行杭州分行经理关龙荪等人的争取工作。
　　1949年三四月间，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告知，说在他上海住宅周围发现有国民党特务转圈子，认为现在住在杭州岳母家仍不安全，要他赶快设法转移。这样孙晓村就决定住到他夫人的干爹，原浙江大学出纳主任陆缵何家，地点在杭州下城区一条偏僻的小巷水陆寺巷，与陆家相隔两个墙门的一间破旧平屋内落脚。从此他闭门不出，由他女儿孙阳生和妻弟吴言轮流每天或隔日在傍晚时分，给他送去衣物、食品、信件、报刊等。在这段时间，果然有特务到其岳母家住处探听他的去向，家里人回答说，已去广州。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当时都是向广州逃跑的，这样回答是为蒙蔽他们。有一次，他戴了一顶大边花呢帽（旧称铜盆帽）想外出理发，就遇到了一个特务，他赶紧压低帽檐避开回家，那个特务没有认出他。自此他理发就找门外叫喊的理发担子到家里理，不再外出。
　　孙晓村在杭州隐蔽期间，家人经常听到他低声吟唱《国际歌》，充分说明他身处逆境，但对共产主义信仰仍坚定不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平日在家，他总是谈笑风生，乐观开朗，给全家人带来了欢愉。我和吴言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同是民建杭州市委会机关干部，彼此熟悉，他常向我讲起孙晓村在杭州解放前夕那段黎明前黑暗的日子，使我深感革命取得胜利来之不易。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女儿告知他杭州已解放的消息，并帮助收拾行李，接他们回岳母家住，同时带来了杭州军管会主任谭震林的请帖，邀请孙观看京剧《闯王进京》，次日晚上又观看歌剧《血泪仇》，军管会工业部部长郭静唐、交际处长胡成放还到其岳母家里拜访。从此，孙晓村结束了隐居的生活，在军管会的领导下，由孙主持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向省市教育界、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有关政策，为恢复杭州经济社会秩序，做了大量工作。汤元炳、唐巽泽等人都是孙晓村的挚友，解放前就相识，工作上有往来，建国后，民主党派、工商联筹建组织时都急需人才，孙晓村向谭震林推荐了合适的人选。
　　后来因工作需要，孙晓村调任上海华东油脂公司总经理，后又任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1949年11月调北京，在陈云同志领导下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历任中国银行公股常务董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民建中央秘书长、副主席兼执行局主任、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孙晓村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生前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事业十分关心，多次来浙江指导工作。我们深切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