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刘守英：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变革机遇
发布时间：2015-12-11 1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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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晶晶
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让大众中有能力、有意愿创新的人，有更多创业机会。创新就是要容忍失败，某种意义上比鼓励创新，鼓励冒险更为重要。
企业要活下来，必须要升级，而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产品品质问题。
12月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时报社代理社长、代理总编辑刘守英出席于浙江宁波举办的“民建浙江非公经济前沿圆桌会议”，针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我国的制造业应如何提升竞争力、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机遇等话题，作“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变革机遇”的主题演讲。
维持传统经济高增长的要素已发生重大变化
相比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合成年率是15．2％，到今年三季度是6．9％，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以上。当前，对于经济走势的高位下行，无论是决策者，还是企业家、研究者，都感觉到非常不安。
要弄清目前的高位下行，首先必须搞清过去三十多年为何有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刘守英认为，首先，最大的秘密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高歌猛进，改革也带来制度成本降低。其次，土地、廉价剩余劳动力和低工资成本的支撑。尤其是土地宽供应支撑的经济增长，土地低价支持低成本工业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支撑城市化发展。
为什么近几年我国的经济指标下滑那么厉害？刘守英分析，目前，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加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丢失，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制度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支撑我国高位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
刘守英说，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在等着下一轮机会的到来，但是，从分析上判断，这次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的，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换。即，以往保持10％的经济增速的时代不会再有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底，未来经济增长进入6％—7％左右的常态。企业继续靠原来的高速增长维持企业运行、扩大规模、以产品数量扩张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
效益不高、产能过剩的制造业该何去何从？
刘守英说，当前，中国制造业也是处于历史转折期，比如说中国制造业门类是全球最齐全的，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
另外，2010年，制造业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201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制造业处于历史转折期。但是，从指标表现来看，PPI连续48个月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而制造业投资增速延续2012年以来的趋势继续小幅回落，增长9．4％，增速比1—8月回落0．5个百分点。
从目前数据分析，9月份我国官方制造业PMI为49．8％，仍处于50％荣枯线下方。从分项看，新订单指数回升至50．2％，反映下游需求小幅回升；产成品库存与原材料库存继续“双降”，分别为46．8％和47．5％，反映企业仍处于去库存过程中；新出口订单较上月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至47．9％，但仍处低位，表明外需依旧低迷；采购量指数回落至48．6％，反映企业后续生产意愿不足；从业人员指数与上月持平，为47．9％，显示就业压力仍较大。
刘守英坦言，从实地走访也发现，不少省市的制造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制造业效益水平不高。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平均5％左右。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引领优势，还不足以抵消传统制造业的收缩，对整体经济企稳回升的拉动作用尚不显著。有些地方仍习惯沿用旧思维、老办法来应对制造业发展困境，导致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不断上升，使得企业生存雪上加霜。
此外，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且越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在应对产能过剩的问题上，目前学界给出两种思路，一是用大规模刺激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但是，这种办法面临的最大约束是历史需求增速峰值的“天花板”，投资需求不可能再达到足以拉动供给侧已有产能的规模。而且，过度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等指标，还会加大相当多地方本已严重的财政金融风险。
另一种思路是，在需求侧适当增加投资，防止需求短期内过快下滑，同时为供给侧调整争取时间；重点放在加快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较大幅度地减少产能，通过减产带动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从而建立起与新的增长潜能相适应的供求平衡关系，也就是达到“转型再平衡”。
“他们认为，如实施上述减产转型、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将会给社会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相关行业的供求关系将发生重要变化。信息一出来，就可能带动价格回升。”对此，刘守英认为，短期内地方可能由于减产影响到GDP和税收增长，而一旦价格回升，这些损失将会得到弥补而有余。这是一个“以量换价”的过程，总体上对地方有利。
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专注
目前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占到GDP比重的将近一半，我国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刘守英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制造业。当前的服务业要注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好不好，关键取决于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好不好。
刘守英提醒在座的企业家，在目前环境下，能够活下来的企业才是真正的好企业。好企业，一定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光靠运气在短期之内冒出来，是成不了长寿企业的。好企业是有韧性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在目前环境下，企业要活下来，必须要升级，而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产品品质问题。
那么，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在刘守英看来，一是创新，二是专注。创新好理解，就是从无到有。创新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让大众中有能力、有意愿创新的人，有更多创业机会。创新就是要容忍失败，某种意义上比鼓励创新，鼓励冒险更为重要。
其次是专注。要做成一件事，需要持之以恒，坚持多年，需要积累经验，要让数据说话，我们和国际上的一些公司的差距就在此。在传统模式下，我们可以靠广种薄收打天下，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必须要专注，只有盯着一个东西不放，精耕细作，才能出成效。为此，我国需要倡导一种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文化，全社会要培养专注、认真、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
刘守英说，从制造业的角度讲，特别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如何重视技术人才？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做起来，包括现在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和培训等。创造一种氛围，一种制造业文化。
两大市场机会：品质与便利
“不要说中国没有市场，30年高速增长形成的国内需求，现在每年10％的社会零售商品额的增长，里面有大量商机。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为什么我们喜欢买德国和美国的产品？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我们东西不如外国质量好。因此，企业要把好字放到前面，提升产品品质。”刘守英说，企业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是否占据市场，关键靠“品质和便利”，只要精心做产品品质，精心做服务，市场空间还是巨大的。其次，消费者对便利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
刘守英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的是材料、工艺、流程、产品品质与品类，服务便利与商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持续提升的人力资本驱动生产率进步。但是，现在的最大挑战是成本曲线上升了。刘守英认为，人均收入提高是趋势。如果顺利，2020年中国会变成高收入国家，成本总会上去。国家靠改革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了，企业要好好练内功，降低成本是一个主攻的方向，消化债务，处理好不良资产。
“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你真能与众不同，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如果还没有与众不同的能力，就要把重点放在成本的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我们就要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刘守英说。
全球市场依旧是大舞台
刘守英认为，从国际市场分析，2007年全球发生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全球总需求当中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的份额上升，7个发达国家2007年占全球总需求的68％，现在降到48％以内，但是我们国人还没有多少力量在新兴市场去攻城略地。“世界很大，市场空间很大。我们制造能力强，但是市场能力与之不匹配。”
刘守英说，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差距还有10倍，人均收入排在全球第85位，尚有不小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可开拓新市场的潜力巨大；中国开放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先行者经验，还有释放的余地。只要我们的外向经济出现升级，也一定能支持经济转型，形成利好。
企业要活下来，必须要升级，而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产品品质问题。
12月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时报社代理社长、代理总编辑刘守英出席于浙江宁波举办的“民建浙江非公经济前沿圆桌会议”，针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我国的制造业应如何提升竞争力、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机遇等话题，作“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变革机遇”的主题演讲。
维持传统经济高增长的要素已发生重大变化
相比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合成年率是15．2％，到今年三季度是6．9％，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以上。当前，对于经济走势的高位下行，无论是决策者，还是企业家、研究者，都感觉到非常不安。
要弄清目前的高位下行，首先必须搞清过去三十多年为何有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刘守英认为，首先，最大的秘密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高歌猛进，改革也带来制度成本降低。其次，土地、廉价剩余劳动力和低工资成本的支撑。尤其是土地宽供应支撑的经济增长，土地低价支持低成本工业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支撑城市化发展。
为什么近几年我国的经济指标下滑那么厉害？刘守英分析，目前，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加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丢失，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制度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支撑我国高位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
刘守英说，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在等着下一轮机会的到来，但是，从分析上判断，这次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的，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换。即，以往保持10％的经济增速的时代不会再有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底，未来经济增长进入6％—7％左右的常态。企业继续靠原来的高速增长维持企业运行、扩大规模、以产品数量扩张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
效益不高、产能过剩的制造业该何去何从？
刘守英说，当前，中国制造业也是处于历史转折期，比如说中国制造业门类是全球最齐全的，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
另外，2010年，制造业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201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制造业处于历史转折期。但是，从指标表现来看，PPI连续48个月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而制造业投资增速延续2012年以来的趋势继续小幅回落，增长9．4％，增速比1—8月回落0．5个百分点。
从目前数据分析，9月份我国官方制造业PMI为49．8％，仍处于50％荣枯线下方。从分项看，新订单指数回升至50．2％，反映下游需求小幅回升；产成品库存与原材料库存继续“双降”，分别为46．8％和47．5％，反映企业仍处于去库存过程中；新出口订单较上月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至47．9％，但仍处低位，表明外需依旧低迷；采购量指数回落至48．6％，反映企业后续生产意愿不足；从业人员指数与上月持平，为47．9％，显示就业压力仍较大。
刘守英坦言，从实地走访也发现，不少省市的制造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制造业效益水平不高。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平均5％左右。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引领优势，还不足以抵消传统制造业的收缩，对整体经济企稳回升的拉动作用尚不显著。有些地方仍习惯沿用旧思维、老办法来应对制造业发展困境，导致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不断上升，使得企业生存雪上加霜。
此外，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且越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在应对产能过剩的问题上，目前学界给出两种思路，一是用大规模刺激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但是，这种办法面临的最大约束是历史需求增速峰值的“天花板”，投资需求不可能再达到足以拉动供给侧已有产能的规模。而且，过度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等指标，还会加大相当多地方本已严重的财政金融风险。
另一种思路是，在需求侧适当增加投资，防止需求短期内过快下滑，同时为供给侧调整争取时间；重点放在加快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较大幅度地减少产能，通过减产带动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从而建立起与新的增长潜能相适应的供求平衡关系，也就是达到“转型再平衡”。
“他们认为，如实施上述减产转型、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将会给社会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相关行业的供求关系将发生重要变化。信息一出来，就可能带动价格回升。”对此，刘守英认为，短期内地方可能由于减产影响到GDP和税收增长，而一旦价格回升，这些损失将会得到弥补而有余。这是一个“以量换价”的过程，总体上对地方有利。
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专注
目前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占到GDP比重的将近一半，我国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刘守英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制造业。当前的服务业要注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好不好，关键取决于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好不好。
刘守英提醒在座的企业家，在目前环境下，能够活下来的企业才是真正的好企业。好企业，一定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光靠运气在短期之内冒出来，是成不了长寿企业的。好企业是有韧性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在目前环境下，企业要活下来，必须要升级，而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产品品质问题。
那么，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在刘守英看来，一是创新，二是专注。创新好理解，就是从无到有。创新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让大众中有能力、有意愿创新的人，有更多创业机会。创新就是要容忍失败，某种意义上比鼓励创新，鼓励冒险更为重要。
其次是专注。要做成一件事，需要持之以恒，坚持多年，需要积累经验，要让数据说话，我们和国际上的一些公司的差距就在此。在传统模式下，我们可以靠广种薄收打天下，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必须要专注，只有盯着一个东西不放，精耕细作，才能出成效。为此，我国需要倡导一种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文化，全社会要培养专注、认真、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
刘守英说，从制造业的角度讲，特别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如何重视技术人才？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做起来，包括现在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和培训等。创造一种氛围，一种制造业文化。
两大市场机会：品质与便利
“不要说中国没有市场，30年高速增长形成的国内需求，现在每年10％的社会零售商品额的增长，里面有大量商机。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为什么我们喜欢买德国和美国的产品？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我们东西不如外国质量好。因此，企业要把好字放到前面，提升产品品质。”刘守英说，企业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是否占据市场，关键靠“品质和便利”，只要精心做产品品质，精心做服务，市场空间还是巨大的。其次，消费者对便利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
刘守英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的是材料、工艺、流程、产品品质与品类，服务便利与商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持续提升的人力资本驱动生产率进步。但是，现在的最大挑战是成本曲线上升了。刘守英认为，人均收入提高是趋势。如果顺利，2020年中国会变成高收入国家，成本总会上去。国家靠改革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了，企业要好好练内功，降低成本是一个主攻的方向，消化债务，处理好不良资产。
“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你真能与众不同，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如果还没有与众不同的能力，就要把重点放在成本的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我们就要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刘守英说。
全球市场依旧是大舞台
刘守英认为，从国际市场分析，2007年全球发生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全球总需求当中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的份额上升，7个发达国家2007年占全球总需求的68％，现在降到48％以内，但是我们国人还没有多少力量在新兴市场去攻城略地。“世界很大，市场空间很大。我们制造能力强，但是市场能力与之不匹配。”
刘守英说，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差距还有10倍，人均收入排在全球第85位，尚有不小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可开拓新市场的潜力巨大；中国开放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先行者经验，还有释放的余地。只要我们的外向经济出现升级，也一定能支持经济转型，形成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