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如黛，近水含烟，群山环绕中的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东叶村，有数间白墙黑瓦木椽飞檐的宅院，便是施复亮故居。

　　当地村民都不称故居主人为“施复亮”，而称他为“施存统”。这是施复亮的原名，中间的“存”字，是他的字辈。

　　对这座故居的来历，东叶村每个村民都能说上一两句。1933年时，施复亮为了摆脱国民党的追捕，回到东叶村，与夫人抬石挑砖，自建了这座房子。这故居是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坐北朝南，堂楼、厢房各具，形成一个三合院式院落。

　　“我觉得，他充满叛逆精神，无所畏惧。”故居讲解员王思怡描述着心中的施复亮形象。

　　王思怡说的，自然有依据。在故居二楼的展览室内，陈列着1919年11月刊登在《浙江新潮》上的《非孝》一文，上面就提出，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但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这篇文章充满反叛精神，引发了震动全国的风潮，遭到当局的封杀。”王思怡说，施复亮也因此被迫离开浙江公立第一师范学校。

　　之后的施复亮，越加激情澎湃。展览室里陈列的展品，记录了施复亮的足迹：离开“一师”以后，施复亮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不久回到上海，然后又去了日本。就在这个时期，施复亮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1920年3月施复亮来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自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年6月底，陈独秀、施复亮、俞秀松等人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全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机关刊物就叫《共产党》，施复亮是发起人之一。

　　1922年，施复亮被派遣去临时团中央工作，负责机关报《先驱》的编辑。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当选为团中央首任书记。

　　在众多展品中，王思怡对一份信件的复制品很是看重。透过暗暗的灯光，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迹甚是遒劲，落款则是“毛泽东”。“这是1923年，毛泽东同志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施复亮汇报湖南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她说。

　　之后的施复亮，依旧激情涌动：1923年8月他辞去团中央领导工作，到由中国共产党骨干分子直接任教的上海大学教书，同时兼任《民国时报》副刊《觉悟》编辑；1925年到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兼政治部主任。

　　展览室中陈列着摇铃、镇尺、墨盒，那是施复亮在大革命失败后，辗转北京、上海等地的学校，教书育人时所用的旧物。故居成立后，他女儿施月明捐赠出了这些物品。

　　这段教书生涯，也因白色恐怖而中断。1933年，施复亮回老家东叶村“归隐”。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在这座自建的宅子里，他先后创作了《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现代唯物论》等20余种译著，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

　　施复亮做的这些事，当时村民们并不了解。“上辈老人们说，他住在这个房子里的这段时间，常和村里人打招呼，很和蔼，也很有礼貌。”村民施存社说。

　　之后施复亮的足迹，更为坚定。展物显示：经过他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人的筹建，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1948年10月，施复亮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施复亮任劳动部副部长，直到1970年11月与世长辞。

　　故居之前，有个庭院，种有翠竹、香樟、棕榈、桃花。出了这庭院，向北走去，穿过绿色水田，施存社遥指一座满是松林的小山坡：“他生前，希望能叶落归根。20多年前，他终于回来了。”

　　山坡之外，山峦连绵起伏，除此之外，便是小溪潺潺、如茵田园，娇美而生机勃勃。恰似他儿子施光南所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台旧电视机的故事 
                    本报记者　黄宏　区委报道组　周建福

　　施复亮故居的二楼展览室中，陈列着一台老旧电视机：木制外壳，屏幕小小的，但外围较大。

　　这台电视机颇有来历。“当年，这是毛泽东同志专门特批给施复亮的。”讲解员王思怡说，之后，施复亮的家属又将这台电视机捐赠给了故居。这台“古老”的电视机背后，藏着毛泽东同志和施复亮之间一段令人动情的故事。

　　陈列展品中，有一件毛笔写就的信函，则是这段情谊的见证物。这封信上写道：“廿四号来信收到。全国大考在湘举行，此间教务会议议决照办。惟日期主张宜在六月初（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会之后，此点重要，请斟酌为盼！文化要劳动史四百本，请速照发。”收信人为“光亮兄”。

　　“‘光亮兄’就是施复亮。”王思怡说，这是一封汇报工作的信函，当时施复亮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这封信件的背后，则是一段革命往事：毛泽东同志很注重从工人中发展团员，仅1921年秋冬，毛泽东就曾三次到安源调查，对青年工人进行思想教育。1922年至1923年，他还派李立三、刘少奇、郭亮、毛泽民、毛泽覃等到安源、粤汉铁路工人当中发展党团组织。

　　在这种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到1923年上半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已经成为十分强大的组织。全省许多地方，如长沙、安源、衡阳、岳阳、常德等，都有了团的组织，团员近2000人，约占全国团员总数的三分之一。1923年8月召开的团二大就曾经赞扬过湖南省的青年团工作。

　　毛泽东还曾给施复亮写过另一封信函，认为对地方和基层团的干部任期三个月，时间“过促难于收效”，应改为六个月；此外，还应速将各省分区，并委任一个地方团为该区临时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在短期内能促成几个地方团，从速组织正式区执委会。团中央后来接受了这些建议，将任期改为六个月，并确定长沙地方团代行湘区（湖南）团执行委员会职权，负责领导湘区各地方团的工作。“在团工作时期，他们之间有过好多次通信。”王思怡说，之后，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两人的交往也为数不少。

　　说起这台电视机，背后还有另一个故事。1958年，我国开始研制黑白电视机，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验，在1958年3月初研制成功。当时这台电视机的牌子为“北京牌”，生产地却在天津，最初时产量极低。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给当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的施复亮特批了一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两人的革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