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领导者，更是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的楷模。他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交往中，真诚待人，以宽广博大的胸怀、睿智精辟的言辞、谦让民主的作风、求真务实的精神，赢得了党外人士的信任，建立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诤友和挚友关系。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但是人们总是忘不了这位“人民的好总理”。
　　几则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周恩来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以及他和党外人士的真诚相待、团结合作关系。
　　鼓励李济深与中共同心协力坚持抗战到底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恩来专程去武汉拜访李济深。他对李济深（字任潮）说，目前日寇正大举西进，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把抗战进行到底。任公拳拳爱国之心，中共很了解。任公这几年来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出谋划策，乃至亲临前线部署抗日作战，实令本党同志钦佩，希望任公坚持与中共携手，共谋抗日救国大业之成功。周恩来又向李济深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坚持爱国一家的立场和态度，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指出蒋介石的片面抗战方针是错误的。
　　李济深听了周恩来的一席话，真诚地说，贵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我深受感动。贵党关于抗战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我十分赞同，周先生胸襟博大、待人诚恳，你对时局的分析，对抗日诸问题的见解，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令我从心底里钦佩。
　　这次周、李两人会晤以后，李济深更加坚定了与中共同心协力，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从日后的行动中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称赞章乃器为新四军做了两件好事
　　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时称“七君子”，因坚持抗日，组织救国会，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经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多次交涉，和宋庆龄等人营救，蒋介石被迫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暂时去了香港。此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李宗仁任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因军务政务繁忙，他无力顾及政府工作，只做一名挂名的主席，财政厅厅长一职他想请章乃器担任。为此，他派人到香港找到章乃器，章答允下来。章乃器离港经过武汉时，特地去拜访了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见面后，周赞同章去安徽任职，但建议他务必要做到两点：一要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二要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
　　章乃器牢记周恩来的嘱托，在安徽工作期间，做了两件事：一是以整顿安徽全省财政统一税收的名义，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精神，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建议由财政厅税收项下按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经费，并提请省府会议通过，取得了合法手续。他还考虑到新四军常年在多雨山区作战，缺医少药，多次为新四军送去急需药品；二是通过举办干部培训班，为中共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后来章乃器调离了职务，回到了重庆。一批进步人士认为他不该接受财政厅长一职，那是为反动政府服务，玷污了“七君子”的清白。章乃器则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他是为抗日做工作，而非做反动官僚。后来，毛泽东、周恩来获知后，一致称赞章乃器为党和人民做了好事。
　　关怀和保护“少壮派”荣毅仁
　　1950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毛泽东在大门口迎候，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住荣毅仁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老先生（指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好吗？”荣顿时感到心里暖呼呼的，消除了紧张情绪。周恩来因有事晚到，和荣毅仁安排在同一桌，一进门见到了34岁的荣毅仁，就诙谐地说，“喔，少壮派！”在座的其他同志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从此，周总理给荣毅仁起的“少壮派”雅号就流传开来。
　　周恩来对荣毅仁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十分关心，他担心荣毅仁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对荣毅仁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回答，“到北京了，我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周恩来还关心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的进步，鼓励她出来工作。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央统战部把她安排在全国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任副主任，后来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在“文革”动乱年代里，周恩来把荣毅仁夫妇巧妙地保护起来，设法使红卫兵退出荣家。一次，邓颖超见到荣毅仁时说，“总理要你沉得住气，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周恩来知遇之恩，荣毅仁没齿难忘。
　　对马连良说“爱国不分先后”
　　马连良是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上海解放前夕，他在上海演出，后去香港暂住，但心中一直惦记着北京的家，思念年迈老母亲。为什么他不敢去北京呢？原来有个结藏在心头。在日伪统治时期，他曾率团去沈阳办一次演出。当时商定是以赈灾名义演出的，但是演出第二天，报刊上却宣传为“庆祝满洲国成立10周年”，马连良知道受骗了。事后还听到有人背后骂他是汉奸，他感到十分冤枉，但有口难辩，从此背上了这口黑锅。此时北平已经解放，他担心共产党追查此事，只得滞留在香港。
　　1950年一次政协联谊座谈会，马连良女儿应邀参加。周总理看望了出席座谈会的各界人士，当有人介绍说这位是马连良的女儿马力时，周总理随即问马力：“你的父亲现在哪里？”马力回答：“在香港。”总理接着说：“你写信给他，要他回来。就说我周恩来向他问好。”1952年马连良从香港回到北京，当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思想很紧张，对总理说：“我回来晚了一些。”总理连忙说：“不晚不晚，爱国不分先后。”事后总理托人转告马连良：“你是演员，依靠演艺养家糊口，是没有政治目的的，你不要把去东北演出一事放在心上。”马连良听后内心十分感动。周总理短短数语，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解开了马多年来的心结。在这以后，马连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先后担任北京京剧团团长、北京戏曲学校校长等职，为繁荣文艺事业和弘扬京剧马派艺术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胡厥文结下深厚情谊
　　周恩来和胡厥文相识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重庆。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周恩来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和周恩来经常邀集党外人士促膝谈心，胡厥文听他们分析中国和世界形势，讲解党的建国方针和政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胡厥文与周恩来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胡厥文是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曾多次在重庆率工商界代表向蒋介石、宋子文反映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挤压“夹缝”中生存的艰难状况，要求政府关心支持，但却屡遭拒绝，胡对蒋介石丧失信心。对比之下，周恩来代表中共宣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使胡厥文增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信心。1945年，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经常和民建保持联系，支持民建爱国民主活动。周恩来讲话朴实无华，不露锋芒，诲人不倦，总是给人以启迪，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做团结教育工作，给胡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崇敬的心情。
　　周恩来病重期间，胡厥文十分关心，他寄去治疗癌症的处方，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总理早日康复。周恩来逝世噩耗传来，胡厥文悲痛万分，放声痛哭，不思茶饭，茫然若失。当天他致信邓颖超，表示沉痛的哀悼，并附诗一首，诗中曰：
　　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
　　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
　　点名让钱伟长参加出国访问团
　　钱伟长在1954～1956年间参加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国家自然科学12年规划制定工作。钱伟长以高昂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视科学家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公开赞扬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为中国“三钱”。
　　在“文革”中，钱伟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批斗抄家，撤职罢官，下放车间从事体力劳动，但他坚信国家决不会长久这样下去，歧途必定要改正。他对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文革”中为保护统战人士，周总理做了许多工作，我也是他亲自关怀下才回到清华大学的。总理要我回校参加外事接待工作，点名要我参加“文革”中第一个赴英国、美国、瑞典、加拿大四国科学家访问团。经办同志怕我趁机移居国外，有意对我封锁消息，被周总理察觉后得到了纠正。临行前，总理还单独嘱咐我在国外考察时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这次出国访问取得了圆满成果。事后有记者就“移居国外”传闻一事采访我，我坦言：我是不会走的。我在壮年时代，舍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优厚待遇，回到战乱中亟待建设的祖国，物质享受对我如浮云，把知识献给国家和人民才是我的愿望，我的工作就在中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2003年是周恩来诞辰105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周恩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一书，请钱伟长作序。钱伟长在序言中写道：“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一生从事革命活动，善于将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众志成城，一道同国内外强大敌人和困难进行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最终使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