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培农的奉献精神
发布时间：2010-05-12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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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培农先生曾任嘉兴公私合营民丰造纸厂副总经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省工商联副主委及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我第一次见到培农是在抗战时期，在奉化他父亲竺梅先创办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当时我是这所教养院的学生，因此和竺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了解到培农一生的爱国精神。
抗战前后 子承父志
竺培农是奉化人，生于1912年，他父亲竺梅先，是江浙颇具名望的爱国实业家。当年，竺梅先为了振兴民族工业，抵制外纸倾销，和当时工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筹资，接盘濒临破产倒闭的嘉兴禾丰、杭州武林两家造纸厂，改组为民丰造纸厂和华丰造纸厂。更以两厂为中心，联合其他造纸厂成立纸版联营机构，通力协作，终于击败了日商对中国黄版纸市场的垄断。继而试制成功卷烟纸，结束了进口卷烟纸对中国市场的独霸局面。1932年“一。二八”日寇发动淞沪战争，竺梅先两次筹办伤兵医院，独力捐献飞机一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八。一三”后，沪、杭相继失守，大批灾童流落街头，竺梅先又出巨资于家乡奉化泰清山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接纳灾童600余人，由竺夫人亲自主持院务，施教施养，德智并重。办学五年，为国家保存、培育了一批可用之材。而竺梅先却耗尽家财。
竺培农生长在这样一个富于爱国心的家庭里，受到父亲的熏陶。早年在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系，1936年毕业后，即进民丰造纸厂种植科工作，负责种植黄麻。这件事也反映了竺氏父子的远见。因为卷烟纸生产能否胜过进口纸的关键，在于主要原料麻类质量的好坏。他先在嘉兴十八里桥辟地50亩，后又在杭州笕桥购土地100余亩，开辟大型种麻场，广种魁麻(大麻)、黄麻、络麻等优质良种，支持卷烟纸的生产，使国产卷烟纸保持上乘质量，源源不断进入市场。南洋烟草公司、华盛、福新等烟厂相继采用，连英商颐中烟草公司也向民、华丰订货，为国家挽回了利权，击退了舶来卷烟纸。
正当民族造纸工业昂首挺进，蒸蒸日上之际， “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犯，烽火延及江浙一带，空袭轰炸，人心惶惶，竺培农奉父命负责护厂，在民丰修建防空洞，设立了望哨，加强消防设施，安定人心，保卫工厂的安全。
竺梅先等为实现以建设支援抗战，了解到当时云南省没有造纸工业，经与当地著名实业家缪云台先生商量，决定在昆明附近的昆阳县筹建云丰造纸广，建厂的艰巨任务就落在培农身上。
昆明，虽有四季如春的美称，而当时的工业化程度很低，环境极其艰苦。培农走遍昆明的山山水水勘察厂址，蔬菜难买到，就下河摸螺蛳炒炒吃。建造厂房要自己生产砖瓦，就先办起民华砖瓦厂来，由褚凤章任经理，竺培农任副经理，找不到做砖瓦的工人，又到浙江嘉善招了一批。民华砖瓦厂生产出的砖瓦，不但满足了云丰厂建厂所需，还供应昆明其他工厂的需用。
1940年，云丰造纸厂筹建就绪，从已停办的上海造纸厂购得设备，但由于战事，交通阻塞，竺培农亲自去上海将机器由海路押运到缅甸仰光，再由陆路辗转运达。他四出采购原料，开拓销售渠道，回浙江调去一批熟练工人，并从“国际灾童救养院”招去一批年龄较大的学生去做工。尽管当时投资很少，只有三万元，但在竺培农的辛苦经营下，仅一年云丰厂就开工生产，为云南生产出第一批打字纸、招贴纸，有力支援了大后方建设。
“国际灾童教养院”自1938年开办到第四午，即1941年，宁波、奉化等地先后沦陷，日寇实行封锁政策，该院倨处山乡，购粮极其困难。为了维持全院近700口师生员工的生存，竺梅先经常亲自冒险偷越敌人封锁线筹运粮食，终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培农作为长子，回浙奔丧，料理后事后留在上海继承父业。1942年出任由乃父创办的大来银行副经理。1945年民、华丰两厂复厂，1946年起培农任上海民、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襄理，兼任大来银行经理。
爱国爱厂 迎接解放
1948年，因原任民、华丰造纸公司副总经理褚凤章长期生病，培农代理民丰副总经理(次年2月，厂董事会正式任命)。这时，外货重新倾泻，国货呆滞难销，民、华丰两厂的生产又处于风雨飘摇的低谷。竺培农临危受命，负起民丰厂的生产重任。解放前夕，为解决职工生活，他到处设法筹款，使民丰厂职工无断炊之虑。
为了打开销路，竺培农还请一直在竺梅先身边工作、熟悉纸品销售业务的许某任民丰营业部副经理，去西南各省联系业务。数月后，解放大军以迅雷之势，横渡长江，解放江浙各省。而西南一隅尚属国统区，许虽取得一些订货单，但货物难以运出。竺培农深信解放全中国的趋势己基本定局，当机立断，与总经理金润庠商量后，又派许易辙北上，准备在解放区打开销路，这时是1949年6月。
1950年4月，民丰总经理金润庠与竺培农却悄悄离厂去了香港。有人说他们“逃走”了。其实他们是为了解救厂的困难而奔走，在赴港前留给全厂同仁的信中，流露了一片爱国爱厂的赤诚，信上说：“我们的公司经济情况已到了极度为难的时候，负债及应缴公债款在内已达100亿元(老人民币)以上，而所存物资估计虽在300亿左右，但因营业无法推动，现款不能周转。……这样下去，必至我全体职工之生活无法维持，我们觉得必须另筹出路。”因为公司在解放前曾向国外购得一批设备和物资，已运达香港，计有3750千瓦发电机组、12棍轧光机，还有21吨锅炉、毛毯等等。假使将这批东西卖掉，就可“回笼资金，渡过难关”。对于这件事，在此之前董事会内曾经有过议论，会上竺培农反对卖掉，力主将东西运回，扩大生产，以求效益。但认识一时难以统一，而困难又迫在眉睫。因此金、竺二人不再犹豫等待，当机立断，悄悄地去了香港，在留信中恳切地说“希望诸位同仁相信我们，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事实表现给你们看的。”厂劳资协商会得知此情后，立即致电在香港的金、竺二位，表示设备无论如何不能卖，要想尽办法运回。厂内职工宁愿减薪以集资，不愿杀鸡而取蛋。金润庠，竺培农对职工的支持深受感动。厂里又派出三名职工去香港协助，终于在1950年7月4日将存港的物资运回，大大加强了两厂的生产能力。卷烟纸日产由六吨增至12吨。尤其是3750千瓦发电机组在民丰厂安装，于1952年7月1日党的生日开始发电，不仅满足民丰本厂的需要，且补充了嘉兴市的电力供应(当时嘉兴白天没有电)。
再说竺培农派许去东北、华北、山东一带，了解到，当时该地的卷烟纸仍由天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向国外进口供应，国产卷烟纸打不开销路。为此，许去北京将此事报告给当时的国家工商局。局方表示：“民、华丰属民族工业，应得到国家保护。”不久，政府即下令控制进口卷烟纸。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国产卷烟纸销路日旺，民、华丰重振昔日雄风，生产蒸蒸日上。
身逢盛世 一心奉献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竺培农从早年参加革命的好友于立本的介绍中了解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又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产品的销路打开了，也打开了竺培农的思路。他想：旧社会，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帝国主义的掠夺、外货的倾轧、民族工商业被压得透不过气，在夹缝中求生存。父辈呕心沥血，首创卷烟纸，国民党政府也只准许在东南五省及两特别市有制造及销售的专利权。建国以后，企业有困难，共产党处处伸出援助的手：缺少生产资金，国家给予贷款；为维护国家利益，政府控制洋纸进口。这鲜明的对比，使竺培农感到自己逢上盛世，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父亲为之奋斗终生的“实业救国”的愿望。通过学习，竺培农进一步懂得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大势，他和金润申提请民、华丰造纸公司董事全同意于1953年10月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很快得到政府的批准。从此民、华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1955年2月，竺培农在省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发言，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述说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他说：合营前，管理不善，组织庞大，人事臃肿，浪费严重，企业亏本，股息难发；合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工人积极性、创造性都大大提高，一年多来，卷烟纸产量提高38%，而成本降低42％，还增加了新品种，节约了不合理开支，由亏转盈，增添了设备，改善了工人待遇，股东有利可得。
从此，他的积极性更高了，经常亲自下乡组织稻草的收购和调运，下车间了解生产情况，收集原料样品并研制成功以芦苇浆代替木浆降低成本。
培农业务熟、信息灵、反馈快，根据市场需要，他还带领职工研究生产半透明奶白纸、赶超德国的全透明纸、试制成功仿羊皮纸，增产钞票纸，文化用品纸等等。培农夫人周荔侬当时在厂化验室工作，经常翻译国外的科技资料，亦有助于但送新产品的发展。民丰厂从原有的74个品种增加到100余种，1960年，该厂纸及纸版产量达到3.1万吨，创建国12年来最高纪录。为促进新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在，民丰厂已列为国家一级企业，华丰厂为二级企业，应该说其中包含有竺培农多年耕耘的汗水。
为工商联 尽职尽力
建国后，竺培农经好友孙跃华(武汉市副市长)、盛丕华（上海市副市长）介绍参加民建的外围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经常参加协进会举办的各项报告会，接受了进步思想，于1951年正式参加民建，1956年开始参加嘉兴工商联的活动，1960年4月被推选为嘉兴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他虽然是不脱产的主委，但非常关心会务活动，一有空就骑一辆自行车到工商联来。他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经常利用会议、学习活动，向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加上遭受自然灾害，使粮食欠收，牲畜难饲。不少人因营养不良患浮肿病、肝炎等等。党和政府号召大办畜牧，改善副食品供应。竺培农即联合金润痒、金守义等同志集资办了工商界畜牧场。粮食欠收，急需化肥。省工商联根据省委的部署，动员工商界通过港澳同胞的关系，争取进口化肥。竺培农即在嘉兴召开座谈会，寻找联络渠道、他又随同省工商联组织的代表团一起去广州，与参加广交会的香港浙籍工商界人士，如王宽诚、王兆丰，方善桂等联系，并约请有关侨胞及港澳同胞到深圳晤谈，为我省争取到一批化肥，支援了农业生产。
竺培农很重视地方工业。在他担任嘉兴市工商联领导期间，嘉兴市工商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嘉兴毛纺厂那时还是家不起眼的小厂，急待扩建，需资10万。竺培农得知后，积极带头并动员嘉兴的工商业者进行投资，为“嘉毛”集得20余万元资金。
1962年党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国家和民间一起办学的方针，竺培农不遗余力地投入。1962年秋季，嘉兴工商联成立了工商界集资办学基金委员会，由竺培农任主委，在竺培农等的带头推动下，创办群力中学，并接办建设中学。两校均为完全中学，群力中学还设中医、中药两个职业班。共13个班级，726名学生。教师部分由国家调派，部分由工商界高中毕业品学兼优的子女担任。中医、中药班还请医药界名人如朱春庐老中医等来讲课。两校共集资l0万余元，竺培农将他和夫人名下数年积存的定息，扣除互助金外，全部投入办学之用，在他的带动下，嘉兴及沪、杭民、华丰在岸股东也纷纷支援办学，共集资计69000元，占总数的68％。并由此引发起嘉兴附近地区民间办学热潮。竺培农不但亲自过问教学质量，提倡勤俭办学，遇到问题还常常亲自跑嘉兴市教育局联系解决。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可用之材。当年的许多学生现在已是单位中的骨干。尤其是两个职业班，都达到中专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嘉兴市工商联为这两班毕业生向政府申请、办理了职称，承认了学历，计有医师17人，医士12人，厂医12人，充实了当地的医药力量。嘉兴市医药公司经理陈建华、现任长兴医院院长，也都是当年群力中医班的毕业生。
1966年，开始了十年动乱，在嘉兴，民丰是受害最重的单位。竺培农被关进了“牛棚”。当时竺培农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生活很艰苦，但当他听说民丰有位工人的妻子患了肝病却无钱医治时，他还是设法凑了一点钱要病者去沪就医。那工人非常感动，求他留下自用，竺培农却说：“我的困难是暂时的，你家属不治好病会终身受害。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场浩劫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他坚信总有一天乌云会过去。
引进资金 不遗余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竺已离开民丰厂，住在上海家中。中共浙江省委为他落实政策，把他清到杭州，为他解决了工资待遇、住房及身边无子女照顾等问题。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很快，百业待兴，最最需要的是推动“百业”这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资金。浙江省侨眷比较多，省委、省政府决定利用这有利因素，筹办省华侨投资公司，吸引外资。汤元炳先生亲主其事，推荐竺培农任副经理(1982年公司改名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竺培农任副董事长，直到去世)。
经过严冬的人，倍感春天的温暖，竺培农此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国效力。他利用自己的条件，积极联系各方，在工作中作出出色的成绩。如当时省华侨投资公司承办工商界爱国建设投资业务，他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国家的大好形势，促进各方的投资信心。到1980年6月底，省华侨投资公司共筹集到资会600千万元，其中竺培农经手集得的几近半数。当时竺培农虽已是古稀之年，但为了做好集资工作，他只要得到一点信息，就锲而不舍，努力争取。如他偶尔从一位老同志处得知，一位侨居海外的嘉兴新塍人在上海继承有一笔可观的遗产，竺培农亲赴上海，经人介绍一次次与她倾谈国内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并帮助她解决家庭纠纷，又通过统战部，帮助她落实政策，使地非常感激，也激发了她爱国爱乡的感情，向浙江投资88万元。
另外，他还曾介绍美籍华人美牛津研究所董事长陈敏锐先生来杭洽谈技术和资金引进问题，与美籍华裔、美八大财团之一－－杜邦财团高级技术人员侯景鎏夫妇，与香港申新针织广有限公司陆达权先生，香港爱迪生电子工厂有限公司李树国先生及包玉刚先生等建立了联系，动员他们为浙江的四化出力，以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办厂等形式参加投资。产品涉及电子、造纸、食品加工，一次成像照相、针织、橡胶等各个领域。
那段时间，为了集资工作，竺培农经常去上海，但在上海住旅馆、接待应酬的费用，培农有时总是自己支付，或由夫人周荔侬煮好菜饭送去，以节约支出。朋友们都知道，说“培农是自己出钱办公家的事。”在培农去世后，他的子女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就发现有一大叠因工作支出的旅差费、住宿费、应酬费的发票。
1980年，竺培农被选为省工商联副主委。1983年，省第六届任大，竺培农当选为省人大常委，并担任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竺培农拥护党的“一国两制’主张，为统一祖国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曾多次发表对台广播，争取在台的亲友归宗认同。1985午，竺培农病重住院，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同统一大业，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嘉兴市工商联80多岁的凌玉书老先生曾对人说：“我和统战部长到医院去探望他，他已经骨瘦如柴，却不说自己的病情，反先问我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
竺培农患的是肝癌，可是他即使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说过他将挥手而去，他不是不知道病魔的险恶，而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力之报效终生的祖国，不愿告别这个有生以来最光明的年代。他一直在叨念“春天到了，身体会好起来，统一祖国，开发家乡，我责无旁贷”。但自然规律毕竟难于抗拒，1986年4月27日，竺培农先生逝世了。
终年74岁。
来源：《肝胆常相照－－浙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史料》1993年5月，作者：苏锦炎
抗战前后 子承父志
竺培农是奉化人，生于1912年，他父亲竺梅先，是江浙颇具名望的爱国实业家。当年，竺梅先为了振兴民族工业，抵制外纸倾销，和当时工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筹资，接盘濒临破产倒闭的嘉兴禾丰、杭州武林两家造纸厂，改组为民丰造纸厂和华丰造纸厂。更以两厂为中心，联合其他造纸厂成立纸版联营机构，通力协作，终于击败了日商对中国黄版纸市场的垄断。继而试制成功卷烟纸，结束了进口卷烟纸对中国市场的独霸局面。1932年“一。二八”日寇发动淞沪战争，竺梅先两次筹办伤兵医院，独力捐献飞机一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八。一三”后，沪、杭相继失守，大批灾童流落街头，竺梅先又出巨资于家乡奉化泰清山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接纳灾童600余人，由竺夫人亲自主持院务，施教施养，德智并重。办学五年，为国家保存、培育了一批可用之材。而竺梅先却耗尽家财。
竺培农生长在这样一个富于爱国心的家庭里，受到父亲的熏陶。早年在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系，1936年毕业后，即进民丰造纸厂种植科工作，负责种植黄麻。这件事也反映了竺氏父子的远见。因为卷烟纸生产能否胜过进口纸的关键，在于主要原料麻类质量的好坏。他先在嘉兴十八里桥辟地50亩，后又在杭州笕桥购土地100余亩，开辟大型种麻场，广种魁麻(大麻)、黄麻、络麻等优质良种，支持卷烟纸的生产，使国产卷烟纸保持上乘质量，源源不断进入市场。南洋烟草公司、华盛、福新等烟厂相继采用，连英商颐中烟草公司也向民、华丰订货，为国家挽回了利权，击退了舶来卷烟纸。
正当民族造纸工业昂首挺进，蒸蒸日上之际， “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犯，烽火延及江浙一带，空袭轰炸，人心惶惶，竺培农奉父命负责护厂，在民丰修建防空洞，设立了望哨，加强消防设施，安定人心，保卫工厂的安全。
竺梅先等为实现以建设支援抗战，了解到当时云南省没有造纸工业，经与当地著名实业家缪云台先生商量，决定在昆明附近的昆阳县筹建云丰造纸广，建厂的艰巨任务就落在培农身上。
昆明，虽有四季如春的美称，而当时的工业化程度很低，环境极其艰苦。培农走遍昆明的山山水水勘察厂址，蔬菜难买到，就下河摸螺蛳炒炒吃。建造厂房要自己生产砖瓦，就先办起民华砖瓦厂来，由褚凤章任经理，竺培农任副经理，找不到做砖瓦的工人，又到浙江嘉善招了一批。民华砖瓦厂生产出的砖瓦，不但满足了云丰厂建厂所需，还供应昆明其他工厂的需用。
1940年，云丰造纸厂筹建就绪，从已停办的上海造纸厂购得设备，但由于战事，交通阻塞，竺培农亲自去上海将机器由海路押运到缅甸仰光，再由陆路辗转运达。他四出采购原料，开拓销售渠道，回浙江调去一批熟练工人，并从“国际灾童救养院”招去一批年龄较大的学生去做工。尽管当时投资很少，只有三万元，但在竺培农的辛苦经营下，仅一年云丰厂就开工生产，为云南生产出第一批打字纸、招贴纸，有力支援了大后方建设。
“国际灾童教养院”自1938年开办到第四午，即1941年，宁波、奉化等地先后沦陷，日寇实行封锁政策，该院倨处山乡，购粮极其困难。为了维持全院近700口师生员工的生存，竺梅先经常亲自冒险偷越敌人封锁线筹运粮食，终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培农作为长子，回浙奔丧，料理后事后留在上海继承父业。1942年出任由乃父创办的大来银行副经理。1945年民、华丰两厂复厂，1946年起培农任上海民、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襄理，兼任大来银行经理。
爱国爱厂 迎接解放
1948年，因原任民、华丰造纸公司副总经理褚凤章长期生病，培农代理民丰副总经理(次年2月，厂董事会正式任命)。这时，外货重新倾泻，国货呆滞难销，民、华丰两厂的生产又处于风雨飘摇的低谷。竺培农临危受命，负起民丰厂的生产重任。解放前夕，为解决职工生活，他到处设法筹款，使民丰厂职工无断炊之虑。
为了打开销路，竺培农还请一直在竺梅先身边工作、熟悉纸品销售业务的许某任民丰营业部副经理，去西南各省联系业务。数月后，解放大军以迅雷之势，横渡长江，解放江浙各省。而西南一隅尚属国统区，许虽取得一些订货单，但货物难以运出。竺培农深信解放全中国的趋势己基本定局，当机立断，与总经理金润庠商量后，又派许易辙北上，准备在解放区打开销路，这时是1949年6月。
1950年4月，民丰总经理金润庠与竺培农却悄悄离厂去了香港。有人说他们“逃走”了。其实他们是为了解救厂的困难而奔走，在赴港前留给全厂同仁的信中，流露了一片爱国爱厂的赤诚，信上说：“我们的公司经济情况已到了极度为难的时候，负债及应缴公债款在内已达100亿元(老人民币)以上，而所存物资估计虽在300亿左右，但因营业无法推动，现款不能周转。……这样下去，必至我全体职工之生活无法维持，我们觉得必须另筹出路。”因为公司在解放前曾向国外购得一批设备和物资，已运达香港，计有3750千瓦发电机组、12棍轧光机，还有21吨锅炉、毛毯等等。假使将这批东西卖掉，就可“回笼资金，渡过难关”。对于这件事，在此之前董事会内曾经有过议论，会上竺培农反对卖掉，力主将东西运回，扩大生产，以求效益。但认识一时难以统一，而困难又迫在眉睫。因此金、竺二人不再犹豫等待，当机立断，悄悄地去了香港，在留信中恳切地说“希望诸位同仁相信我们，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事实表现给你们看的。”厂劳资协商会得知此情后，立即致电在香港的金、竺二位，表示设备无论如何不能卖，要想尽办法运回。厂内职工宁愿减薪以集资，不愿杀鸡而取蛋。金润庠，竺培农对职工的支持深受感动。厂里又派出三名职工去香港协助，终于在1950年7月4日将存港的物资运回，大大加强了两厂的生产能力。卷烟纸日产由六吨增至12吨。尤其是3750千瓦发电机组在民丰厂安装，于1952年7月1日党的生日开始发电，不仅满足民丰本厂的需要，且补充了嘉兴市的电力供应(当时嘉兴白天没有电)。
再说竺培农派许去东北、华北、山东一带，了解到，当时该地的卷烟纸仍由天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向国外进口供应，国产卷烟纸打不开销路。为此，许去北京将此事报告给当时的国家工商局。局方表示：“民、华丰属民族工业，应得到国家保护。”不久，政府即下令控制进口卷烟纸。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国产卷烟纸销路日旺，民、华丰重振昔日雄风，生产蒸蒸日上。
身逢盛世 一心奉献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竺培农从早年参加革命的好友于立本的介绍中了解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又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产品的销路打开了，也打开了竺培农的思路。他想：旧社会，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帝国主义的掠夺、外货的倾轧、民族工商业被压得透不过气，在夹缝中求生存。父辈呕心沥血，首创卷烟纸，国民党政府也只准许在东南五省及两特别市有制造及销售的专利权。建国以后，企业有困难，共产党处处伸出援助的手：缺少生产资金，国家给予贷款；为维护国家利益，政府控制洋纸进口。这鲜明的对比，使竺培农感到自己逢上盛世，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父亲为之奋斗终生的“实业救国”的愿望。通过学习，竺培农进一步懂得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大势，他和金润申提请民、华丰造纸公司董事全同意于1953年10月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很快得到政府的批准。从此民、华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1955年2月，竺培农在省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发言，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述说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他说：合营前，管理不善，组织庞大，人事臃肿，浪费严重，企业亏本，股息难发；合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工人积极性、创造性都大大提高，一年多来，卷烟纸产量提高38%，而成本降低42％，还增加了新品种，节约了不合理开支，由亏转盈，增添了设备，改善了工人待遇，股东有利可得。
从此，他的积极性更高了，经常亲自下乡组织稻草的收购和调运，下车间了解生产情况，收集原料样品并研制成功以芦苇浆代替木浆降低成本。
培农业务熟、信息灵、反馈快，根据市场需要，他还带领职工研究生产半透明奶白纸、赶超德国的全透明纸、试制成功仿羊皮纸，增产钞票纸，文化用品纸等等。培农夫人周荔侬当时在厂化验室工作，经常翻译国外的科技资料，亦有助于但送新产品的发展。民丰厂从原有的74个品种增加到100余种，1960年，该厂纸及纸版产量达到3.1万吨，创建国12年来最高纪录。为促进新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在，民丰厂已列为国家一级企业，华丰厂为二级企业，应该说其中包含有竺培农多年耕耘的汗水。
为工商联 尽职尽力
建国后，竺培农经好友孙跃华(武汉市副市长)、盛丕华（上海市副市长）介绍参加民建的外围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经常参加协进会举办的各项报告会，接受了进步思想，于1951年正式参加民建，1956年开始参加嘉兴工商联的活动，1960年4月被推选为嘉兴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他虽然是不脱产的主委，但非常关心会务活动，一有空就骑一辆自行车到工商联来。他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经常利用会议、学习活动，向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加上遭受自然灾害，使粮食欠收，牲畜难饲。不少人因营养不良患浮肿病、肝炎等等。党和政府号召大办畜牧，改善副食品供应。竺培农即联合金润痒、金守义等同志集资办了工商界畜牧场。粮食欠收，急需化肥。省工商联根据省委的部署，动员工商界通过港澳同胞的关系，争取进口化肥。竺培农即在嘉兴召开座谈会，寻找联络渠道、他又随同省工商联组织的代表团一起去广州，与参加广交会的香港浙籍工商界人士，如王宽诚、王兆丰，方善桂等联系，并约请有关侨胞及港澳同胞到深圳晤谈，为我省争取到一批化肥，支援了农业生产。
竺培农很重视地方工业。在他担任嘉兴市工商联领导期间，嘉兴市工商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嘉兴毛纺厂那时还是家不起眼的小厂，急待扩建，需资10万。竺培农得知后，积极带头并动员嘉兴的工商业者进行投资，为“嘉毛”集得20余万元资金。
1962年党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国家和民间一起办学的方针，竺培农不遗余力地投入。1962年秋季，嘉兴工商联成立了工商界集资办学基金委员会，由竺培农任主委，在竺培农等的带头推动下，创办群力中学，并接办建设中学。两校均为完全中学，群力中学还设中医、中药两个职业班。共13个班级，726名学生。教师部分由国家调派，部分由工商界高中毕业品学兼优的子女担任。中医、中药班还请医药界名人如朱春庐老中医等来讲课。两校共集资l0万余元，竺培农将他和夫人名下数年积存的定息，扣除互助金外，全部投入办学之用，在他的带动下，嘉兴及沪、杭民、华丰在岸股东也纷纷支援办学，共集资计69000元，占总数的68％。并由此引发起嘉兴附近地区民间办学热潮。竺培农不但亲自过问教学质量，提倡勤俭办学，遇到问题还常常亲自跑嘉兴市教育局联系解决。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可用之材。当年的许多学生现在已是单位中的骨干。尤其是两个职业班，都达到中专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嘉兴市工商联为这两班毕业生向政府申请、办理了职称，承认了学历，计有医师17人，医士12人，厂医12人，充实了当地的医药力量。嘉兴市医药公司经理陈建华、现任长兴医院院长，也都是当年群力中医班的毕业生。
1966年，开始了十年动乱，在嘉兴，民丰是受害最重的单位。竺培农被关进了“牛棚”。当时竺培农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生活很艰苦，但当他听说民丰有位工人的妻子患了肝病却无钱医治时，他还是设法凑了一点钱要病者去沪就医。那工人非常感动，求他留下自用，竺培农却说：“我的困难是暂时的，你家属不治好病会终身受害。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场浩劫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他坚信总有一天乌云会过去。
引进资金 不遗余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竺已离开民丰厂，住在上海家中。中共浙江省委为他落实政策，把他清到杭州，为他解决了工资待遇、住房及身边无子女照顾等问题。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很快，百业待兴，最最需要的是推动“百业”这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资金。浙江省侨眷比较多，省委、省政府决定利用这有利因素，筹办省华侨投资公司，吸引外资。汤元炳先生亲主其事，推荐竺培农任副经理(1982年公司改名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竺培农任副董事长，直到去世)。
经过严冬的人，倍感春天的温暖，竺培农此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国效力。他利用自己的条件，积极联系各方，在工作中作出出色的成绩。如当时省华侨投资公司承办工商界爱国建设投资业务，他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国家的大好形势，促进各方的投资信心。到1980年6月底，省华侨投资公司共筹集到资会600千万元，其中竺培农经手集得的几近半数。当时竺培农虽已是古稀之年，但为了做好集资工作，他只要得到一点信息，就锲而不舍，努力争取。如他偶尔从一位老同志处得知，一位侨居海外的嘉兴新塍人在上海继承有一笔可观的遗产，竺培农亲赴上海，经人介绍一次次与她倾谈国内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并帮助她解决家庭纠纷，又通过统战部，帮助她落实政策，使地非常感激，也激发了她爱国爱乡的感情，向浙江投资88万元。
另外，他还曾介绍美籍华人美牛津研究所董事长陈敏锐先生来杭洽谈技术和资金引进问题，与美籍华裔、美八大财团之一－－杜邦财团高级技术人员侯景鎏夫妇，与香港申新针织广有限公司陆达权先生，香港爱迪生电子工厂有限公司李树国先生及包玉刚先生等建立了联系，动员他们为浙江的四化出力，以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办厂等形式参加投资。产品涉及电子、造纸、食品加工，一次成像照相、针织、橡胶等各个领域。
那段时间，为了集资工作，竺培农经常去上海，但在上海住旅馆、接待应酬的费用，培农有时总是自己支付，或由夫人周荔侬煮好菜饭送去，以节约支出。朋友们都知道，说“培农是自己出钱办公家的事。”在培农去世后，他的子女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就发现有一大叠因工作支出的旅差费、住宿费、应酬费的发票。
1980年，竺培农被选为省工商联副主委。1983年，省第六届任大，竺培农当选为省人大常委，并担任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竺培农拥护党的“一国两制’主张，为统一祖国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曾多次发表对台广播，争取在台的亲友归宗认同。1985午，竺培农病重住院，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同统一大业，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嘉兴市工商联80多岁的凌玉书老先生曾对人说：“我和统战部长到医院去探望他，他已经骨瘦如柴，却不说自己的病情，反先问我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
竺培农患的是肝癌，可是他即使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说过他将挥手而去，他不是不知道病魔的险恶，而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力之报效终生的祖国，不愿告别这个有生以来最光明的年代。他一直在叨念“春天到了，身体会好起来，统一祖国，开发家乡，我责无旁贷”。但自然规律毕竟难于抗拒，1986年4月27日，竺培农先生逝世了。
终年74岁。
来源：《肝胆常相照－－浙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史料》1993年5月，作者：苏锦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