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四十春：记俞佐宸先生
发布时间：2010-05-12 15: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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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佐宸先生是宁波工商界的巨子，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他是镇海俞范村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卒于1985年，享年93岁。
俞佐宸15岁来到宁波咸恒钱庄当学徒。满师以后，当上该钱庄帐房。25岁那年，担任元德钱庄经理，30岁任元益钱庄经理。40岁以后，兼任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经理、和丰纱厂常务董事、天益钱庄总经理。54岁后，兼任和丰纱厂总经理。先后投资范围，除金融业和棉纱业外，尚有太丰面粉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宁波冷藏公司；慎生、东升、万成、正大四家渔行，董生阳南北货店以及余姚的元泰当、宁海的聚成当等。并兼任天一、国际、四明三家保险公司经理，四明银行经理，浙东银行与两浙银行常务董事。他还担任过宁波的银行、钱庄、棉纱业三个同业公会理事长，宁波商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俞佐宸历任第一、二、三、四、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民建浙江省委会和民建宁波市委会主任委员；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市副市长，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顾问，浙江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宁波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宁波市侨联名誉主席等职。
俞佐宸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实业救国思想。他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参与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在宁波沦陷期间，他不肯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毅然弃家出走大后方，表现了忠于国家民族的气节。但国民党政府日益黑暗腐败，兵匪横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所经营的一些企业困难重重，朝不保夕。1949年宁波解放前夕，尽管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存在疑虑，在“去”与“留”问题上有过犹豫，但终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摆脱了反动派的威胁和利诱，留居上海。上海解放时，俞佐宸眼见解放军露宿街头，不进民宅的纪律，深受感动，他对家人说：“共产党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钱，一定能管好国家”。当年6月他从上海回到家乡宁波。从此，开始了他新的历程。
与共产党合作
1949年6月间，宁波军管会邀集宁波各大厂、大店负责人在钱业会馆举行座谈会，庆祝宁波解放，宣布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这是俞佐宸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军管会主任丁秋生等同志的艰苦朴素的形象，循循善诱的作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5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亲自约会了俞佐宸，并作了一次恳切的长谈，向他详细介绍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希望他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国家而奋斗。从此，俞佐宸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
1949年6月至11月间，盘踞在舟山群岛的美蒋飞机，对宁波滥施轰炸，繁华的江厦地区变成一片废墟。其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俞佐宸一面协助政府，做好工商界的思想工作，稳定工商界的情绪；一面积极参与善后救济工作，支持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金臻庠去上海募集救济款，共募得救济款21亿元(老人民币），折合当时市价可购食米1万石左右，用此棺殓死难者，抚恤其家属，并对受灾群众施行小本经营无息贷款，帮助其生产自救。
人民解放军进驻宁波之初，由于部队进展迅速，加上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极差，军粮一时接济不上，情况紧急，军管会邀集商会理事及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要求暂借大米2700石，但宁波在上一年曾有过粮荒，粮商存米不多，加之人民解放军初来乍到，粮商对部队的信用尚抱怀疑态度，有的粮商甚至关店关行。因此，虽经商会努力，只筹得大米900石，与军管会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俞佐宸与商会其他领导人深感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性，又考虑到当时全市的存粮确很单薄，征集过多，势必影响民食，造成恐慌。因此，他一方面竭力做好粮商的思想工作，一面又发动大家想办法。这时，太丰面粉厂经理洪宸笙提出建议，解放军指战员大都来自北方，喜食面粉，可否以面粉代替大米?且太丰面粉厂库存甚厚，尽可满足军需。俞佐宸与金臻庠等立即将这一建议转告军管会，从而解决了紧迫的军粮，解放军部队也十分满意。
为恢复和发展经济而奋斗
1952年，俞佐宸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宁波的第一名会员。1953年5月，民建浙江省宁波市支部成立，俞佐宸当选为支部主任。同年，正式成立宁波市工商联，俞佐宸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全面负责工商联工作。
由于旧的经济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经济秩序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宁波的经济生活出现短时间的困难，表现在：（1）失业增多。包括银楼、钱庄、典当、保险、报关、迷信行业、铜锡业、贳器业、包菜包饭业、刺绣业、裱画业、棺木业、内河轮船业等，都有大批人员失业；（2）商品滞销。过去十年在通货膨胀中出现的虚假购买力，随着物价的基本稳定而突然消失；加之服务对象的改变，使某些商品无人问津；（3）产品成本高于市价。以万信纱厂为例，每件纱的原料棉花价格为800元，而一件棉纱的成品只值700元，原料高于成品的反常现象，造成企业的大量亏损；（4）债务沉重。在通货膨胀时期，工商业者无不借债囤积商品或原料，当时的借款利率甚高，数量亦大。物价一旦稳定，囤货不易脱售，债务越背越重。为清还欠债，不得不大量吐出存货，甚至不惜血本，降价竞销，从而造成大量亏损。当时，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私营经济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党和政府依靠工商联组织和工商界知名人士的积极配合，在党的“统筹兼顾”方针指引下，进行了工商业的调整工作。俞佐宸坚决拥护调整公私关系政策。首先，他让自己经营的和丰纱厂，纳入加工订货的渠道。同时，他与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的工厂企业，共同研究确定哪些工厂可以扩大加工订货，哪些工厂的产品实行收购和计划定产，哪些工厂采用包销的办法，哪些工厂采取临时性的或一次性的委托加工等等。这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各同业公会的负责人，也都积极参与协商、研讨。此外，对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商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以及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等方面的问题，俞佐宸都主动、积极地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
调整税负是调整工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俞佐宸既考虑国家的利益，也考虑工商业者的合理要求，态度严肃认真。当时，私营工商业因袭旧社会的一套经营方式，帐目不全，有的根本没有帐册，普遍存在着偷漏税收的违法现象。最普遍的是设立暗帐，伪造单据，少报营业额，多记开支，隐瞒真实情况。因此，国家税务部门只能采用协商评议的办法，即由税务部门提出总的税收任务数，由各行各业自上而下地进行评定，分摊税额。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税收负担上的畸轻畸重现象。俞佐宸以工商联负责人的身份，一方面配合政府，宣传税收政策，阐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教育工商联会员必须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对那些确实负担过重的工商业户，据实向税务部门反映，争取减轻其税负。经过调查，宁波市各企业普遍健全了帐册，杜绝偷漏税现象，从而为以后的依率计征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在改善劳资关系，协助政府重估私资和组织安排工商企业重新登记，以及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活动等方面，俞佐宸都作出很多贡献。尤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常有一些工商业主找上门，要求他帮助解决企业中的劳资纠纷。当时，确有部分工人群众不服从私营工商业者的工作调度、生产安排，在福利上也往往提出过高要求，使业主不胜负担。而另一方面，有些资本家在口头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思想上不承认工人的民主权利。俞佐宸在协助调整劳资关系中掌握三条原则，这就是：必须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必须着眼有利于发展生产；劳资之间的问题，用协商方法解决，协调不成，由政府仲裁。经过劳资关系的凋整，加之劳资双方的觉悟逐步提高，以及劳保条例的推行，劳资关系也趋向正常。
尽管在当时，俞佐宸已年逾六旬，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在民建会和工商联上班，主持会议，部署工作，安排各项活动。在遇有重大问题需要研究时，他都认真负责，亲自参加。尤其在“五反”运动中，他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又对工商界同行提出严格要求，希望他们坦白交代不法行为。他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向同行们谆谆劝导，“五反”运动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并阐述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同时，他指示有关人员注意做好那些思想比较固执的工商业者的工作，防止他们因思想一时不通而做出种种过火行为。他对工作的负责精神，得到各方面的赞扬。
引导工商界实现双重改造
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俞佐宸根据中共市委、市府的部署，在工商界组织大规模的总路线宣传教育，先后进行了25场次的有关总路线精神的传达报告，听取报告的达到8800余人次，又组织六场综合性的大会发言，制定了有500人参加的每周二、五的学习制度，进行方针政策和前途、形势教育，提高认识，澄清思想，认清前途和增强信心，明确认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俞佐宸本身也作出表率，1953年10月到11月，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之后，即在上海邀请由俞佐宸任董事长或董事的五家主要企业的全体董事开会，商议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和丰纱厂最先送出申请报告，1953年底即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公私合营；太丰面粉厂、冷藏公司、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相继申请公私合营，也很快地得到批准。俞佐宸是当时宁波的最大民族资本家，他率先申请公私合营的行动，在宁波工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掀起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1月18日，俞佐宸与宁波市工商联其他负责人，率领全市工商界代表2000人，到市人民政府送上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第二天上午，市人民政府召开了“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大会”，宁波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俞佐宸在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中所作的贡献及其所起的带头、模范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企业改造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个方面，更为繁重的是对资产阶级“人”的改造。作为市民建会和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的俞佐宸，对此又作出了贡献。根据中共宁波市委的指示，市工商联于1956年3月至7月间，举办了五期工商界政治讲习班，组织了1400余人脱产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以期改变私方人员中一些人惶惑疑虑的精神状态。这些学习班办得很有成效，通过学习，使工商界人士初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损人利已、唯利是图的本质，初步树立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观念；认识到党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确性，提高了接受改造的自觉性；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政治讲习班的成功，使俞佐宸感到欣慰。
但是，随着“左”倾思潮泛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俞佐宸对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却感到不是滋味，深为反感；对在“大跃进”中人力物力的浪费损失，深觉可惜。他的这些思想情绪，在1960年以后工商界中开展的“神仙会”上，以坦诚的态度作了表露。
经受考验走向金光灿烂的大道
但是，对俞佐宸来说，最困难的日子还是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与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一样，蒙受了一场灾难与浩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开，俞佐宸就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8月份，“红卫兵”的“横扫”活动开始，俞佐宸的家首当其冲，所谓“四旧”物品以及金银首饰、存款、书画、衣物、古玩等等，被掳劫一空。8月下旬，第一张大字报贴到宁波市工商联的大门前，标题是“工商联是牛鬼蛇神的大黑窝”。接着，北京六高校组织的“点火”队进驻工商联，勒令民建会和工商联“停止办公”。宣布民建、工商联成员是“敌我矛盾”，每天要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接着对以俞佐宸为首的“两会”代表人物在机关内部进行批斗，勒令他们集中学习，集中挨批，集中游斗和集中上街扫地。9月20日，民建会和工商联被勒令“封门”，俞佐宸等人被押回原单位劳动。其时，俞佐宸已年届75岁。
俞佐宸在这场运动中是直接受害者之一。他对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十分反感。他对他的家属和一些知交说：“要相信中国共产党，要相信人民。我们能活着，就是胜利。”虽然，当时他的处境极其困难，他还是想尽办法，带信给一些工商界朋友，鼓励他们不要悲观，要坚强地活下去。俞佐宸科知道只要他还活着，就可在那些蒙受凌辱和折磨的老友之间，起到镇定心境的作用。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岁月里，他始终怀着一颗期待的心，丝毫没有动摇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他除了“接待”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外，就是反复阅读毛主席著作，吸取精神力量。事后，俞佐宸回忆说，如果我没有对党的这种坚强信念，就不可能活到今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俞佐宸的精神重新焕发。此时，俞佐宸尽管已年近90，行动不便，但仍然关心着国家与地方大事，在家中每天读报、阅文件，每周听取民建、工商联两会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他告诫同志们，要教育民建会、工商联成员，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积极开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各项活动。1980年他与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先生，共同发起成立“甬港联谊会”。这个联谊会，对于密切宁波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增进乡情乡谊，促进宁波的对外开放，为两地亲友之间开展各项服务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俞佐宸还担任了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副经理、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宁波分公司经理。年逾九旬的俞佐宸，在促进宁波的对外开放、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动员港台及海外亲友支援家乡建设，以及发挥民建会和工商联的作用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受到人们的尊敬。
几乎活了一个世纪的俞佐宸，在旧社会历经沧桑，在险象丛生的激浪逆流中，怀着富国强民、“实业救国”的愿望挣扎过来。新中国诞生后，他的愿望成了现实，在他92岁高龄时，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与我同时代出生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人世，而我仍健在，并能亲眼看到四化建设的宏图大业，看到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为振兴中华所作的巨大努力，实在感到庆幸。”
综观俞佐宸的一生，他不愧为一位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
摘自《肝胆相照－－浙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史料》1993年5月,作者：李政
俞佐宸15岁来到宁波咸恒钱庄当学徒。满师以后，当上该钱庄帐房。25岁那年，担任元德钱庄经理，30岁任元益钱庄经理。40岁以后，兼任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经理、和丰纱厂常务董事、天益钱庄总经理。54岁后，兼任和丰纱厂总经理。先后投资范围，除金融业和棉纱业外，尚有太丰面粉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宁波冷藏公司；慎生、东升、万成、正大四家渔行，董生阳南北货店以及余姚的元泰当、宁海的聚成当等。并兼任天一、国际、四明三家保险公司经理，四明银行经理，浙东银行与两浙银行常务董事。他还担任过宁波的银行、钱庄、棉纱业三个同业公会理事长，宁波商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俞佐宸历任第一、二、三、四、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民建浙江省委会和民建宁波市委会主任委员；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市副市长，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顾问，浙江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宁波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宁波市侨联名誉主席等职。
俞佐宸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实业救国思想。他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参与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在宁波沦陷期间，他不肯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毅然弃家出走大后方，表现了忠于国家民族的气节。但国民党政府日益黑暗腐败，兵匪横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所经营的一些企业困难重重，朝不保夕。1949年宁波解放前夕，尽管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存在疑虑，在“去”与“留”问题上有过犹豫，但终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摆脱了反动派的威胁和利诱，留居上海。上海解放时，俞佐宸眼见解放军露宿街头，不进民宅的纪律，深受感动，他对家人说：“共产党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钱，一定能管好国家”。当年6月他从上海回到家乡宁波。从此，开始了他新的历程。
与共产党合作
1949年6月间，宁波军管会邀集宁波各大厂、大店负责人在钱业会馆举行座谈会，庆祝宁波解放，宣布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这是俞佐宸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军管会主任丁秋生等同志的艰苦朴素的形象，循循善诱的作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5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亲自约会了俞佐宸，并作了一次恳切的长谈，向他详细介绍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希望他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国家而奋斗。从此，俞佐宸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
1949年6月至11月间，盘踞在舟山群岛的美蒋飞机，对宁波滥施轰炸，繁华的江厦地区变成一片废墟。其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俞佐宸一面协助政府，做好工商界的思想工作，稳定工商界的情绪；一面积极参与善后救济工作，支持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金臻庠去上海募集救济款，共募得救济款21亿元(老人民币），折合当时市价可购食米1万石左右，用此棺殓死难者，抚恤其家属，并对受灾群众施行小本经营无息贷款，帮助其生产自救。
人民解放军进驻宁波之初，由于部队进展迅速，加上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极差，军粮一时接济不上，情况紧急，军管会邀集商会理事及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要求暂借大米2700石，但宁波在上一年曾有过粮荒，粮商存米不多，加之人民解放军初来乍到，粮商对部队的信用尚抱怀疑态度，有的粮商甚至关店关行。因此，虽经商会努力，只筹得大米900石，与军管会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俞佐宸与商会其他领导人深感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性，又考虑到当时全市的存粮确很单薄，征集过多，势必影响民食，造成恐慌。因此，他一方面竭力做好粮商的思想工作，一面又发动大家想办法。这时，太丰面粉厂经理洪宸笙提出建议，解放军指战员大都来自北方，喜食面粉，可否以面粉代替大米?且太丰面粉厂库存甚厚，尽可满足军需。俞佐宸与金臻庠等立即将这一建议转告军管会，从而解决了紧迫的军粮，解放军部队也十分满意。
为恢复和发展经济而奋斗
1952年，俞佐宸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宁波的第一名会员。1953年5月，民建浙江省宁波市支部成立，俞佐宸当选为支部主任。同年，正式成立宁波市工商联，俞佐宸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全面负责工商联工作。
由于旧的经济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经济秩序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宁波的经济生活出现短时间的困难，表现在：（1）失业增多。包括银楼、钱庄、典当、保险、报关、迷信行业、铜锡业、贳器业、包菜包饭业、刺绣业、裱画业、棺木业、内河轮船业等，都有大批人员失业；（2）商品滞销。过去十年在通货膨胀中出现的虚假购买力，随着物价的基本稳定而突然消失；加之服务对象的改变，使某些商品无人问津；（3）产品成本高于市价。以万信纱厂为例，每件纱的原料棉花价格为800元，而一件棉纱的成品只值700元，原料高于成品的反常现象，造成企业的大量亏损；（4）债务沉重。在通货膨胀时期，工商业者无不借债囤积商品或原料，当时的借款利率甚高，数量亦大。物价一旦稳定，囤货不易脱售，债务越背越重。为清还欠债，不得不大量吐出存货，甚至不惜血本，降价竞销，从而造成大量亏损。当时，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私营经济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党和政府依靠工商联组织和工商界知名人士的积极配合，在党的“统筹兼顾”方针指引下，进行了工商业的调整工作。俞佐宸坚决拥护调整公私关系政策。首先，他让自己经营的和丰纱厂，纳入加工订货的渠道。同时，他与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的工厂企业，共同研究确定哪些工厂可以扩大加工订货，哪些工厂的产品实行收购和计划定产，哪些工厂采用包销的办法，哪些工厂采取临时性的或一次性的委托加工等等。这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各同业公会的负责人，也都积极参与协商、研讨。此外，对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商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以及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等方面的问题，俞佐宸都主动、积极地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
调整税负是调整工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俞佐宸既考虑国家的利益，也考虑工商业者的合理要求，态度严肃认真。当时，私营工商业因袭旧社会的一套经营方式，帐目不全，有的根本没有帐册，普遍存在着偷漏税收的违法现象。最普遍的是设立暗帐，伪造单据，少报营业额，多记开支，隐瞒真实情况。因此，国家税务部门只能采用协商评议的办法，即由税务部门提出总的税收任务数，由各行各业自上而下地进行评定，分摊税额。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税收负担上的畸轻畸重现象。俞佐宸以工商联负责人的身份，一方面配合政府，宣传税收政策，阐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教育工商联会员必须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对那些确实负担过重的工商业户，据实向税务部门反映，争取减轻其税负。经过调查，宁波市各企业普遍健全了帐册，杜绝偷漏税现象，从而为以后的依率计征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在改善劳资关系，协助政府重估私资和组织安排工商企业重新登记，以及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活动等方面，俞佐宸都作出很多贡献。尤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常有一些工商业主找上门，要求他帮助解决企业中的劳资纠纷。当时，确有部分工人群众不服从私营工商业者的工作调度、生产安排，在福利上也往往提出过高要求，使业主不胜负担。而另一方面，有些资本家在口头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思想上不承认工人的民主权利。俞佐宸在协助调整劳资关系中掌握三条原则，这就是：必须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必须着眼有利于发展生产；劳资之间的问题，用协商方法解决，协调不成，由政府仲裁。经过劳资关系的凋整，加之劳资双方的觉悟逐步提高，以及劳保条例的推行，劳资关系也趋向正常。
尽管在当时，俞佐宸已年逾六旬，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在民建会和工商联上班，主持会议，部署工作，安排各项活动。在遇有重大问题需要研究时，他都认真负责，亲自参加。尤其在“五反”运动中，他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又对工商界同行提出严格要求，希望他们坦白交代不法行为。他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向同行们谆谆劝导，“五反”运动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并阐述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同时，他指示有关人员注意做好那些思想比较固执的工商业者的工作，防止他们因思想一时不通而做出种种过火行为。他对工作的负责精神，得到各方面的赞扬。
引导工商界实现双重改造
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俞佐宸根据中共市委、市府的部署，在工商界组织大规模的总路线宣传教育，先后进行了25场次的有关总路线精神的传达报告，听取报告的达到8800余人次，又组织六场综合性的大会发言，制定了有500人参加的每周二、五的学习制度，进行方针政策和前途、形势教育，提高认识，澄清思想，认清前途和增强信心，明确认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俞佐宸本身也作出表率，1953年10月到11月，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之后，即在上海邀请由俞佐宸任董事长或董事的五家主要企业的全体董事开会，商议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和丰纱厂最先送出申请报告，1953年底即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公私合营；太丰面粉厂、冷藏公司、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相继申请公私合营，也很快地得到批准。俞佐宸是当时宁波的最大民族资本家，他率先申请公私合营的行动，在宁波工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掀起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1月18日，俞佐宸与宁波市工商联其他负责人，率领全市工商界代表2000人，到市人民政府送上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第二天上午，市人民政府召开了“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大会”，宁波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俞佐宸在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中所作的贡献及其所起的带头、模范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企业改造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个方面，更为繁重的是对资产阶级“人”的改造。作为市民建会和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的俞佐宸，对此又作出了贡献。根据中共宁波市委的指示，市工商联于1956年3月至7月间，举办了五期工商界政治讲习班，组织了1400余人脱产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以期改变私方人员中一些人惶惑疑虑的精神状态。这些学习班办得很有成效，通过学习，使工商界人士初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损人利已、唯利是图的本质，初步树立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观念；认识到党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确性，提高了接受改造的自觉性；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政治讲习班的成功，使俞佐宸感到欣慰。
但是，随着“左”倾思潮泛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俞佐宸对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却感到不是滋味，深为反感；对在“大跃进”中人力物力的浪费损失，深觉可惜。他的这些思想情绪，在1960年以后工商界中开展的“神仙会”上，以坦诚的态度作了表露。
经受考验走向金光灿烂的大道
但是，对俞佐宸来说，最困难的日子还是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与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一样，蒙受了一场灾难与浩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开，俞佐宸就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8月份，“红卫兵”的“横扫”活动开始，俞佐宸的家首当其冲，所谓“四旧”物品以及金银首饰、存款、书画、衣物、古玩等等，被掳劫一空。8月下旬，第一张大字报贴到宁波市工商联的大门前，标题是“工商联是牛鬼蛇神的大黑窝”。接着，北京六高校组织的“点火”队进驻工商联，勒令民建会和工商联“停止办公”。宣布民建、工商联成员是“敌我矛盾”，每天要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接着对以俞佐宸为首的“两会”代表人物在机关内部进行批斗，勒令他们集中学习，集中挨批，集中游斗和集中上街扫地。9月20日，民建会和工商联被勒令“封门”，俞佐宸等人被押回原单位劳动。其时，俞佐宸已年届75岁。
俞佐宸在这场运动中是直接受害者之一。他对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十分反感。他对他的家属和一些知交说：“要相信中国共产党，要相信人民。我们能活着，就是胜利。”虽然，当时他的处境极其困难，他还是想尽办法，带信给一些工商界朋友，鼓励他们不要悲观，要坚强地活下去。俞佐宸科知道只要他还活着，就可在那些蒙受凌辱和折磨的老友之间，起到镇定心境的作用。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岁月里，他始终怀着一颗期待的心，丝毫没有动摇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他除了“接待”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外，就是反复阅读毛主席著作，吸取精神力量。事后，俞佐宸回忆说，如果我没有对党的这种坚强信念，就不可能活到今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俞佐宸的精神重新焕发。此时，俞佐宸尽管已年近90，行动不便，但仍然关心着国家与地方大事，在家中每天读报、阅文件，每周听取民建、工商联两会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他告诫同志们，要教育民建会、工商联成员，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积极开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各项活动。1980年他与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先生，共同发起成立“甬港联谊会”。这个联谊会，对于密切宁波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增进乡情乡谊，促进宁波的对外开放，为两地亲友之间开展各项服务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俞佐宸还担任了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副经理、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宁波分公司经理。年逾九旬的俞佐宸，在促进宁波的对外开放、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动员港台及海外亲友支援家乡建设，以及发挥民建会和工商联的作用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受到人们的尊敬。
几乎活了一个世纪的俞佐宸，在旧社会历经沧桑，在险象丛生的激浪逆流中，怀着富国强民、“实业救国”的愿望挣扎过来。新中国诞生后，他的愿望成了现实，在他92岁高龄时，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与我同时代出生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人世，而我仍健在，并能亲眼看到四化建设的宏图大业，看到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为振兴中华所作的巨大努力，实在感到庆幸。”
综观俞佐宸的一生，他不愧为一位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
摘自《肝胆相照－－浙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史料》1993年5月,作者：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