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父亲－－纪念黄炎培诞辰125周年
发布时间：2010-05-12 15: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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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黄炎培，1916年生我时已经38岁了，这是他精力最旺盛之年，也是他一生事业十分发达之年。生我第二年，即1917年，他在上海创建了一生事业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生命力的民间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那时他刚从美国考察教育回来，满腔爱国热情，想在他亲手创办的事业上大显身手。
父亲一生育有16个子女，我是第八个孩子。生母王纠思59岁时就患脑溢血去世了，而这时父亲已经63岁，虽然身体尚健，正忙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但由于我们大多不在身边，不可能侍奉老人家，于是就商议给父亲续弦之事。就这样1942年父亲又与34岁的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生姚维钧女士结为了伉俪。
我和父亲共同生活了33年，这在他所有子女中是时间最长的，因此接受其身教言传也最多，他所创建的中华职业学校，我在那里读了三年高中；他创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教育与职业》杂志，我也曾在解放后兼任过部分领导职务；他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我都加入了，而且在解放前我还曾担任过民盟地下工作支部的领导，在民建兼任过副主席，应该说父亲是我政治生涯的领路人。
写父亲的作品很多，作为他的儿子，我只拣一些和他生活的片段和他对我一生的影响作一个回忆，以纪念父亲诞辰125周年。
父亲是一个自幼就由表亲扶养长大的孤儿，后依靠捐助和集资办教育事业，生活才得以安定。在我们家中长期挂着一副父亲自撰的对联：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切莫奢华过甚，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这副对联传达出的含义，深深地埋在我们每个子女的心中，也真实地反映出了我们家庭生活的艰苦，这种勤俭朴素的家风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记得我小时候，除逢年过节外，穿的都是兄长们穿过的嫌短嫌小的长衫。我第一次穿上新买的皮鞋是12岁上初一的时候，至于西装革履，那是进了大学以后的事了。
父亲对我的影响除了艰苦朴素方面外，更重要的还是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待人接物要做一个光明正直的人；另一个是热爱国家。前者是个人修养律己问题，后者是怎样充分发挥奉献精神问题。
父亲在我中学毕业时就亲笔为我书写了两条他自己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和“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座右铭的前几句说的是个人修养自律问题；后几句则提出了待人接物的态度。其中“取象于钱”是指要像旧时用的方孔钱那样，对人要“圆”，对自己必须要“方”，要掌握原则。在这里，所谓“圆”决不是“圆滑”，而是要“注意方式方法”，以求好的效果。在原则问题上必须肃若秋霜，丝毫不能迁就马虎。其中关键的几个字是“无欲则刚”。如果对自己有利可图，对人民、对国家无利有害，则这个“欲”千万不能有。有了则必然卑躬屈膝“刚”不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小人”或“害群之马”。
我的大半生没有离开这座右铭对我的监督。在英国留学期间，有一些国外友人问起我这座右铭之含意，联系到我的信仰问题，问这是不是中国人的宗教。当我回答这些和宗教无关，我们唯物主义者没有宗教信仰时，他们很难理解。有的人甚至说“这太可怕了，一个人怎能没有信仰呢？”我笑了。我说，如果把孔夫子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深刻体会，那么说它是“儒教”也未尝不可，但这种信仰和基督教、佛教的信仰绝不相同。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可以说没有宗教信仰，没有这种形式，但我们有共同的准绳，共同的哲学思想。我们在学校中培养青年人时，考虑到要“德才兼备”。如果有才无德，会给国家、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对外国朋友作这些解释，他们不一定能完全接受。但是随着德才兼备的学生数量的增多，我们终究会建成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富强的国家。父亲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除此之外，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来说更是印象深刻，其中曾有一幕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在1932年“??二八”令淞沪抗战时期。十九路军正英勇地在上海闸北地区作战。我当时只有16岁，在父亲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高一。那时学校经常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作形势报告，父亲也经常出席。记得有一天，千余名同学集会听取动员报告，父亲忽然在讲台上指着我大声地说：“大能，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这霹雳雷声似的教导，使我顿时吓呆了，全场师生也为之愕然，鸦雀无声。而父亲的教诲却在我心中长时间地回荡着。
可以说，父亲一生的活动，无时无刻不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淞沪抗战时，父亲每晚都把我们一家聚在一起报告前线战情，每逢胜利则笑逐颜开，失败则痛哭流涕，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还记得“九?一八”东三省沦亡后，父亲手臂上就带了黑纱。他说，东三省沦陷的失地不收复就绝不取下。同时将家始终设在上海南市，一直没有搬进租界，他这是想把个人安危紧紧地和国家命运连在一起。
“西安事变”后，虽然表面上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也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但仍随时有可能爆发内战。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利用国民参政员身份广泛团结两党以外的人士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些国共以外的小党派，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人民中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政治主张都赞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主张一致抗日，反对内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政治势力，其中既有亲国民党的右派，也有亲共产党的左派，而我父亲此时认为，只有走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才能把国共两方拉在一起。现在想来，这中间路线显然是行不通的，尤其不可能得到国民党当权派的同意。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撕毁了政协会上通过的协议，发动了内战。
父亲虽然走中间路线失败，却从此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尤其他从延安访问归来后，就下定了决心跟共产党走。他的思想转变也自然影响了我们一家，我二哥黄竞武在解放前夕就因参加地下活动被叛徒告密被捕，并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全国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领导民主建国会为工商业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由于民盟内部的不同意见，父亲还是被不明真相的人指责，很多人认为1947年民盟的救国态度不坚决是由于黄炎培当时对国民党的妥协和屈服造成的。因此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他的不少子女，包括我本人在内，都被定为右派分子，父亲也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父亲才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罪名”，也得到了纠正。198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在纪念黄炎培诞辰110周年暨中华职业教育社70周年纪念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讲话时说：“黄任老（炎培）是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是新中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亲密朋友。任老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创立并领导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它是我国致力于推行职业教育历史最长的教育团体。
父亲在他所著的《八十年来》一书中写道：“我是1878年夏历9月6日出生的，那天是公元10月1日，是我跨上这八十年的第一天。作为一个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于自己的生日和新中国建国日期的巧合，能不因为个人以新生祖国的特殊热爱而想到应该怎样忠诚图报呢？”
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民主主义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经受过无数挫折，遭受过多次险难，可他都能化险为夷，脱险后，仍然义无反顾，与时俱进。袁世凯曾聘他当教育总长，他拒不应聘。袁世凯无可奈何地给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蒋介石曾下令以“学阀”罪逮捕他，后又拉拢他当教育部长，他又推托不就，可新中国刚刚成立，他却以七旬之龄出任公职。1950年我在大连大学执教时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父亲一生拒不做官，现今已年过七十，恁地做起官来了？”他回答：“这是由于周总理两次亲到家中说服了我。这是人民政府的官，而且是做事，不是做官”。
现在在上海浦东的川沙老家，黄炎培故居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所故居详细陈列着我父亲一生的事迹。其中有一个场景非常引人注目，那是1945年父亲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在窑洞里的一段话，有人把它比喻为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值得录下的有这样一段：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人、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父亲与毛泽东的这段“窑洞对”，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地体会和思考。
《教育与职业》 2002年10月,作者：黄大能
父亲一生育有16个子女，我是第八个孩子。生母王纠思59岁时就患脑溢血去世了，而这时父亲已经63岁，虽然身体尚健，正忙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但由于我们大多不在身边，不可能侍奉老人家，于是就商议给父亲续弦之事。就这样1942年父亲又与34岁的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生姚维钧女士结为了伉俪。
我和父亲共同生活了33年，这在他所有子女中是时间最长的，因此接受其身教言传也最多，他所创建的中华职业学校，我在那里读了三年高中；他创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教育与职业》杂志，我也曾在解放后兼任过部分领导职务；他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我都加入了，而且在解放前我还曾担任过民盟地下工作支部的领导，在民建兼任过副主席，应该说父亲是我政治生涯的领路人。
写父亲的作品很多，作为他的儿子，我只拣一些和他生活的片段和他对我一生的影响作一个回忆，以纪念父亲诞辰125周年。
父亲是一个自幼就由表亲扶养长大的孤儿，后依靠捐助和集资办教育事业，生活才得以安定。在我们家中长期挂着一副父亲自撰的对联：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切莫奢华过甚，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这副对联传达出的含义，深深地埋在我们每个子女的心中，也真实地反映出了我们家庭生活的艰苦，这种勤俭朴素的家风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记得我小时候，除逢年过节外，穿的都是兄长们穿过的嫌短嫌小的长衫。我第一次穿上新买的皮鞋是12岁上初一的时候，至于西装革履，那是进了大学以后的事了。
父亲对我的影响除了艰苦朴素方面外，更重要的还是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待人接物要做一个光明正直的人；另一个是热爱国家。前者是个人修养律己问题，后者是怎样充分发挥奉献精神问题。
父亲在我中学毕业时就亲笔为我书写了两条他自己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和“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座右铭的前几句说的是个人修养自律问题；后几句则提出了待人接物的态度。其中“取象于钱”是指要像旧时用的方孔钱那样，对人要“圆”，对自己必须要“方”，要掌握原则。在这里，所谓“圆”决不是“圆滑”，而是要“注意方式方法”，以求好的效果。在原则问题上必须肃若秋霜，丝毫不能迁就马虎。其中关键的几个字是“无欲则刚”。如果对自己有利可图，对人民、对国家无利有害，则这个“欲”千万不能有。有了则必然卑躬屈膝“刚”不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小人”或“害群之马”。
我的大半生没有离开这座右铭对我的监督。在英国留学期间，有一些国外友人问起我这座右铭之含意，联系到我的信仰问题，问这是不是中国人的宗教。当我回答这些和宗教无关，我们唯物主义者没有宗教信仰时，他们很难理解。有的人甚至说“这太可怕了，一个人怎能没有信仰呢？”我笑了。我说，如果把孔夫子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深刻体会，那么说它是“儒教”也未尝不可，但这种信仰和基督教、佛教的信仰绝不相同。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可以说没有宗教信仰，没有这种形式，但我们有共同的准绳，共同的哲学思想。我们在学校中培养青年人时，考虑到要“德才兼备”。如果有才无德，会给国家、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对外国朋友作这些解释，他们不一定能完全接受。但是随着德才兼备的学生数量的增多，我们终究会建成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富强的国家。父亲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除此之外，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来说更是印象深刻，其中曾有一幕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在1932年“??二八”令淞沪抗战时期。十九路军正英勇地在上海闸北地区作战。我当时只有16岁，在父亲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高一。那时学校经常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作形势报告，父亲也经常出席。记得有一天，千余名同学集会听取动员报告，父亲忽然在讲台上指着我大声地说：“大能，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这霹雳雷声似的教导，使我顿时吓呆了，全场师生也为之愕然，鸦雀无声。而父亲的教诲却在我心中长时间地回荡着。
可以说，父亲一生的活动，无时无刻不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淞沪抗战时，父亲每晚都把我们一家聚在一起报告前线战情，每逢胜利则笑逐颜开，失败则痛哭流涕，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还记得“九?一八”东三省沦亡后，父亲手臂上就带了黑纱。他说，东三省沦陷的失地不收复就绝不取下。同时将家始终设在上海南市，一直没有搬进租界，他这是想把个人安危紧紧地和国家命运连在一起。
“西安事变”后，虽然表面上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也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但仍随时有可能爆发内战。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利用国民参政员身份广泛团结两党以外的人士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些国共以外的小党派，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人民中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政治主张都赞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主张一致抗日，反对内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政治势力，其中既有亲国民党的右派，也有亲共产党的左派，而我父亲此时认为，只有走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才能把国共两方拉在一起。现在想来，这中间路线显然是行不通的，尤其不可能得到国民党当权派的同意。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撕毁了政协会上通过的协议，发动了内战。
父亲虽然走中间路线失败，却从此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尤其他从延安访问归来后，就下定了决心跟共产党走。他的思想转变也自然影响了我们一家，我二哥黄竞武在解放前夕就因参加地下活动被叛徒告密被捕，并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全国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领导民主建国会为工商业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由于民盟内部的不同意见，父亲还是被不明真相的人指责，很多人认为1947年民盟的救国态度不坚决是由于黄炎培当时对国民党的妥协和屈服造成的。因此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他的不少子女，包括我本人在内，都被定为右派分子，父亲也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父亲才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罪名”，也得到了纠正。198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在纪念黄炎培诞辰110周年暨中华职业教育社70周年纪念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讲话时说：“黄任老（炎培）是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是新中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亲密朋友。任老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创立并领导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它是我国致力于推行职业教育历史最长的教育团体。
父亲在他所著的《八十年来》一书中写道：“我是1878年夏历9月6日出生的，那天是公元10月1日，是我跨上这八十年的第一天。作为一个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于自己的生日和新中国建国日期的巧合，能不因为个人以新生祖国的特殊热爱而想到应该怎样忠诚图报呢？”
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民主主义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经受过无数挫折，遭受过多次险难，可他都能化险为夷，脱险后，仍然义无反顾，与时俱进。袁世凯曾聘他当教育总长，他拒不应聘。袁世凯无可奈何地给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蒋介石曾下令以“学阀”罪逮捕他，后又拉拢他当教育部长，他又推托不就，可新中国刚刚成立，他却以七旬之龄出任公职。1950年我在大连大学执教时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父亲一生拒不做官，现今已年过七十，恁地做起官来了？”他回答：“这是由于周总理两次亲到家中说服了我。这是人民政府的官，而且是做事，不是做官”。
现在在上海浦东的川沙老家，黄炎培故居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所故居详细陈列着我父亲一生的事迹。其中有一个场景非常引人注目，那是1945年父亲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在窑洞里的一段话，有人把它比喻为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值得录下的有这样一段：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人、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父亲与毛泽东的这段“窑洞对”，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地体会和思考。
《教育与职业》 2002年10月,作者：黄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