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胡子昂的一段交往
发布时间：2010-05-12 15:49:53
|
作者：
胡子昂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初创办了华康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任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川康兴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中兴业公司就有华联钢铁厂、华兴机器厂、华西猪鬃厂、协和火药厂、四川水泥厂、华一砖瓦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与邓小平有一段真诚合作的交往，十分感人。
胡子昂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交往由来已久。他早年抱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志向，从事过教育工作，后来又搞实业，事实教育了他：此路不通。１９３８年，胡子昂在武汉和周恩来畅谈后深受教育，以后在重庆多次和周恩来往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国”。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不满意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胡子昂《光辉的胜利，莫大的鼓舞》），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做出了许多顺应民意的事情。他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时，坚决反对参议会开会悬挂国民党党旗；１９４６年１月旧政协期间，坚决支持中共的和平建国方案；１９４６年３月，坚决要求罢免“校场口事件”打人凶手刘野樵的“国大”代表资格；１９４６年３月，重庆军统给坠机身亡的军统头子戴笠开追悼会，在特务的要挟下，他不仅不参加，就连挽联也不送；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８日在重庆青年宫举行的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上，他激动地喊出了：“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要和平！”１９４８年５月，在国民党的立法委的全体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
胡子昂争和平、要民主的政治态度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不得不避难香港。在香港与中共驻港负责人乔冠华保持秘密联系。受乔冠华之托，多次致电四川军阀刘文辉，劝其起义。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到重庆，争取国民党的内二警总队司令彭斌起义。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胡子昂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１０月１日，胡子昂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几天之后，张澜设宴招待进军大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陈锡联等解放军高级将领。
张澜比胡子昂大２５岁，胡子昂非常敬佩张澜，他们在四川曾经为争取和平、民主一起奋斗过。张澜也很赞赏胡子昂，所以这次宴请特别邀请胡子昂作陪。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张澜，四川南充人；胡子昂，四川重庆人。张澜的这次宴请好像主要是宴请四川同乡，也许是他知道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有意把胡子昂推荐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用四川话说：“好久没有和四川同乡相聚了，也好久没有吃到地道的家乡菜了。这是胜利的聚会，也是为争取更大胜利的聚会。” 胡子昂的四川口音一直没改，说：“我敬佩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同样敬佩在座的领导，全中国有谁不知道刘邓大军的赫赫战功。”
刘伯承、邓小平几乎同时说：“我们也非常了解你们，你们不仅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更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你们为建立新中国也作出了贡献。”邓小平又说：“我们更期盼你们利用你们的关系和影响，协助我们早日解放大西南。”
胡子昂紧接着说：“我在香港时给刘文辉发过电报，这次在北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又让我给刘文辉发了电报，督促他作好起义的准备，迎接你们进入川、康。”邓小平和刘伯承相视一笑，意思是我们知道了。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９日，国民党的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起义，西康省会康定宣告解放。这里也有胡子昂的一份功劳。
在宴席上，邓小平问胡子昂：“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们一起挺进大西南？不仅要解放大西南，还要建设好大西南，然后一起建设解放了的全中国。”刘伯承、邓小平亲切地看着胡子昂，期待着他的回答。
胡子昂激动地说：“愿意。我会尽力做工作的。”张澜看到他们这样融洽，高兴而又风趣地说：“这顿饭我没有白请。”
邓小平对胡子昂说：“以后我们要肝胆相照。有什么想法、意见就不客气地提出来。”胡子昂连连点头。
这次见面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胡子昂随东北参观团参观解放后的东北。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重庆解放。当胡子昂从东北回到北京后，想起和邓小平的约定，恰好这时周恩来派乔冠华对胡子昂说，希望他去重庆工作。１９５０年１月，胡子昂途经上海，回到了重庆。这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刘伯承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锡联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
使胡子昂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到重庆后就被任命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工商业，还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他更没有想到，这是邓小平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力排众议的结果。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中共党员干部中产生了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看不起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安排他们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不服气，认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在中共西南局讨论胡子昂等一些民主人士的安排时，开始没有人发言，随后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邓小平耐心地听了大家的发言，解释说：“你们的意见我理解，解放了?我们共产党执政，安排党员担任领导职务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我们要对他们做很多工作，如果他们中有代表性的参加政府工作，通过他们去组织、团结、教育更多的人士，参加管理和建设，那是我们开拓工作的捷径。”
接着，邓小平介绍了胡子昂的爱国精神和与国民党斗争的情况，特别强调胡子昂在党的影响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工作的情况。在邓小平的启发引导下，出席会议的同志同意了对胡子昂等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２日，新华社报道，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任命西南军区领导干部，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
胡子昂参加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吃饭的时候，他和邓小平、贺龙在一桌上。邓小平勉励胡子昂做好副市长的工作，说：“你身上的担子加重了，重庆这个地方很复杂，你这个副市长不好当啊！”邓小平、贺龙给胡子昂讲了延安时的一些情况和党的有关城市政策，说：“我们的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妥善地作好各方面的工作，关键是依靠人民群众。”
１９５０年４月，胡子昂受命筹组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此时，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市长陈锡联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不得不请示邓小平。
胡子昂多次对陈锡联等重庆市党政领导提出：把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自己持有的企业股票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陈锡联说：“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胡子昂强调说：“这是我反复考虑过的，我的决心已定。”又说：“如果我在各地的投资不好处理的话，请先接受华康银行。”
陈锡联、曹荻秋看胡子昂的态度非常坚决，也左右为难。经反复研究，陈锡联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说：“胡市长我们是了解的。你说全国没有这个先例，那我们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个先例吧！”
这就是邓小平，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敢为前人没有为，敢做前人没有做的事。
陈锡联对胡子昂转达了邓小平的决定，胡子昂高兴地说：“感谢组织的决定，以后我一定努力多为国家效力。不过还请组织考虑接受我在企业的全部资产。”
在１９５１年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时，重庆市党政主要领导张霖之、曹荻秋和胡子昂谈话，说：“研究决定你为市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你要做好这项工作。” 胡子昂说：“感谢党的信任。还请组织考虑接受我在企业的股票。”
张霖之、曹荻秋说：“现在党的政策是保护私营工商业。你在四川乃至全国是有影响的人物，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这样做容易在工商界引起误会。”胡子昂说：“我可以保密。”
张霖之、曹荻秋看胡子昂的决心很大，况且又是多次提出，决定还是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既然胡子昂又提出来，那么先由我们保管好了。”
邓小平同意了胡子昂的申请。胡子昂在企业的股票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保管起来，胡子昂和他的家属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这就是胡子昂与邓小平的坦诚交往，从此，胡子昂“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
作者;谢学锋
（摘自团结报（第三版） 2004年7月13日）
胡子昂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交往由来已久。他早年抱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志向，从事过教育工作，后来又搞实业，事实教育了他：此路不通。１９３８年，胡子昂在武汉和周恩来畅谈后深受教育，以后在重庆多次和周恩来往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国”。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不满意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胡子昂《光辉的胜利，莫大的鼓舞》），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做出了许多顺应民意的事情。他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时，坚决反对参议会开会悬挂国民党党旗；１９４６年１月旧政协期间，坚决支持中共的和平建国方案；１９４６年３月，坚决要求罢免“校场口事件”打人凶手刘野樵的“国大”代表资格；１９４６年３月，重庆军统给坠机身亡的军统头子戴笠开追悼会，在特务的要挟下，他不仅不参加，就连挽联也不送；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８日在重庆青年宫举行的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上，他激动地喊出了：“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要和平！”１９４８年５月，在国民党的立法委的全体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
胡子昂争和平、要民主的政治态度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不得不避难香港。在香港与中共驻港负责人乔冠华保持秘密联系。受乔冠华之托，多次致电四川军阀刘文辉，劝其起义。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到重庆，争取国民党的内二警总队司令彭斌起义。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胡子昂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１０月１日，胡子昂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几天之后，张澜设宴招待进军大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陈锡联等解放军高级将领。
张澜比胡子昂大２５岁，胡子昂非常敬佩张澜，他们在四川曾经为争取和平、民主一起奋斗过。张澜也很赞赏胡子昂，所以这次宴请特别邀请胡子昂作陪。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张澜，四川南充人；胡子昂，四川重庆人。张澜的这次宴请好像主要是宴请四川同乡，也许是他知道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有意把胡子昂推荐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用四川话说：“好久没有和四川同乡相聚了，也好久没有吃到地道的家乡菜了。这是胜利的聚会，也是为争取更大胜利的聚会。” 胡子昂的四川口音一直没改，说：“我敬佩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同样敬佩在座的领导，全中国有谁不知道刘邓大军的赫赫战功。”
刘伯承、邓小平几乎同时说：“我们也非常了解你们，你们不仅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更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你们为建立新中国也作出了贡献。”邓小平又说：“我们更期盼你们利用你们的关系和影响，协助我们早日解放大西南。”
胡子昂紧接着说：“我在香港时给刘文辉发过电报，这次在北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又让我给刘文辉发了电报，督促他作好起义的准备，迎接你们进入川、康。”邓小平和刘伯承相视一笑，意思是我们知道了。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９日，国民党的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起义，西康省会康定宣告解放。这里也有胡子昂的一份功劳。
在宴席上，邓小平问胡子昂：“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们一起挺进大西南？不仅要解放大西南，还要建设好大西南，然后一起建设解放了的全中国。”刘伯承、邓小平亲切地看着胡子昂，期待着他的回答。
胡子昂激动地说：“愿意。我会尽力做工作的。”张澜看到他们这样融洽，高兴而又风趣地说：“这顿饭我没有白请。”
邓小平对胡子昂说：“以后我们要肝胆相照。有什么想法、意见就不客气地提出来。”胡子昂连连点头。
这次见面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胡子昂随东北参观团参观解放后的东北。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重庆解放。当胡子昂从东北回到北京后，想起和邓小平的约定，恰好这时周恩来派乔冠华对胡子昂说，希望他去重庆工作。１９５０年１月，胡子昂途经上海，回到了重庆。这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刘伯承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锡联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
使胡子昂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到重庆后就被任命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工商业，还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他更没有想到，这是邓小平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力排众议的结果。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中共党员干部中产生了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看不起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安排他们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不服气，认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在中共西南局讨论胡子昂等一些民主人士的安排时，开始没有人发言，随后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邓小平耐心地听了大家的发言，解释说：“你们的意见我理解，解放了?我们共产党执政，安排党员担任领导职务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我们要对他们做很多工作，如果他们中有代表性的参加政府工作，通过他们去组织、团结、教育更多的人士，参加管理和建设，那是我们开拓工作的捷径。”
接着，邓小平介绍了胡子昂的爱国精神和与国民党斗争的情况，特别强调胡子昂在党的影响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工作的情况。在邓小平的启发引导下，出席会议的同志同意了对胡子昂等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２日，新华社报道，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任命西南军区领导干部，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
胡子昂参加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吃饭的时候，他和邓小平、贺龙在一桌上。邓小平勉励胡子昂做好副市长的工作，说：“你身上的担子加重了，重庆这个地方很复杂，你这个副市长不好当啊！”邓小平、贺龙给胡子昂讲了延安时的一些情况和党的有关城市政策，说：“我们的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妥善地作好各方面的工作，关键是依靠人民群众。”
１９５０年４月，胡子昂受命筹组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此时，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市长陈锡联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不得不请示邓小平。
胡子昂多次对陈锡联等重庆市党政领导提出：把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自己持有的企业股票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陈锡联说：“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胡子昂强调说：“这是我反复考虑过的，我的决心已定。”又说：“如果我在各地的投资不好处理的话，请先接受华康银行。”
陈锡联、曹荻秋看胡子昂的态度非常坚决，也左右为难。经反复研究，陈锡联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说：“胡市长我们是了解的。你说全国没有这个先例，那我们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个先例吧！”
这就是邓小平，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敢为前人没有为，敢做前人没有做的事。
陈锡联对胡子昂转达了邓小平的决定，胡子昂高兴地说：“感谢组织的决定，以后我一定努力多为国家效力。不过还请组织考虑接受我在企业的全部资产。”
在１９５１年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时，重庆市党政主要领导张霖之、曹荻秋和胡子昂谈话，说：“研究决定你为市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你要做好这项工作。” 胡子昂说：“感谢党的信任。还请组织考虑接受我在企业的股票。”
张霖之、曹荻秋说：“现在党的政策是保护私营工商业。你在四川乃至全国是有影响的人物，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这样做容易在工商界引起误会。”胡子昂说：“我可以保密。”
张霖之、曹荻秋看胡子昂的决心很大，况且又是多次提出，决定还是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既然胡子昂又提出来，那么先由我们保管好了。”
邓小平同意了胡子昂的申请。胡子昂在企业的股票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保管起来，胡子昂和他的家属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这就是胡子昂与邓小平的坦诚交往，从此，胡子昂“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
作者;谢学锋
（摘自团结报（第三版） 2004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