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昂和我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他为人正派，真诚待人。无论处事、干工作，都是一片热情，积极肯干。他在解放前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时，我主持重庆《大公报》期间和他交谈较多，可以自由交换意见。特别在解放战争激烈进行时，我们还能密谈时局问题。因此，他的爱国民主立场，我早有所了解。
　　我们在经营业务过程中，也有过比较密切的团结合作。例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重庆《大公报》馆很想从郊区李子坝新村迁到市中区中心地区，早选定原国民参政会旧址。胡子昂主持的华康银行，也选定青年路比较宽敞的大门面。两幢楼房紧紧地靠在一起。若我们两家抢租，必然引起房租增高。我和胡子昂协商以后，大公报完全赞同华康银行租用青年路大门面；华康银行也支持大公报租用较大的楼房，并且无条件地让出一条可通汽车的出路，通到青年路和中华路转弯处。我们两人一言为定，并没有再办任何手续。这是我们在业务经营方面一次真诚的合作。
　　抗战胜利后，他曾短期离开重庆去过香港。回重庆后和我有过密谈，我们立场观点更加接近。最后，他毅然决然离开重庆赴香港，转往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这一重大行动极为愤恨，并对他进行报复，企图威胁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曾于1949年10月前后，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派特务警探抄了胡子昂的家。当时，胡子昂的父亲健在，对老人的侮辱是恶毒的。同时，国民党的重要军报---《扫荡报》曾发表什么“重庆人民的侮辱！---从胡子昂投‘匪’事件说起”为题的社论，对其诬蔑和攻击。
　　大家知道，胡子昂主持经营工商企业比较多，和工商界人士联系密切，其实，他和文化、新闻、教育等界均有广泛的接触。例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文辉的军队驻成都时期，曾先后接办过四家报：训报》、《四川日报》、《新川报》、《新四川日刊》，都是日出两大张的大报。其中《四川日报》就由胡子昂任董事长实际主持，由李时辅任社长兼总编辑具体负责。直到1932年，刘文辉将四家报合并为《川报》一家，社长换了人，李时辅仍任总编辑。
　　胡子昂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时，秘书长陈云阁也是新闻界人士。重庆解放后，胡子昂主持重庆市工商联工作时，李时辅也和我们一起参加工商联，直到他退休。周钦岳、萧华清、陈铭德、邓季星、罗承烈等，都和胡子昂有深厚的友谊。
　　重庆解放后，胡子昂被人民代表大会选为重庆市副市长，除实际参与了全市经济和文化建设外，他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主要将精力与时间都用在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方面。不论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还是在查征税收与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率领重庆工商界踊跃参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旧社会，重庆市有工业会与商会两个组织。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将工业与商业两个组织合并起来，经过较充分的筹备，正式成立了重庆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市工商联”，自始至终都是胡子昂具体负责主持。最初他任市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任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时，胡子昂和我商讨市工商联工作时，曾说：市工商联及各业同业公会，共有七八百职工，任务极为繁重。你们监察委员会按编制只有一个专职干部，要全面监察工商联的工作，事实上很难办。我建议你们监察委员会着重搞财务监察，包括工商界的生活互助金。只要财务监察方面抓好了，就对市工商联帮助很大。
　　我和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诗可（重庆和成银行总经理）等就照胡子昂说的，抓紧市工商联的财务监督，定期检查财务。经过几年不断的努力，确有些效果，市工商联在财务管理方面，没有发现突出的违法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整个社会风气大有改变。
　　解放初期，我在重庆《大公报》工作，原为新闻界人民代表之一。在旧社会，我只参加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和重庆市记者公会两个职业组织。解放后，重庆《新华日报》、《西南工人报》、《大公报》、《新民报》和市广播电台、重庆出版社等单位，曾正式成立“重庆新闻出版业同业公会”，由《新华日报》秘书长毛伯浩任主任委员，我任副主任委员。后来，毛伯浩调往北京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我始任代理主任委员。后来，市工商联调整组织机构，我改任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同时，胡子昂还兼任中国民主建国会西南办事处主任委员，我任民建西南办事处委员兼任《西南民讯》编辑。
　　胡子昂调到北京，参与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的领导工作以后，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时都要和他谈谈。他对四川家乡和重庆工商界人士的情况也很关心。
　　胡子昂精力充沛，交际很广。他为人厚道，乐于助人，联系群众最广泛，各界和他深交的也不少。他注意调查研究，随时随地向许多人了解情况。记得我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刚回到重庆，还没有经过市里统一部署传达时，他在和我见面时，除详询战地情况外，就要求我首先向工商界同仁作传达报告，因为当时有些人或多或少还有恐美、媚美思想，必须尽早进行宣传。另外捐献飞机大炮，努力支援前线问题，也需要配合进行。
　　由于胡子昂一贯重视自我改造，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又密切联系工商界广大群众，因此，在工商界的共同经验：“听”（听毛主席的话）、“跟”（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过程中，胡子昂确起到带头的作用，这是工商界人士公认的事实。几十年来，他确是工商界“听、跟、走”的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