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5年1月，父亲刘宁人办了退休手续，原单位仍返聘他继续工作一年。春节刚过，在父亲家中我第一次遇见汪老，那次他与父亲谈话的内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听他们主要谈办学校的事，两人都很认真，一边说一边写着什么。父亲说：“为国育人，乃百年大计，办好这件事是我们民主党派应尽的责任，我们不能把赢利放在首位，衢州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要让百姓人家的孩子都上得起学才行。”汪老说：“如果请你来讲会计课，我们可付不起工资啊。”父亲说：“我去上课一分钱都不要，只要我在衢州，一星期两次，问题不大，尽义务吧。”汪老说：“大家都这样想，我们的困难就小了，信心就更大了。”说着两人都笑了。汪老走后，我才知他是民建的汪一尘，是育才学校的负责人。我看他们那么投入，就自然问起他们办学的初衷，引起了父亲的一番长谈。父亲说，你的爷爷原来也是教师，他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当地第一批接受自然科学的人，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公派去上海学习理化专科，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教育。在西安他创办过三秦公学，在这新学制的学校，他教物理和化学。他还和冯玉祥一起参与办学，在上海“亚伟速记学校”担任过董事长。在漫漫长夜的旧中国，国家处于忧患之中，他一直认为中华民族因为落后才受外国人的欺负，而一个民族要强大，国民素质要从青少年抓起，要自强自立，就必须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技能。他对我们子女教育很严格，他说过，“我只能给你们一人一个大学文凭（指学习机会），没有财产，前程要你们自己去创”。这是他的原则，他认为留给子女最有价值的是知识。父亲还说，你爷爷是一位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参加过北伐，在抗战时期，他支持“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曾掩护过许多青年和中共党员，他的宗旨是“维护民主，奔走和平”，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从没动摇过。现在国家安定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办学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事，特别是对青少年，多一些学习的机会，就是让他们有了人生的新起点。我们民建觉得应该倡导和做点实事，那就要在办学上尽力而为之。

    父亲的这些话使我深受启发，觉得一个人要胸怀宽广，站得高，看得远；还要认真从平凡小事做起，这样才能做成几件对人民有益的事。我们国家的富强也就有更多的内涵和基础。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

    1988年，多年没有音讯的表姐夫妇带领一个投资考察团第一次从美国到宁波来。他们通过宁波政协与全国政协联系，专程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给外公（即我爷爷刘定五）扫墓。全国政协办公室找到父亲，通知他此事，父亲很激动，打电报给我，叫我立即去京协助接待他们，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这是我们与海外亲属第一次见面，他们两人在美国都已取得双博士学位，但普通话讲得很好，见到父亲都鞠躬敬礼，扫墓时也都跪地磕头。他们说这是母亲（我姑姑）从台湾打电话时特别交代过的。我们亲切交谈，相互介绍情况，我们还向她们推荐了衢州，他们也问了一些情况，如离宁波多远，坐飞机从香港到杭州再到衢州要多少时间。因为当时衢州的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我们主要希望他们来旅游，他们说以后有高速公路或飞机直达就可以来。临别时，表姐问父亲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父亲眼含泪水拉着表姐的手说：“你们要多回国走走看看，别忘了我们才是娘家人，衢州也是我们两代人的第二故乡，希望以后有机会为娘家人办点好事。如果能到衢州投资，是我最大的心愿。”表姐说：“我们会记住的。”一别三年多，1992年夏北京传来消息，表姐他们来问衢州需不需要高速公路或民用机场的投资。如果有意向，他们可以争取请美国投资家们来看看，因为这也是大舅（即我父亲）生前的期望。当时我们都很高兴，能引进外资对衢州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我首先想到，最好通过民建组织来促成此事，这样对提高民建在衢州市的影响更有利，于是我马上直接给市民建的汪老打了电话，汪老说晚上到我家来一下。那时天气很热，汪老5点钟就赶到我家，详细了解了这事后，他很赞成我的意见，并积极与衢州政协等有关部门联系。过了两天，他又来我家说明当时衢州市还没有高速公路和机场建设这类项目，也没有规划，只有一个火车站改造项目，让我问他们是否愿意来投资，我即给北京联系，他们第二天回复我们，因项目太小，与外商的投资意向不吻合，所以只好以后再说了。

    这事虽然未能促成，汪老还一再叫我转达谢意。我觉得我们为衢州做这些事是理所当然的，倒是汪老70多岁的人了，不辞辛苦地跑了一些部门，多方联系，希望这事能尽快得到落实，这种执著、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民建老一辈优良传统的真实体现。汪老以及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多年后仍铭记在心。他们就是这样，不计名利，不图回报，默默地真心实意地为民建和衢州的发展和工作着想，这些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总使我深感敬佩而不能忘怀。

    三

    1990年3月，父亲在京病故，民建衢州市委发来了唁电，寄来了买花圈的钱，表达了组织的关怀。我们回衢后，民建市委还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纪念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怀念父亲的工作和人品，让我更进一步理解了民建这个组织对父亲的高度评价。虽然都是陌生的面孔，大家的心却是相通的，这就是我父亲为之深深牵挂的组织。我第一次对民建组织有了感性认识，它就像个大家庭，使我们感到亲切温暖。父亲是1952年加入民建的，当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介绍人是祖父的好友南汉宸，他希望父亲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和经济界的内行，能发扬祖父的优良传统做共产党的挚友，参加民建这个参政党，为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发挥积极作用。1958年父亲调到衢州工作，因当时衢州市还没有基层组织，他的关系一直在杭州。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民建工作停顿了10多年，到1983年父亲的组织关系才转到衢州。从那以后，父亲多了一份民建组织的兼职工作，业余时间常见他参加各种会议，握笔至深夜，写资料、议案等，他为民建做过一些工作，很爱护和重视这些工作，在他退休移居北京后，仍然时时关心着民建。

    民建组织也没有忘记他。座谈会后，汪老与巨化统战科的同志一起找我谈话，邀请我加入民建。作为一个搞工程技术工作的“老三届”人，开始我还有顾虑，怕开会多影响本职工作，不想参加更多的政治活动。汪老又先后两次到家中看望母亲，并向我说明，根据党派发展的规定，如果这次巨化不及时发展一个人，父亲的唯一名额取消后，巨化就从此失去发展民建这个党派的机会，那衢州民建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会员的资源、素质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此时，衢州市委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说参加民建是没有名利可图的，但可以广交朋友，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面，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一个有组织的人和一般群众是不一样的。我被汪老的诚心和恳切所打动，对民建有了新的认识，再加上父亲与民建组织的渊源，我很快加入了民建。

    参加民建后，在组织上的培养和帮助下，我有了许多培训学习的机会。通过学习会章、会史，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我的思想境界又上了一个台阶。我看到许多老领导、老会员，德高望重，博学多才，谦和正派，他们关心着民建，扶持着民建的新一代，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事业孜孜不倦，而那些新会员开拓意识强，素质较高，朝气蓬勃，为民建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个民主气氛的环境中，我受到启发和鼓舞，世上除了血缘关系的爱，还有更大的博爱，这就是组织的关怀。我为巨化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由于有我父亲这颗“火种”而使民建组织得以发展，从组建支部到扩大为总支而欣慰。20年来，衢州市民建组织在中共衢州市委的领导下，不断成长壮大，从数量上、质量上都有了一个飞跃，会员从1985年前8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综观民建近60年的历史，我的眼界更开阔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一个参政党是有其特色和优势的；在各个历史关键时期，民建组织领导会员们为民主、统一、和平、建设、富强而奋斗是行之有效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总格局中，民建作为执政党的挚友是得力的。我为民建有许多仁人志士为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缅怀他们；我更为民建有众多的会员为改革开放作出突出的贡献而赞赏他们；我还对衢州市民建今后继续发展壮大而充满信心。让我们同心同德，爱我民建，兴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