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一尘同志生于1920年8月，安徽绩溪人,于2002年3月13日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

    汪一尘同志自1950年6月负责筹备衢县工商联，并担任副主委、主委；1953年参加省工商联筹备工作，后担任省工商联执委、常委，全国工商联五届执委；1951年当选省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历任衢州市政协第一、二届副主席，省政协一至四届委员，五、六、七届常委；1982年12月加入民建，历任民建省委衢州直属支部主任，民建衢州市委第一、二届主委，民建省委第三、四届常委。

    一
    1999年，浙江省政协成立50周年，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潘玉光同志送来一封信，说是向汪一尘同志约稿，请他写回忆文章。我将信函送给汪老，并传达省政协的约稿要求。因汪老的双目已失明，信函由我读给他听，他听后即刻进入沉思，默默不语。大约过了20多分钟，他自言自语地说，“应该要回忆回忆”。并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美珍，你能帮我吗，我口述，你执笔好吗？”我不加思索，满口答应。就这样我每天上午到他家，他口述，我记录，下午回去整理，第二天把整理好的稿件再读给他听。他思路清晰，记忆力极强，让我吃惊。在回忆中，他无时不流露出对人民政协的深厚感情，也无时不为自己能50年如一日地为人民政协工作而感到光荣。他讲得最多的事是参加重要会议，听领导的报告，开展调查研究，履行委员职责，下基层开展工作等。他对第一次听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启龙的报告，印象很深。他说，谭主席温文尔雅，一表人才，作报告时侃侃而谈，讲抗美援朝、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如数家珍，感到共产党确实有人才，令人敬佩。

    1952年，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省委统战部召集有关人士座谈，林枫部长作“三反五反”运动的形势报告。当时工商界人士对“三反五反”几乎谈虎色变，人心惶惶，由于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了解甚少，因此，思想混乱，情绪悲观，经营消极，造成市场萧条。林枫部长的这次报告，使工商界对党的工商经济政策和国内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回来以后，他即召集工商界人士传达林枫部长的报告。大家听了感到很亲切，备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响应党的号召，爱国守法，积极经营，使当时一度萧条的市场得到恢复。

    1954年初，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会议，贯彻总路线精神，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怀仁堂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这是汪一尘第一次听中央领导的报告，当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听得非常认真。回衢以后，他就传达了会议精神，组织学习总路线和有关政策，并向领导汇报和积极申办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榨油厂。

    1957年，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省政协会议上作报告。江华书记讲了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讲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讲了共产党经过万水千山的艰苦斗争，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讲了解放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等。回忆江华书记的报告，他深感江华书记对政协委员的勉励语重心长，是对政协委员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使大家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政治立场，坚决跟共产党走。

    1956年，他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被省人民政府委派去受台风重灾的宁波镇海地区慰问。一起去的有省农工党主委李士豪和省民政厅的一个处长，他们善于走群众路线，搞调查研究，关心群众，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对他产生很深的影响，以至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一直鞭策着他去积极做好群众工作。

    二

    自1997年以后，每年的“老年节”前后，我一般都会到汪一尘同志的家里看望，每当我告诉他“老年节”的活动安排时，他总会流露出对一起共事的老同志的关切，深情地询问老同志的近况。当听到老同志们都好时，他会放心地点头。

    1999年1月3日，原民建衢州市委委员、龙游支部主任朱哲坤同志心脏病突发去世了。2月5日我去看望汪老，无意中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了他，没想到他竟是那样的难过，半天不说话，沉浸在悲痛之中。2月9日上午，汪师母打来电话，叫我到他们家去一下，我去时他们已等在那里，汪老神情肃穆，过了一会才对我说：朱哲坤走了，我很难过，他是个好同志，我想请你帮我执笔写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他躺在躺椅上，一字一句条理清晰地表达了对朱哲坤同志的深切怀念。他对一起共事的同志如此熟悉、如此肯定，感情如此深厚，是用心用情在表达对昔日同仁的怀念，使我深受感动。

    平时我送文件资料到他家，除了听我汇报工作外，问我最多的就是衢州民建的自身建设问题，并不断追问一些细节。当告诉他民建工作很有生气，会的凝聚力不断增强时，他才放心地点头。

    他十分关心民建的社会服务工作，对衢州的经济发展尤为关注。2000年中共衢州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来料加工，招商引资，他非常关注这项工作，认为民建可以在这方面有点作为。他说，他要给厦门的儿女打电话，叫他们在厦门想办法引点资，搞点来料加工。

    自1998年起，每年的市政协会议前后，我们都派人到汪老家，征询他是否参加政协会议，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要去的。我们照旧替他报到，领好资料，再送他进会场。尽管他不能像往年那样上台发言，参加小组讨论，但他却坐在轮椅上参加开幕式，听完常委会工作报告。此情此景令人感动，使我终身不忘。

    三

    40多年来，汪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履行职责，敢于直言，在历届委员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88年上半年，汪老组织会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认真贯彻农业生产资料专营(决定)的建议》，在省政协常委会上发言，受到省政府领导的重视。

    1988年初，国民经济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信贷失控、储蓄滑坡、资金紧缺的局面，党中央、国务院虽及时采取措施，使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控制，金融形势趋于稳定，但是仍然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此，汪老不辞辛劳，奔波于银行与企业之间，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运用信贷杠杆促进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调整》的调研报告，并在省政协六届二次全会和市政协一届五次会议上发言。他建议要充分运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调整，对金融信贷作坚决压缩，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有效供给要给予倾斜，从法治上保证金融机构独立地位，制止“行政干预、奉命贷款”现象。他的意见建议引起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视，被省人民银行采纳。

    1989年7月，汪老与有关方面一起，开展农资“专营”情况调查，提交了《进一步完善农资“专营”体制，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调查报告，受到省供销社的高度重视，对制止农资市场混乱现象，保证农资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0年，他又积极配合商业局对国有、集体商业面临的问题开展调查，并在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滑坡、市场疲软几点看法》的发言，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在发言稿上批示，分管财贸副市长两次专门协商研究解决办法。

    汪一尘同志敢于直言，善于真言。1981年，省委、省政府为了实现党风的好转，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严禁请客送礼、开后门等不正之风。不料春节前，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的大华饭店，以机关需要的名义开了两辆汽车到衢州、龙游采购副食品。他们要龙游食品公司加工180只鲜腿和鸡、鸭、蛋等，还在集镇上捕狗、打狗，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他了解此事后，心想自己是政协委员，有民主监督的职责，为了党的形象不受损害，为了党风的好转，应该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此，写了一封批评信寄省政协领导并转送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协副主席朱之光同志当即给他回信说：“此信很重要，我们已采用最快、最稳妥的办法转送省委领导。”省委领导对此事很重视，很快就派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3位同志来衢州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在到龙游查证之后，向汪老反馈：您向省委反映的情况属实，回去后我们一定详细向省委汇报。后来省委对此事作了严肃的处理，要求有关同志把分到的鲜腿、鸡、鸭副食品原封退回，责成当事人作了检查。省委还通知省政协对汪一尘同志进行表扬。

    四

    1982年，衢州市“两会”根据全市待业青年多，不少工商企业缺少财会人员的情况，积极响应省人民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教育事业”的号召，创办了育才职业学校。在一无资金、二无教室、三无经验的情况下，汪一尘同志勇于挑起筹备办学的担子，担任校长。为筹集经费，解决教室，聘请教师，收集材料，他四处奔走，日以夜继地工作。有人劝他：“何必自找麻烦！”但他认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为国分忧，应该“自找麻烦”。他的韧劲、钻劲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得到了市政协领导和省工商联的支持，在不向国家要一分钱的情况下，衢州市育才职业学校于1983年3月正式开学授课。

    为办好学校，汪老不辞辛劳，从制订教学计划到课程安排，从聘请教师到进行学生家访，从决定教务到编写校刊，他都亲自负责，并经常注意做好办学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发挥江兆华、汪孝思等民建老年会员的特长，让他们担起讲课和校务工作。

    根据市场调查，学校确定了“扬长避短、拾遗补阙、勤俭办学、讲求实效”的办学宗旨，以企业职工、初中毕业未升高中的学生为招生对象，自1983年以来，曾开设工业会计、商业会计、会计基础、电工基础、土建预决算、服装缝纫、计算机知识等专业，并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适时调整教学专业。

    1986年由市民建、工商联联合市民进创办了“育才中学”，学制为二年，专门招收初中毕业生，成为财务会计中等学校。1988年，该校被列为全市10个重点职业学校之一。

    为了活跃商品经济、促进市场信息交流，1993年12月，市民建、市工商联创办了《市场信息》，汪一尘同志担任主编。6年间，发刊125期，每期发行300多份。其间，与全国各地的民建、工商联等有关部门160多个单位建立了联系和交流，许多报道在《浙江日报》、《经济日报》、《金华日报》、《衢州日报》和广播电视转载转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