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29个年头了。他曾担任过民建金华市委会主委、市工商联主委、金华市政协副主席和浙江省第一届至第三届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个大资本家，其实他是一个出身很贫苦的人，既无田产、又无房产，更不用说资本。父亲12岁就离开兰溪双牌乡一个小乡村---王皮村，来到金华九德堂药店做学徒，后当店员。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由于人品好，才被老板聘为药店经理。真正使我父亲风光起来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1949年金华解放以后，经过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由于父亲诚实、守法，积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及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的信任，由一个私营药店九德堂的经理---资本家代理人,成为社会知名人士被推向政界，当选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并三次上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备感荣幸！可是，他仍然保持诚恳、朴实、和善的为人品德，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并教育儿女要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要学好本事，真诚待人，服务社会，并“以行为榜”，使我们深受教育。

    父亲早年就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和家庭生活贫苦，疾病无法得到根治。解放后参加工作,虽有公费医疗，但他总是在衣袋里放一包“小苏打粉”，当胃病发作时就拿出吃一小匙,以缓解病痛。母亲见他有时实在疼痛难忍，劝他去医院治疗，他说：“到医院多花钱，还是小苏打管用。”

    我们和父亲一直是分居两地的，解放前，父亲在九德堂任经理时，就住在店里的“账房”内，搭一个铺，既是办公室又是寝室。直到1955年才将母亲和我们从兰溪乡下接到金华一起生活，租住在后街附近的太极宫一私人的平屋内，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间，就是我们的家了，简易得可想而知。为母亲和我们能有个睡的地方，父亲特意添置了一张简易钢丝床。就在这个小房内，用水是靠人挑的，电是居民合用电表，是点包灯的(就是按灯泡瓦数多少计价)，烧的是小煤炉，如厕是小马桶。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有关领导有意把位于尊贤坊的一座小平屋(门前有一小操场)，拿出一大间用于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可当时该平屋里办有民办小学。当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去良好的学习环境，宁愿委屈自己，不肯搬家。后来就这样一直蜗居在这小房子里，直到离开人世。每当想起这些，实在令人痛心和鼻酸。

    父亲本人生活十分节俭。自我们懂事以来，从未见他添置过一件像样的衣服。解放后时尚穿中山装，就用自己穿过的长袍改制，冬天穿的皮毛大衣，是旧衣店里买的。这些既是平时穿的，也算是他的礼服了，连上北京去开会都是如此。

    他牢记党的恩情，教育我们子女要遵纪守法，报效社会。他自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唯恐落后，在大办钢铁的年月，为支援国家建设，把接我母亲到金华一起生活而添置的简易钢丝床，也拉到了废品收购站。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把原已在金华市中医院学医的小儿子金正安也召回来，下放去了金华种猪场劳动。家里一只灯泡坏了，因15W灯泡缺货一时买不到，而买了25W的，他也不随意使用，一定要先去居委会登记，经同意后再使用。当时对他的这些做法，我们做子女的很不理解，抱有埋怨情绪。现在想起来，这实在是他为人的优良品德，是他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一片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发扬光大。

    生活的清贫对原本贫苦出身的父亲倒也没有什么，最苦的还是心情上的忧郁。在那只讲阶级斗争的不寻常的岁月里，对他这个本性就是忠厚老实、胆小怕事的人，更添了一份担忧，加上原本虚弱的体质，怎经受得起批斗、下放劳动等运动的冲击，于是旧病复发，而且不断加重。虽然他躺在病床上，但他热爱党和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一份赤诚的心却始终不变。我们坐在他病床前，他还常唠叨对新旧社会的亲身感受，说：“1943年，我胃大出血，老板就把我送回农村老家，根本不给治疗，连工资也停发。现在生病有保障，1968年同样胃大出血，生命垂危，得以抢救重生，是党和社会主义给我第二次生命。”1976年听到敬爱的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逝世的噩耗，他悲痛万分，禁不住老泪纵横。后来听到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内心才感到有了希望，连说：“党中央决策英明。”可惜他久病在身，未能等到新时代的到来，于1977年农历正月初四永别我们而去，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