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故里——施复亮和他的故乡情
发布时间：2010-05-12 16: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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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原金华市政协副主席、民建金华市委会主委 盛天民
1992年5月4日清晨，我随民建浙江省委主委孙延年、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蔡馥生乘车从金华县政府出发，沿着杭金公路向施复亮的故乡---源东叶村驶去。
顿时，金华北山的群峰呈现在面前。群峰中有著名诗人艾青讴歌过的双尖山---华金尖、法华尖。巍峨的双尖山脚下有一个奇特的“文化圈”。方圆不足10公里的“双尖山文化圈”里，从明朝以来，曾出现过5位显赫人物：一位是傅村镇畈田蒋村的中国诗坛泰斗艾青；一位是吴店苦竹塘村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一位是傅村镇潜溪(宋宅古村落)的明代文学家宋濂；另两位就是源东叶村爱国民主英勇战士施存统(复亮)和他的儿子---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到了鞋塘，车队向左90度转弯，驶入了崎岖蜿蜒的机耕路，车速减慢，颠簸前进。放眼车窗外，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潺潺的清泉和希望的田野。它们在风和日丽的春天，显得格外娇美而富有生机。就像施光南所作的乐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样甜美，那样令人向往、令人陶醉。村头一棵停满欢快啁啾小鸟的古樟树，它似乎在告诉人们叶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四乡八邻的乡亲，早就等候在那里。
参观了施复亮故居后，我们就踏上被春雨湿润的田埂，向北走去,两旁是嫩绿色的秧田和出穗不久青青的麦田。经过一口小水库，就爬上一座小山坡。山上芳草萋萋，青松成林。深绿色的松林，在春日的阳光下闪烁着骄傲的美色。书写着“施复亮、钟复光骨灰回归故土安放仪式”的红布横幅，高高地悬挂在两株松树间。横幅下有一座圆形的墓穴。墓前竖立着由省政协主席商景才题写的“施复亮、钟复光之墓”的墓碑。施复亮夫妇骨灰安放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孙延年、蔡馥生和我同金华县的党政领导站立在墓前志哀。李启农县长在麦克风前宣布“施复亮、钟复光骨灰安放仪式开始......”,接着施复亮夫妇的骨灰由其女儿施月明、女婿曹荣生缓缓地放入墓穴，县委书记黄昌棠致词，施月明作了催人泪下的讲话。仪式隆重而简朴。
叶落归根，入土为安，骨灰安放仪式几分钟就完成了。我一直以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其实不然。直到1996年清明节，我和李启农部长(1993年任中共金华市委统战部部长)陪同施复亮的女婿曹荣生去扫墓，李部长才告诉我，施复亮骨灰回归故里安放时，曾遇到两大难题：一是存放在八宝山第一室的骨灰不能取回；二是安葬既无墓地，又无经费。第一个难题是民建浙江省委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了报告，得到正式批复同意后，由施复亮的女儿施月明从八宝山取回。解决第二个难题的就是李启农同志。当时详细过程讲得不多，我也不很在意，没记住多少。
12年前，即1992年，这年的2月底，施根叶(施复亮的侄儿，在原金华县文化局工作)收到他的叔伯姐姐、施复亮的女儿施月明的来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她的母亲(钟复光)生前曾多次嘱咐，要把自己的骨灰和施复亮的骨灰一起回归故土，到金华叶村安葬，请施根叶与县政府联系一下，早日实现母亲的遗愿。
施复亮与钟复光生有一女二子。女儿施月明，生于1926年，嫁与长她5岁的同乡曹荣生，二人均为浙农干院(现并入浙大)的退休干部；长子施洪宇，生于1927年，1992年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因经不起刺激而溘逝，生前为成都某电器厂工程师，一生坎坷，终身未娶；幼子即为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生于1941年，卒于1990年。
为了进一步证实12年前的有关情况，沈才启拨通了施月明在杭州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83岁高寿的曹先生，他一听此事，连忙唤来老伴。施大姐也已78岁高龄，但声音依然那么清脆爽朗，她竹筒倒豆一般回忆起悠悠往事,她说:事情要从我弟弟光南去世说起。当时音协负责人陈晓光(现为中宣部副部长)向我母亲征求光南丧事安排的意见，母亲说了三句话十二个字：“丧事从简，尸体解剖，骨灰种树。”母亲由此还引申开来，说她自己死后与父亲的骨灰也同样回归故里种树。母亲这样做，一方面是考虑她死后因级别关系，骨灰不可能与父亲同存八宝山“第一室”，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对叶村确实有很深的感情，个中原因除了嫁与这座青山、嫁与这个山庄、嫁与复亮其人这层意思之外，她还有一个特殊的情结，就是我的外婆钟刘氏在叶村整整生活了10个年头，而且就死于斯葬于斯。母亲是1992年2月19日21时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的。在弥留之际，当她神志依然清醒时，又对我说过类似的话，连连说：“叶村好，种树好！”她还说过：“我是五四青年节生的，我永远都年轻。”母亲一去世，我就想到如何尽快完成她的遗愿，于是就给施根叶写了那封信。为了取回父亲在八宝山的骨灰，我又通过省民建打报告给中央统战部，后来得到正式批复同意，于是我就到北京取回了父亲的骨灰。
施复亮的侄儿施根叶很健谈，言谈中对大伯施存统和大伯母钟复光时时流露出敬仰与感激之情。他的父亲叫施存总，已于1987年去世，在四兄弟中排行老四，老大即施存统，老二为施存绪，老三为施存绩。施存总7岁时就丧母，许多时候都靠大哥存统照顾。
1966年“文革大串连”时，施根叶曾到北京大伯家作客，当时大伯虽瘫痪卧床，但神志清晰，当施根叶来到床前，大伯看了又看，连说：“像我，像我年轻时的样子！”告别时，大伯给了施根叶100元钱和100斤特种粮票，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大伯母还给施根叶送了毛线衣、呢大衣等衣物。
工作一贯兢兢业业的施根叶，对大伯、大伯母骨灰回乡安葬一事更是格外认真，根据他的回忆和笔记本记录，当时主要有以下一些日程安排：
1992年2月底，施根叶收到施月明来信，立即到县政府将该信面呈李启农县长。以抓经济建设为主要责任的李启农县长，也很善于用他那深邃的目光扫描精神文明的方方面面。看了施月明的来信，他当即表示，施复亮夫妇是我国早期革命活动家，两位革命老人的骨灰安葬，不能当成施氏家族的私事，不能悄悄入土，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具体怎么办，等向县委汇报后再答复。
3月3日上午，李县长对施月明的来信作出正式答复，经向县委书记黄昌棠汇报，同意成立专门工作班子，认真实施这项工作，将两位革命老人的墓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月9日下午，李县长主持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商议有关工作班子成员，并对有关部门的工作作了大致分工：由县政府办公室、宣传部负责牵头和联络；由建设局负责故居修缮；由土管局负责征地；由民政局负责安葬经费等。
3月12日，施月明来金，向李县长汇报了她的意见，李县长要求施月明拟一篇500字左右的碑文(后改由沈才启代拟)。3月13日，施月明夫妇在施根叶、沈才启等陪同下到叶村初选墓地。
3月19日，李县长召集工作班子成员开会，并下发抄告单，明确各自责任。
3月25日，工作班子成员赴叶村选定墓地。
4月1日，宣传部和档案馆派人赴杭，收集施复亮有关资料。
4月22日，由沈才启赴丽水缙云采购的石碑运抵叶村，同时由沈才启代拟、请鞋塘中学语文老师严邦元所书的碑文也送达叶村。碑文如下：
施复亮原名施存统(1899.12--1970.11)金华县源东叶村人钟复光(1904.5—1992.2)四川江津人1926年春永结同心夫妇俩均为我国早期著名社会活动家建国后复亮曾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暨政协常委复光曾任全国妇联第九届执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诚如斯言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行还怕那桩革命伉俪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亮节光风德隆望尊孕育了一代人民歌手施光南辉耀了一片希望的田野兹秉承复光遗愿将其骨灰及存于八宝山公墓之复亮遗骨回归故土望家山松涛云海沐故园明月清风慰逝者卷卷乡愁寄黎庶切切哀思
4月27日，工作班子成员赴叶村最后一次检查落实情况。
4月29日，施根叶赴杭，陪同施月明夫妇将施复亮、钟复光的骨灰接到叶村故居。
5月4日,举行隆重的仪式,将施复亮、钟复光骨灰入土安葬。
施复亮长眠在他的故乡---金华叶村。叶村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位于金华市的金东区。金华人把深山与外界的通道，称之为“山垄”，把山垄与外界的交界处，称“山垄口”(山口)。从叶村走出山区经过的山垄口，有座古庙，庙里的庙神叫“洞主大王”，庙名称“洞殿”。
洞殿以内是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长期来人们都称它为“洞殿里”。这就是现今的源东乡。源东乡有49个自然村。叶村是其中一个较大的自然村，位于“洞殿里”中部偏西北方向，有400多户，1500多人口。施复亮出生在这里，世代务农。
洞殿里的村民有着吃苦耐劳、勇敢刚毅、嫉恶如仇的品质。辛亥革命前期，被秋瑾视为革命大本营的华龙会(千人会、九龙党)，曾在这里频繁活动，进行过反清革命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洞殿里的长塘徐村有许多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施复亮的舅父徐载金担任浙联军二十一团上校营长，因攻克南京有功，晋升为少将。民国3年(1914)，金华大旱，田地龟裂，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婴儿大批死亡。洞殿里农民施新金、施光贝、陈国良等以“爱护孩子”为口号首先组织农民起义，得到了义西、澧浦、塘雅、傅村等地民众的响应，建立了统和党、华荣党，金东、义西6个区，40多个乡，近千个村庄，上万人参加。这就是金华历史上有名的“甲寅事件”。此时的施复亮才16岁，在威灵寺县立两等小学读书。他也积极参加调查，登记死亡婴儿的名单。
1917年，施复亮离开故乡。人在他乡，但他的心却深深地挂念着故乡和父老乡亲。同样，家乡的人们也时时想念着他。他曾几度回家，可每次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暂。
1926年春，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施复亮患肺炎，住在上海福民医院。此时浙江地区的军阀孙传芳、齐燮元在上海追捕革命人士。施复亮也在通缉之列。得讯后,他不得不匆匆出院，回到叶村避难治病。在老家，他仍然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等革命道理。据退休干部施存政回忆，当时他多次听到施复亮讲的一句话是“耕者有其田”。
1932年初冬，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密谋逮捕包括施复亮在内的5位进步教授。学生沈鲁山得此消息后，立即去报信。可是到施复亮家，他不在，此时住在他隔壁的许德珩教授家已被宪兵包围。沈鲁山回头到另一家去报信时，路遇施复亮，塞给他20元钱，要他立即躲避，这才侥幸脱身。1933年春，施复亮为了摆脱国民党的追捕，在冯玉祥的资助下去了日本。在日本买了一批革命书籍，返回叶村，在叶村半耕半读住了一年左右。这一年，他会同亲友造了一座排五两插厢七间二层楼房。他与夫人抬石挑砖，施复亮能挑120多斤，钟复光也能担50多斤。这一年，他翻译了日本大内兵卫著的《财政学大纲》，后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他还请了于右任先生题匾“半耕半读”挂在中堂。后又在东墙门额复书“半耕半读”，迄今犹存。在家乡期间，施复亮看到村里的孩子读书难，决心建一所小学，他亲自选校址，要求环境幽静，出入方便，所以定在村西黄牯山下。为了建校，他卖了雅里畈土质、水利很好的3亩5分田地。据1999年已95岁的施长根老汉回忆，当时当乡长的施复亮的堂叔施长贤见施复亮卖田，就与施长根商量，两人合伙向施复亮买田。施复亮得知后，指责施长贤：“你是知道我卖田的用意的，你不但不帮助我建校，还想乘机贱买我的田。你一心想买田置产，田地、田地，总有一日你用裤脚擦眼泪。”尽管这样，施复亮还是幻想着施长贤帮他建校。离家前托施长贤说：“学校动工要快，钱不够，我会寄来的。”后来确实汇来一大笔钱，施长贤却把建校的两窑砖瓦、买的木料为自己造了一座新住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施复亮投身抗战。上海沦为孤岛后，施复亮与叶澄波商议，把进化书局迁到大后方昆明，改名为民生印刷厂。1940年再迁到重庆，改名为南方印刷馆，由施任总编辑。去重庆前，他回到叶村小住，这期间他会同塘雅小学抗日宣传队到附近农村集镇宣传抗日，并将儿子洪宇、女儿月明和岳母钟刘氏留在叶村老家。
1945年秋，日寇投降，接着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施复亮在重庆积极参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政治活动。1946年4月，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离开重庆回到上海。同年9月再次回到叶村。他乘火车在义亭车站下车，步行到源东长塘，在舅父徐载竹、徐载石家小住后再回叶村。据离休干部徐正溪回忆，施复亮没有架子，乡亲们听说他回来了，都去看他。有的人问他为什么不做官，他淡然一笑说，我要做的是戏文里演的那种清官，蒋介石政府里没有几个好官。我在重庆、南京公开骂过蒋介石政府腐败，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样我还会到他那里去做官吗？如果共产党得了天下，那小官也要去讨个当当。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家乡买些田地防防后路。他说，如果要买田地，也可以买一些，但我不想买，田地应给种田的农民。徐正溪说，这些话使他懂得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使他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施复亮这次回叶村，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要看看在叶村建的那所小学怎么样，可是连学校的影子都没有。施长贤以改选校址贻误了时间和货币贬值等为由作了搪塞。解放后，施长贤怕群众惩罚他，跑到北京向施复亮求情，被施复亮严词拒绝。不出施复亮所料，镇压反革命中施长贤被镇压。
施复亮在外几十年，时刻想着家乡的教育事业，因为孩子们只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才会有出息。据1999年已71岁的范金水老人回忆，20世纪30年代他读初小，曾见到过施复亮。他说，施复亮每次回来总要到村校转转，送一些文具用品给小学生，并对小学生讲话，鼓励他们好好读书求上进。施复亮还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官可做。读书是为了替国家做事，国家富强了，不会再受别国欺侮；读书是为了替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范金水一直牢牢记着施复亮的这一教导。施复亮要求家乡的孩子要做的，自己都能做到。他高中没有毕业，但能在大学里教课。他曾讲：“我资质并不聪明，只有中等智商。能有一点知识，能在社会上立足，全靠刻苦学习。”他还说，他的知识基础差，不全面，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他自学日文，向一位日本下女(服务员)学片假名、平假名，几个月后，就能借助字典，阅读原文。后来能从事日文翻译工作，共翻译《资本论大纲》、《社会进化史》等20多种著作。他不懂会计，而学校要他教会计。他找了一大堆会计书，认认真真自学了2个月，走上讲台，讲得头头是道，很受学生欢迎。施复亮年届半百还自学英语，找来了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本，从ABC开始，每天读课文，背单词。记不牢、发音不准，他就一遍一遍念，反复抄写。
解放后他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北京写信给叶村农会，将他那座两层小楼房捐献给农会办民校。还将自有的一石六斗田(合四亩)也捐献给民校，以补充民校的办学经费。
1969年，施复亮又将自己积蓄的2000元寄给叶村大队，为村里建一所学校。1971年，学校竣工，有5个教室，并建有办公室、炊事房、厕所等配套设施。然而1970年施复亮已与世长辞了。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遗憾的是没能见到。
施复亮一生为人耿直廉洁，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生活朴素。解放前有一段时间，因反动政府下令禁止学校聘他任教，他实际上失业，很少的一点稿费收入，难以维持一家生计，衣食匮乏，生活艰苦。但是他坚定地表示：宁愿饿肚，不投蒋介石。民主建国会的一些青年朋友听说他患高血压病，经济又很拮据，就凑了点钱，并买了些鱼肝油之类的药物送给他。他说：我的生活很简单，从来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钱财，只有这次是例外了，感谢青年朋友的关怀与接济。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他把节余的钱以各种方式捐献给社会公益事业。除了支援家乡外,1950年，他以稿费所得的114.5万元(旧币，不久后以1万比1之值折改为现行人民币)救济上海失业工人；并捐款支援抗美援朝。20世纪60年代河北省大水灾时，他捐出2000元救济灾民；1967年又以全部积蓄2万元捐赠给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他自奉甚俭，一双皮鞋，只在上天安门观礼时穿一下；一件毛巾布晨衣，补了好几种颜色的补丁，朋友们笑他可以上台唱叫花子戏了。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让他们都穿自己和夫人的旧衣衫。他对子女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在胜利的条件下，和平的环境中，国家给予我们的待遇大大高于一般群众，我们应当自觉地节约，等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再同大家一起过好日子。他的女婿被错划为右派后，他引用京剧《宋士杰》里的两句台词说：“父子恩情重，朝廷法度严”，虽然表示同情，却始终没有借自己的地位去代为求情。直到他含冤去世，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块钱，却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和继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施复亮的一生令人敬仰。他的故乡---叶村，成为金华民建会员情牵之地，时常有会员前往拜谒，有的会员还带亲朋一起前往参观。金东支部(前身为市机关直属三支部，2001年金华县撤县后改为现名)连年组织会员参观施复亮故居，清明前夕到施复亮夫妇墓地扫墓。2004年，支部成员为重修墓前道路捐款2.38万元。施复亮为追求真理而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顿时，金华北山的群峰呈现在面前。群峰中有著名诗人艾青讴歌过的双尖山---华金尖、法华尖。巍峨的双尖山脚下有一个奇特的“文化圈”。方圆不足10公里的“双尖山文化圈”里，从明朝以来，曾出现过5位显赫人物：一位是傅村镇畈田蒋村的中国诗坛泰斗艾青；一位是吴店苦竹塘村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一位是傅村镇潜溪(宋宅古村落)的明代文学家宋濂；另两位就是源东叶村爱国民主英勇战士施存统(复亮)和他的儿子---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到了鞋塘，车队向左90度转弯，驶入了崎岖蜿蜒的机耕路，车速减慢，颠簸前进。放眼车窗外，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潺潺的清泉和希望的田野。它们在风和日丽的春天，显得格外娇美而富有生机。就像施光南所作的乐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样甜美，那样令人向往、令人陶醉。村头一棵停满欢快啁啾小鸟的古樟树，它似乎在告诉人们叶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四乡八邻的乡亲，早就等候在那里。
参观了施复亮故居后，我们就踏上被春雨湿润的田埂，向北走去,两旁是嫩绿色的秧田和出穗不久青青的麦田。经过一口小水库，就爬上一座小山坡。山上芳草萋萋，青松成林。深绿色的松林，在春日的阳光下闪烁着骄傲的美色。书写着“施复亮、钟复光骨灰回归故土安放仪式”的红布横幅，高高地悬挂在两株松树间。横幅下有一座圆形的墓穴。墓前竖立着由省政协主席商景才题写的“施复亮、钟复光之墓”的墓碑。施复亮夫妇骨灰安放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孙延年、蔡馥生和我同金华县的党政领导站立在墓前志哀。李启农县长在麦克风前宣布“施复亮、钟复光骨灰安放仪式开始......”,接着施复亮夫妇的骨灰由其女儿施月明、女婿曹荣生缓缓地放入墓穴，县委书记黄昌棠致词，施月明作了催人泪下的讲话。仪式隆重而简朴。
叶落归根，入土为安，骨灰安放仪式几分钟就完成了。我一直以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其实不然。直到1996年清明节，我和李启农部长(1993年任中共金华市委统战部部长)陪同施复亮的女婿曹荣生去扫墓，李部长才告诉我，施复亮骨灰回归故里安放时，曾遇到两大难题：一是存放在八宝山第一室的骨灰不能取回；二是安葬既无墓地，又无经费。第一个难题是民建浙江省委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了报告，得到正式批复同意后，由施复亮的女儿施月明从八宝山取回。解决第二个难题的就是李启农同志。当时详细过程讲得不多，我也不很在意，没记住多少。
12年前，即1992年，这年的2月底，施根叶(施复亮的侄儿，在原金华县文化局工作)收到他的叔伯姐姐、施复亮的女儿施月明的来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她的母亲(钟复光)生前曾多次嘱咐，要把自己的骨灰和施复亮的骨灰一起回归故土，到金华叶村安葬，请施根叶与县政府联系一下，早日实现母亲的遗愿。
施复亮与钟复光生有一女二子。女儿施月明，生于1926年，嫁与长她5岁的同乡曹荣生，二人均为浙农干院(现并入浙大)的退休干部；长子施洪宇，生于1927年，1992年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因经不起刺激而溘逝，生前为成都某电器厂工程师，一生坎坷，终身未娶；幼子即为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生于1941年，卒于1990年。
为了进一步证实12年前的有关情况，沈才启拨通了施月明在杭州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83岁高寿的曹先生，他一听此事，连忙唤来老伴。施大姐也已78岁高龄，但声音依然那么清脆爽朗，她竹筒倒豆一般回忆起悠悠往事,她说:事情要从我弟弟光南去世说起。当时音协负责人陈晓光(现为中宣部副部长)向我母亲征求光南丧事安排的意见，母亲说了三句话十二个字：“丧事从简，尸体解剖，骨灰种树。”母亲由此还引申开来，说她自己死后与父亲的骨灰也同样回归故里种树。母亲这样做，一方面是考虑她死后因级别关系，骨灰不可能与父亲同存八宝山“第一室”，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对叶村确实有很深的感情，个中原因除了嫁与这座青山、嫁与这个山庄、嫁与复亮其人这层意思之外，她还有一个特殊的情结，就是我的外婆钟刘氏在叶村整整生活了10个年头，而且就死于斯葬于斯。母亲是1992年2月19日21时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的。在弥留之际，当她神志依然清醒时，又对我说过类似的话，连连说：“叶村好，种树好！”她还说过：“我是五四青年节生的，我永远都年轻。”母亲一去世，我就想到如何尽快完成她的遗愿，于是就给施根叶写了那封信。为了取回父亲在八宝山的骨灰，我又通过省民建打报告给中央统战部，后来得到正式批复同意，于是我就到北京取回了父亲的骨灰。
施复亮的侄儿施根叶很健谈，言谈中对大伯施存统和大伯母钟复光时时流露出敬仰与感激之情。他的父亲叫施存总，已于1987年去世，在四兄弟中排行老四，老大即施存统，老二为施存绪，老三为施存绩。施存总7岁时就丧母，许多时候都靠大哥存统照顾。
1966年“文革大串连”时，施根叶曾到北京大伯家作客，当时大伯虽瘫痪卧床，但神志清晰，当施根叶来到床前，大伯看了又看，连说：“像我，像我年轻时的样子！”告别时，大伯给了施根叶100元钱和100斤特种粮票，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大伯母还给施根叶送了毛线衣、呢大衣等衣物。
工作一贯兢兢业业的施根叶，对大伯、大伯母骨灰回乡安葬一事更是格外认真，根据他的回忆和笔记本记录，当时主要有以下一些日程安排：
1992年2月底，施根叶收到施月明来信，立即到县政府将该信面呈李启农县长。以抓经济建设为主要责任的李启农县长，也很善于用他那深邃的目光扫描精神文明的方方面面。看了施月明的来信，他当即表示，施复亮夫妇是我国早期革命活动家，两位革命老人的骨灰安葬，不能当成施氏家族的私事，不能悄悄入土，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具体怎么办，等向县委汇报后再答复。
3月3日上午，李县长对施月明的来信作出正式答复，经向县委书记黄昌棠汇报，同意成立专门工作班子，认真实施这项工作，将两位革命老人的墓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月9日下午，李县长主持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商议有关工作班子成员，并对有关部门的工作作了大致分工：由县政府办公室、宣传部负责牵头和联络；由建设局负责故居修缮；由土管局负责征地；由民政局负责安葬经费等。
3月12日，施月明来金，向李县长汇报了她的意见，李县长要求施月明拟一篇500字左右的碑文(后改由沈才启代拟)。3月13日，施月明夫妇在施根叶、沈才启等陪同下到叶村初选墓地。
3月19日，李县长召集工作班子成员开会，并下发抄告单，明确各自责任。
3月25日，工作班子成员赴叶村选定墓地。
4月1日，宣传部和档案馆派人赴杭，收集施复亮有关资料。
4月22日，由沈才启赴丽水缙云采购的石碑运抵叶村，同时由沈才启代拟、请鞋塘中学语文老师严邦元所书的碑文也送达叶村。碑文如下：
施复亮原名施存统(1899.12--1970.11)金华县源东叶村人钟复光(1904.5—1992.2)四川江津人1926年春永结同心夫妇俩均为我国早期著名社会活动家建国后复亮曾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暨政协常委复光曾任全国妇联第九届执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诚如斯言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行还怕那桩革命伉俪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亮节光风德隆望尊孕育了一代人民歌手施光南辉耀了一片希望的田野兹秉承复光遗愿将其骨灰及存于八宝山公墓之复亮遗骨回归故土望家山松涛云海沐故园明月清风慰逝者卷卷乡愁寄黎庶切切哀思
4月27日，工作班子成员赴叶村最后一次检查落实情况。
4月29日，施根叶赴杭，陪同施月明夫妇将施复亮、钟复光的骨灰接到叶村故居。
5月4日,举行隆重的仪式,将施复亮、钟复光骨灰入土安葬。
施复亮长眠在他的故乡---金华叶村。叶村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位于金华市的金东区。金华人把深山与外界的通道，称之为“山垄”，把山垄与外界的交界处，称“山垄口”(山口)。从叶村走出山区经过的山垄口，有座古庙，庙里的庙神叫“洞主大王”，庙名称“洞殿”。
洞殿以内是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长期来人们都称它为“洞殿里”。这就是现今的源东乡。源东乡有49个自然村。叶村是其中一个较大的自然村，位于“洞殿里”中部偏西北方向，有400多户，1500多人口。施复亮出生在这里，世代务农。
洞殿里的村民有着吃苦耐劳、勇敢刚毅、嫉恶如仇的品质。辛亥革命前期，被秋瑾视为革命大本营的华龙会(千人会、九龙党)，曾在这里频繁活动，进行过反清革命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洞殿里的长塘徐村有许多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施复亮的舅父徐载金担任浙联军二十一团上校营长，因攻克南京有功，晋升为少将。民国3年(1914)，金华大旱，田地龟裂，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婴儿大批死亡。洞殿里农民施新金、施光贝、陈国良等以“爱护孩子”为口号首先组织农民起义，得到了义西、澧浦、塘雅、傅村等地民众的响应，建立了统和党、华荣党，金东、义西6个区，40多个乡，近千个村庄，上万人参加。这就是金华历史上有名的“甲寅事件”。此时的施复亮才16岁，在威灵寺县立两等小学读书。他也积极参加调查，登记死亡婴儿的名单。
1917年，施复亮离开故乡。人在他乡，但他的心却深深地挂念着故乡和父老乡亲。同样，家乡的人们也时时想念着他。他曾几度回家，可每次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暂。
1926年春，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施复亮患肺炎，住在上海福民医院。此时浙江地区的军阀孙传芳、齐燮元在上海追捕革命人士。施复亮也在通缉之列。得讯后,他不得不匆匆出院，回到叶村避难治病。在老家，他仍然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等革命道理。据退休干部施存政回忆，当时他多次听到施复亮讲的一句话是“耕者有其田”。
1932年初冬，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密谋逮捕包括施复亮在内的5位进步教授。学生沈鲁山得此消息后，立即去报信。可是到施复亮家，他不在，此时住在他隔壁的许德珩教授家已被宪兵包围。沈鲁山回头到另一家去报信时，路遇施复亮，塞给他20元钱，要他立即躲避，这才侥幸脱身。1933年春，施复亮为了摆脱国民党的追捕，在冯玉祥的资助下去了日本。在日本买了一批革命书籍，返回叶村，在叶村半耕半读住了一年左右。这一年，他会同亲友造了一座排五两插厢七间二层楼房。他与夫人抬石挑砖，施复亮能挑120多斤，钟复光也能担50多斤。这一年，他翻译了日本大内兵卫著的《财政学大纲》，后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他还请了于右任先生题匾“半耕半读”挂在中堂。后又在东墙门额复书“半耕半读”，迄今犹存。在家乡期间，施复亮看到村里的孩子读书难，决心建一所小学，他亲自选校址，要求环境幽静，出入方便，所以定在村西黄牯山下。为了建校，他卖了雅里畈土质、水利很好的3亩5分田地。据1999年已95岁的施长根老汉回忆，当时当乡长的施复亮的堂叔施长贤见施复亮卖田，就与施长根商量，两人合伙向施复亮买田。施复亮得知后，指责施长贤：“你是知道我卖田的用意的，你不但不帮助我建校，还想乘机贱买我的田。你一心想买田置产，田地、田地，总有一日你用裤脚擦眼泪。”尽管这样，施复亮还是幻想着施长贤帮他建校。离家前托施长贤说：“学校动工要快，钱不够，我会寄来的。”后来确实汇来一大笔钱，施长贤却把建校的两窑砖瓦、买的木料为自己造了一座新住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施复亮投身抗战。上海沦为孤岛后，施复亮与叶澄波商议，把进化书局迁到大后方昆明，改名为民生印刷厂。1940年再迁到重庆，改名为南方印刷馆，由施任总编辑。去重庆前，他回到叶村小住，这期间他会同塘雅小学抗日宣传队到附近农村集镇宣传抗日，并将儿子洪宇、女儿月明和岳母钟刘氏留在叶村老家。
1945年秋，日寇投降，接着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施复亮在重庆积极参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政治活动。1946年4月，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离开重庆回到上海。同年9月再次回到叶村。他乘火车在义亭车站下车，步行到源东长塘，在舅父徐载竹、徐载石家小住后再回叶村。据离休干部徐正溪回忆，施复亮没有架子，乡亲们听说他回来了，都去看他。有的人问他为什么不做官，他淡然一笑说，我要做的是戏文里演的那种清官，蒋介石政府里没有几个好官。我在重庆、南京公开骂过蒋介石政府腐败，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样我还会到他那里去做官吗？如果共产党得了天下，那小官也要去讨个当当。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家乡买些田地防防后路。他说，如果要买田地，也可以买一些，但我不想买，田地应给种田的农民。徐正溪说，这些话使他懂得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使他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施复亮这次回叶村，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要看看在叶村建的那所小学怎么样，可是连学校的影子都没有。施长贤以改选校址贻误了时间和货币贬值等为由作了搪塞。解放后，施长贤怕群众惩罚他，跑到北京向施复亮求情，被施复亮严词拒绝。不出施复亮所料，镇压反革命中施长贤被镇压。
施复亮在外几十年，时刻想着家乡的教育事业，因为孩子们只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才会有出息。据1999年已71岁的范金水老人回忆，20世纪30年代他读初小，曾见到过施复亮。他说，施复亮每次回来总要到村校转转，送一些文具用品给小学生，并对小学生讲话，鼓励他们好好读书求上进。施复亮还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官可做。读书是为了替国家做事，国家富强了，不会再受别国欺侮；读书是为了替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范金水一直牢牢记着施复亮的这一教导。施复亮要求家乡的孩子要做的，自己都能做到。他高中没有毕业，但能在大学里教课。他曾讲：“我资质并不聪明，只有中等智商。能有一点知识，能在社会上立足，全靠刻苦学习。”他还说，他的知识基础差，不全面，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他自学日文，向一位日本下女(服务员)学片假名、平假名，几个月后，就能借助字典，阅读原文。后来能从事日文翻译工作，共翻译《资本论大纲》、《社会进化史》等20多种著作。他不懂会计，而学校要他教会计。他找了一大堆会计书，认认真真自学了2个月，走上讲台，讲得头头是道，很受学生欢迎。施复亮年届半百还自学英语，找来了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本，从ABC开始，每天读课文，背单词。记不牢、发音不准，他就一遍一遍念，反复抄写。
解放后他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北京写信给叶村农会，将他那座两层小楼房捐献给农会办民校。还将自有的一石六斗田(合四亩)也捐献给民校，以补充民校的办学经费。
1969年，施复亮又将自己积蓄的2000元寄给叶村大队，为村里建一所学校。1971年，学校竣工，有5个教室，并建有办公室、炊事房、厕所等配套设施。然而1970年施复亮已与世长辞了。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遗憾的是没能见到。
施复亮一生为人耿直廉洁，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生活朴素。解放前有一段时间，因反动政府下令禁止学校聘他任教，他实际上失业，很少的一点稿费收入，难以维持一家生计，衣食匮乏，生活艰苦。但是他坚定地表示：宁愿饿肚，不投蒋介石。民主建国会的一些青年朋友听说他患高血压病，经济又很拮据，就凑了点钱，并买了些鱼肝油之类的药物送给他。他说：我的生活很简单，从来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钱财，只有这次是例外了，感谢青年朋友的关怀与接济。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他把节余的钱以各种方式捐献给社会公益事业。除了支援家乡外,1950年，他以稿费所得的114.5万元(旧币，不久后以1万比1之值折改为现行人民币)救济上海失业工人；并捐款支援抗美援朝。20世纪60年代河北省大水灾时，他捐出2000元救济灾民；1967年又以全部积蓄2万元捐赠给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他自奉甚俭，一双皮鞋，只在上天安门观礼时穿一下；一件毛巾布晨衣，补了好几种颜色的补丁，朋友们笑他可以上台唱叫花子戏了。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让他们都穿自己和夫人的旧衣衫。他对子女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在胜利的条件下，和平的环境中，国家给予我们的待遇大大高于一般群众，我们应当自觉地节约，等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再同大家一起过好日子。他的女婿被错划为右派后，他引用京剧《宋士杰》里的两句台词说：“父子恩情重，朝廷法度严”，虽然表示同情，却始终没有借自己的地位去代为求情。直到他含冤去世，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块钱，却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和继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施复亮的一生令人敬仰。他的故乡---叶村，成为金华民建会员情牵之地，时常有会员前往拜谒，有的会员还带亲朋一起前往参观。金东支部(前身为市机关直属三支部，2001年金华县撤县后改为现名)连年组织会员参观施复亮故居，清明前夕到施复亮夫妇墓地扫墓。2004年，支部成员为重修墓前道路捐款2.38万元。施复亮为追求真理而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