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怀念——记唐巽泽几件事
发布时间：2010-05-12 16:29:18
|
作者： 原民建浙江省委会副秘书长 周平英
唐巽泽（1911---1968），湖南湘潭人，原名唐永济。1949年参加民建，1950年发起筹建民建杭州分会，1954年负责筹建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历任民建杭州分会主任委员，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解放后，任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第一、二届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浙江省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委员，浙江省水产厅厅长，省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
2005年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60周年，又是民建杭州市委会成立55周年，民建浙江省委会成立50周年。1950年，唐巽泽受民建中央委托负责民建杭州分会的筹建工作，1954年，又负责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并先后任省、市民建主任委员。此时此刻，许多往事在脑海中萦回，其中一个瘦长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就是我的爱人唐巽泽。
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政策
1925年，巽泽在南洋大学（交大前身）附中读书期间，受同学徐由整（中共党员）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被学校以乱党分子的名义开除。1928年考入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冬以三年半修完四年的学分，提前半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及律师证书。
1932年在浙江省建设厅合作室工作，历任课员、技士、科长等职。在职期间，他参与培训合作基层工作人员，为浙江合作事业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杭州沦陷，浙江局势岌岌可危。时任浙江省省长的黄绍■，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赞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决定在龙泉、遂昌、云和三县建立浙江的抗日根据地，选派有爱国热情、年轻有为者任县长，巽泽被任命为龙泉县县长，时年28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县长。
1938年1月，满怀爱国热情的他，带同合作界一批青年同事，并通过徐由整邀请部分共产党员同赴龙泉工作，当时到龙泉工作的共产党员有邵荃麟、王朝闻、张三扬、舒文等。在龙泉，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他改革了旧县政府的许多陋规，如增设政治工作指导室（简称政工室）、战事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等部门。这些重要部门都由中共党员负责，开展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如办起图书室、阅览室，其中陈列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供大家阅读，后虽被查禁，私下传阅的人仍不少。还成立歌咏队、话剧团，开辟宣传栏，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活报剧等。通过一系列活动，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随处都可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歌声；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激发起了群众对日寇和卖国贼的仇恨，增强了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巽泽还采取种种措施，如实行“二五减租”，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平抑粮价，帮助群众组织生产等办法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在征兵方面，不采用抓壮丁的方式，而是通过宣传，动员青年自觉报名。在逢年过节时，邀请烈军属到县政府聚餐，亲自向他们敬酒，形成“烈军属光荣”的风气，因此青年参军踊跃。
龙泉抗日进步活动的蓬勃发展，得到进步人士的赞许，有人称龙泉为“红色的龙泉”，唐巽泽为“红色县长”，名记者曹聚仁在一篇报道中称龙泉为“东南的堪察加”。与此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极大恐慌，他们散布谣言说：“龙泉已成为‘苏区’。”当地的地主豪绅们也因巽泽的各种措施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组织了“吃唐会”，以诬告、陷害等手段妄图赶走唐巽泽和共产党。他们先利用美人计把收发室的工作人员拉下水，要他销毁往来文件，致使上下公文往来受阻，直到上级追查县长责任时，才发现这是土豪劣绅们设下的陷阱，幸亏收发人员只将文件藏在地板下，未予销毁。真相终于大白，但国民党党部仍借此事提出要改组县政府。
土豪劣绅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利用县自卫队队长吴玉坤喜欢吃喝嫖赌，以请吃、请赌把吴玉坤拉下水，吴输光了积蓄、饷银，最后竟盗卖枪支，土豪劣绅们抓住这点，威逼利诱，唆使他上山为匪。当吴带领十几个士兵携械上山后，豪绅们立即散布说“唐巽泽的亲信携带枪支投了共产党”。一时间谣言纷起，国民党党部抓住这一机会要严办唐巽泽，在这危急时刻，龙泉的共产党组织动员所有党员和政工队员随同县政府追捕部队一起上山，开展政治喊话，吴手下的士兵纷纷携械归来，最后吴被抓回枪决。事实搞清，但国民党仍把“唐巽泽的亲信自卫队长吴玉坤携带枪支投奔共产党，在多方的压力下吴玉坤被追回枪决”作为“事实”记入档案卷宗中。这也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贴出“揪出历史反革命唐巽泽”的大字报的依据。
1939年，国民党在抗日前线节节败退，但反共气焰更为嚣张，龙泉的共产党员处境日益恶化，为避免损失，党组织将党员陆续调走，有的去了抗日前线，有的到了革命根据地等，在党员都走了以后，巽泽也被调回建设厅任合作管理处副处长。巽泽虽离开了龙泉，但当地老百姓却一直把他铭记在心。记得1981年我参加省政协副主席彭瑞林组织的一次学习考察活动，在龙泉学习考察时，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知道我是唐巽泽的妻子，便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嘴里不住地说：“唐县长好、唐县长好！”他们的举动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对巽泽在龙泉的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
被逼在沪寻求新的发展
1946年9月，我从遵义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设的合作系。上课时，经常听到老师介绍浙江的合作事业，并称赞浙江合作界的唐巽泽是个人才。老师多次的提及，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次年暑假，我被分配到杭州在浙江省合作处下属的一个单位实习，唐巽泽是合作管理处处长，因是校友，他对我比较关心，因此我与巽泽有了较多的接触。当时因杭州公务员罢工，巽泽被国民党省党部怀疑为策划者，对其施加压力，巽泽被迫离杭去沪谋生。在上海的老同学的帮助下，他挂牌为律师，同时到复旦合作系兼课。
巽泽在复旦合作系讲授的是合作运动史，他以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讲课，由于他的学识，他的口才，以及深入浅出、生动的讲解，深得同学们的欢迎。他喜欢接近群众，同学们也喜欢他，故在课前课后总有不少同学围绕着他谈论一些问题。他来上海后，使我对巽泽有了更深的了解，1948年我们终于结为伴侣。
在上海，巽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他与他们接触频繁，通过党员，他了解了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在与民主人士的接触中，他参加了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在与其他人士的交往中，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宣传，特别是在1948年，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上海许多工商业者由于对党的政策不了解，听信谣言，人心惶惶，有想逃香港的，有准备抽资的，巽泽根据党的政策以友情规劝他们，终于使他们以观望的态度留在上海。
为劳军工作不辞辛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们亲眼目睹解放军军纪严明，不进民居而露宿在马路上，深受感动。“七一”前，巽泽接到杭州市军管会的通知，邀请他参加“七一”民主人士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寅初、李士豪、姜震中、蔡一鸣等，会议由军管会主任谭震林主持。巽泽在会上率先发言，赞扬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并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提出了建议，引起谭震林等领导的注意。接着马寅初又在会上赞扬了巽泽在龙泉的业绩，称他为“年轻有为，廉洁的县长”。会后谭震林主席邀请巽泽回浙工作，他欣然同意。
回杭后，巽泽即参加由马寅初主持的杭州慰劳解放军总会的工作，担任副组长并负责筹款事务。为了解放全中国，解放军南下的任务很紧，劳军工作非常紧张，他经常工作至深夜才回家。杭州解放不久，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不甘心失败，妄图以恫吓、威胁，甚至寄附有子弹的信件，企图阻止和破坏劳军工作，但巽泽不为所动，坚持工作到劳军总会结束。
在劳军筹款期间，他与杭州工商界中的上层人士有了较多的接触。7月，杭州市组织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赴华北、东北参观访问，巽泽任团长，在经过北京时，参加了民建。途中，他与工商业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交往。回杭不久，就担任了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的副主委，负责宣教和日常工作，从此，与工商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筹建杭州民建，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
1950年6月，巽泽根据民建总会指示，负责筹建民建杭州分会。在筹建过程中，他通过工商联的工作，动员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参加民建。当时工商业者对参加民建心存顾虑，主要是担心万一国民党回来要吃苦头，但在他的动员下，很多人还是参加了，我当时在做工商业者家属的工作，也参加了民建。一年后，分会成立，会员人数已达数十人。
解放初期，巽泽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工商业者进行爱国守法教育，组织学习《共同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等。但由于工商业者认为共产党要消灭阶级，一定会利用各种机会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因此当“五反运动”开始，要工商业者交代“五毒”行为时，很多人怕交代多了今后拿不出，交代少了过不了关，顾虑重重，有人凑足资产数，作为交代的数字，认为政府把资产拿去，自己就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不必再挨斗挨批。这种思想在工商业者中引起共鸣，思想一度比较混乱。巽泽发觉这一问题后，利用大会小会，反复讲清党的政策，使工商业者的思想逐步得到澄清。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担心被评为违法户，但由于思想工作深入，严格按政策办事，极大部分都被评为完全守法户，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从此工商业者对党的政策开始有所认识。他们说：“唐主委作报告深入浅出，联系实际，针对我们的问题启发性强，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扫清了思想障碍。”因此，凡民建、工商联开大会，只要听说是唐主委作报告，几百人的礼堂就座无虚席。
1952年，巽泽参加第二批赴朝慰问团。在朝鲜，他接触到的志愿军都很年轻，并且憨掬可爱，对从祖国来的亲人，他们给以热情细致的照顾。在慰问中，他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中朝人民血肉相连的情景所感动。他在回国后的传达汇报中，以生动而充满激情的叙述，报告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在表达志愿军战士“为了祖国，前进！”的呼唤时，台下的听众无不为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大无畏精神而动容，坚信抗美援朝必胜。
巽泽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只要稍有空就会到基层去找几个会员座谈，倾听他们对形势、政策以及工作的看法和意见，他不仅身体力行，要求干部也如此，他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不接近他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如何做好工作。”在他的带动下，民建的干部和会员之间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省、市民建机关的干部不多，会员却不少，每个干部至少联系一个支部，每周一次支部组织生活，会前需开支委会，必要时还要到企业了解情况，为了适合会员的时间，支部组织生活都安排在晚上，其他许多会议也基本上都在晚上，因此会机关经常是灯火通明。干部不仅白天晚上需要工作，还要利用星期天到会员家中家访。机关干部都习惯了这种生活，会员也乐于到会里来拉拉家常，谈谈思想，提提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将情况综合报党委部门，得到党委部门重视。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不久，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要召开代表大会，邀请民建中央派代表参加。民建中央决定由副主委胡厥文出席，并要浙江的唐巽泽和天津的唐宝心陪同前往。巽泽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接到这一通知后感到左右为难，去民主德国是民建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担心会影响“整风反右”工作。省委统战部知道后，认为去民主德国的任务也是统战工作，答应替他安排好工作，让他安心去。到了民主德国后，可能由于路途疲劳，他发高烧，但仍坚持工作，当民主德国朋友与他握手时，才发现他在发烧，一定要他去医院看病，当他瘦骨嶙峋的身躯暴露在医师和民主德国朋友们的面前时，他们无不惊讶万分，慨叹说：“像唐这样的人还在工作，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无不感佩中国人的刻苦顽强精神。
巽泽对自我改造抓得很紧，平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家人也不放松，一再告诫：“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放松改造就容易犯错误。”他的生活比较俭朴，上班、开会只要离家较近，他都不坐车，有人为他叫车，他说：“步行能锻炼身体，步行惯了，没有车也行。”在20世纪60年代的3年自然灾害时，政府号召大种大养，我们利用屋前的一小块园地，种上番茄和南瓜，收获虽不多，让孩子们也有了学习劳动的机会。
巽泽不仅在民建、工商联担任领导职务，他还是杭州市政府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省水产厅厅长及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由于担任的职务多，联系的群众面亦广，为了无愧于担任的职务，他总是尽可能地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好各项工作。政协是各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在知识分子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同，接受教育的途径各异，因此对接受党的领导和思想改造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拥护的有，抵触的也不少，观望的更多。为了端正大家的认识和态度，巽泽在政协的支持下，组织知识分子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展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在自我教育中推动自我改造。知识分子对这种比较宽松又能够敞开思想的辩论感到得益不少，很多人的态度逐步有了转变。
由于巽泽过去的经历，在浙江的爱国人士中彼此都有所了解，虽然各人经历不同，但相互间比较信任，各项工作容易协调，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作用。
冤假错案终于平反昭雪
1966年5月，电台广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消息，不久北京市委改组，巽泽有些震惊，其时他因心脏病休息在家。接着我家被抄，他被勒令扫街，这些他都不在意，认为运动难免有过激的行为。当宣布挖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说这是统治17年的黑线时，他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担心身体是否能经受得住这场风暴的冲击，我也为他而担忧。
运动很快席卷了全国，民建、工商联的造反派贴出了“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唐巽泽”的大字报，并声称要剥去他的“红色县长”及左派的两张画皮，在这正反错位、是非颠倒的岁月里，他感到有口难辩。被勒令交代的同时，外调人员接踵而至，由于他过去接触的人多，加上年代久远，许多人和事已想不起、记不清，不能满足外调人员的要求，因此受挨打、遭辱骂，几成家常便饭，但他说：“我必须实事求是，我不能害人。”
在无休止的写交代、写外调材料的重压下，本来就瘦弱的他，更显得骨瘦如柴。长期的失眠，安眠药从2片增到8片。1968年8月，我随单位去嘉兴“双抢”，孩子们又有各自的活动，家中无人照料，他的身心遭受了双重摧残，尊严丧失殆尽，心力交瘁，高烧不退，终于无力承受，被逼含冤而死。但即使在他决心离世之际，还念念不忘教导家人“要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9月19日在杭州举行“唐巽泽先生追悼会”，为他恢复名誉。追悼会由省政协主席毛齐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余纪一致悼词。
悼词中说：“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抗日战争期间做了有益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拥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关心国家大事，历次运动都积极响应，坚决贯彻执行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多年来，他在我省工商界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中，做了大量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我省统一战线工作贡献了力量，是一位长期与我党密切合作共事的老朋友。”党为巽泽平反昭雪，他可以安息了！巽泽走了，留下的却是我们对他永久的怀念。
2005年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60周年，又是民建杭州市委会成立55周年，民建浙江省委会成立50周年。1950年，唐巽泽受民建中央委托负责民建杭州分会的筹建工作，1954年，又负责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并先后任省、市民建主任委员。此时此刻，许多往事在脑海中萦回，其中一个瘦长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就是我的爱人唐巽泽。
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政策
1925年，巽泽在南洋大学（交大前身）附中读书期间，受同学徐由整（中共党员）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被学校以乱党分子的名义开除。1928年考入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冬以三年半修完四年的学分，提前半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及律师证书。
1932年在浙江省建设厅合作室工作，历任课员、技士、科长等职。在职期间，他参与培训合作基层工作人员，为浙江合作事业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杭州沦陷，浙江局势岌岌可危。时任浙江省省长的黄绍■，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赞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决定在龙泉、遂昌、云和三县建立浙江的抗日根据地，选派有爱国热情、年轻有为者任县长，巽泽被任命为龙泉县县长，时年28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县长。
1938年1月，满怀爱国热情的他，带同合作界一批青年同事，并通过徐由整邀请部分共产党员同赴龙泉工作，当时到龙泉工作的共产党员有邵荃麟、王朝闻、张三扬、舒文等。在龙泉，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他改革了旧县政府的许多陋规，如增设政治工作指导室（简称政工室）、战事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等部门。这些重要部门都由中共党员负责，开展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如办起图书室、阅览室，其中陈列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供大家阅读，后虽被查禁，私下传阅的人仍不少。还成立歌咏队、话剧团，开辟宣传栏，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活报剧等。通过一系列活动，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随处都可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歌声；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激发起了群众对日寇和卖国贼的仇恨，增强了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巽泽还采取种种措施，如实行“二五减租”，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平抑粮价，帮助群众组织生产等办法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在征兵方面，不采用抓壮丁的方式，而是通过宣传，动员青年自觉报名。在逢年过节时，邀请烈军属到县政府聚餐，亲自向他们敬酒，形成“烈军属光荣”的风气，因此青年参军踊跃。
龙泉抗日进步活动的蓬勃发展，得到进步人士的赞许，有人称龙泉为“红色的龙泉”，唐巽泽为“红色县长”，名记者曹聚仁在一篇报道中称龙泉为“东南的堪察加”。与此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极大恐慌，他们散布谣言说：“龙泉已成为‘苏区’。”当地的地主豪绅们也因巽泽的各种措施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组织了“吃唐会”，以诬告、陷害等手段妄图赶走唐巽泽和共产党。他们先利用美人计把收发室的工作人员拉下水，要他销毁往来文件，致使上下公文往来受阻，直到上级追查县长责任时，才发现这是土豪劣绅们设下的陷阱，幸亏收发人员只将文件藏在地板下，未予销毁。真相终于大白，但国民党党部仍借此事提出要改组县政府。
土豪劣绅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利用县自卫队队长吴玉坤喜欢吃喝嫖赌，以请吃、请赌把吴玉坤拉下水，吴输光了积蓄、饷银，最后竟盗卖枪支，土豪劣绅们抓住这点，威逼利诱，唆使他上山为匪。当吴带领十几个士兵携械上山后，豪绅们立即散布说“唐巽泽的亲信携带枪支投了共产党”。一时间谣言纷起，国民党党部抓住这一机会要严办唐巽泽，在这危急时刻，龙泉的共产党组织动员所有党员和政工队员随同县政府追捕部队一起上山，开展政治喊话，吴手下的士兵纷纷携械归来，最后吴被抓回枪决。事实搞清，但国民党仍把“唐巽泽的亲信自卫队长吴玉坤携带枪支投奔共产党，在多方的压力下吴玉坤被追回枪决”作为“事实”记入档案卷宗中。这也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贴出“揪出历史反革命唐巽泽”的大字报的依据。
1939年，国民党在抗日前线节节败退，但反共气焰更为嚣张，龙泉的共产党员处境日益恶化，为避免损失，党组织将党员陆续调走，有的去了抗日前线，有的到了革命根据地等，在党员都走了以后，巽泽也被调回建设厅任合作管理处副处长。巽泽虽离开了龙泉，但当地老百姓却一直把他铭记在心。记得1981年我参加省政协副主席彭瑞林组织的一次学习考察活动，在龙泉学习考察时，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知道我是唐巽泽的妻子，便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嘴里不住地说：“唐县长好、唐县长好！”他们的举动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对巽泽在龙泉的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
被逼在沪寻求新的发展
1946年9月，我从遵义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设的合作系。上课时，经常听到老师介绍浙江的合作事业，并称赞浙江合作界的唐巽泽是个人才。老师多次的提及，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次年暑假，我被分配到杭州在浙江省合作处下属的一个单位实习，唐巽泽是合作管理处处长，因是校友，他对我比较关心，因此我与巽泽有了较多的接触。当时因杭州公务员罢工，巽泽被国民党省党部怀疑为策划者，对其施加压力，巽泽被迫离杭去沪谋生。在上海的老同学的帮助下，他挂牌为律师，同时到复旦合作系兼课。
巽泽在复旦合作系讲授的是合作运动史，他以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讲课，由于他的学识，他的口才，以及深入浅出、生动的讲解，深得同学们的欢迎。他喜欢接近群众，同学们也喜欢他，故在课前课后总有不少同学围绕着他谈论一些问题。他来上海后，使我对巽泽有了更深的了解，1948年我们终于结为伴侣。
在上海，巽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他与他们接触频繁，通过党员，他了解了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在与民主人士的接触中，他参加了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在与其他人士的交往中，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宣传，特别是在1948年，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上海许多工商业者由于对党的政策不了解，听信谣言，人心惶惶，有想逃香港的，有准备抽资的，巽泽根据党的政策以友情规劝他们，终于使他们以观望的态度留在上海。
为劳军工作不辞辛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们亲眼目睹解放军军纪严明，不进民居而露宿在马路上，深受感动。“七一”前，巽泽接到杭州市军管会的通知，邀请他参加“七一”民主人士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寅初、李士豪、姜震中、蔡一鸣等，会议由军管会主任谭震林主持。巽泽在会上率先发言，赞扬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并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提出了建议，引起谭震林等领导的注意。接着马寅初又在会上赞扬了巽泽在龙泉的业绩，称他为“年轻有为，廉洁的县长”。会后谭震林主席邀请巽泽回浙工作，他欣然同意。
回杭后，巽泽即参加由马寅初主持的杭州慰劳解放军总会的工作，担任副组长并负责筹款事务。为了解放全中国，解放军南下的任务很紧，劳军工作非常紧张，他经常工作至深夜才回家。杭州解放不久，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不甘心失败，妄图以恫吓、威胁，甚至寄附有子弹的信件，企图阻止和破坏劳军工作，但巽泽不为所动，坚持工作到劳军总会结束。
在劳军筹款期间，他与杭州工商界中的上层人士有了较多的接触。7月，杭州市组织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赴华北、东北参观访问，巽泽任团长，在经过北京时，参加了民建。途中，他与工商业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交往。回杭不久，就担任了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的副主委，负责宣教和日常工作，从此，与工商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筹建杭州民建，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
1950年6月，巽泽根据民建总会指示，负责筹建民建杭州分会。在筹建过程中，他通过工商联的工作，动员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参加民建。当时工商业者对参加民建心存顾虑，主要是担心万一国民党回来要吃苦头，但在他的动员下，很多人还是参加了，我当时在做工商业者家属的工作，也参加了民建。一年后，分会成立，会员人数已达数十人。
解放初期，巽泽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工商业者进行爱国守法教育，组织学习《共同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等。但由于工商业者认为共产党要消灭阶级，一定会利用各种机会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因此当“五反运动”开始，要工商业者交代“五毒”行为时，很多人怕交代多了今后拿不出，交代少了过不了关，顾虑重重，有人凑足资产数，作为交代的数字，认为政府把资产拿去，自己就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不必再挨斗挨批。这种思想在工商业者中引起共鸣，思想一度比较混乱。巽泽发觉这一问题后，利用大会小会，反复讲清党的政策，使工商业者的思想逐步得到澄清。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担心被评为违法户，但由于思想工作深入，严格按政策办事，极大部分都被评为完全守法户，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从此工商业者对党的政策开始有所认识。他们说：“唐主委作报告深入浅出，联系实际，针对我们的问题启发性强，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扫清了思想障碍。”因此，凡民建、工商联开大会，只要听说是唐主委作报告，几百人的礼堂就座无虚席。
1952年，巽泽参加第二批赴朝慰问团。在朝鲜，他接触到的志愿军都很年轻，并且憨掬可爱，对从祖国来的亲人，他们给以热情细致的照顾。在慰问中，他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中朝人民血肉相连的情景所感动。他在回国后的传达汇报中，以生动而充满激情的叙述，报告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在表达志愿军战士“为了祖国，前进！”的呼唤时，台下的听众无不为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大无畏精神而动容，坚信抗美援朝必胜。
巽泽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只要稍有空就会到基层去找几个会员座谈，倾听他们对形势、政策以及工作的看法和意见，他不仅身体力行，要求干部也如此，他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不接近他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如何做好工作。”在他的带动下，民建的干部和会员之间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省、市民建机关的干部不多，会员却不少，每个干部至少联系一个支部，每周一次支部组织生活，会前需开支委会，必要时还要到企业了解情况，为了适合会员的时间，支部组织生活都安排在晚上，其他许多会议也基本上都在晚上，因此会机关经常是灯火通明。干部不仅白天晚上需要工作，还要利用星期天到会员家中家访。机关干部都习惯了这种生活，会员也乐于到会里来拉拉家常，谈谈思想，提提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将情况综合报党委部门，得到党委部门重视。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不久，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要召开代表大会，邀请民建中央派代表参加。民建中央决定由副主委胡厥文出席，并要浙江的唐巽泽和天津的唐宝心陪同前往。巽泽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接到这一通知后感到左右为难，去民主德国是民建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担心会影响“整风反右”工作。省委统战部知道后，认为去民主德国的任务也是统战工作，答应替他安排好工作，让他安心去。到了民主德国后，可能由于路途疲劳，他发高烧，但仍坚持工作，当民主德国朋友与他握手时，才发现他在发烧，一定要他去医院看病，当他瘦骨嶙峋的身躯暴露在医师和民主德国朋友们的面前时，他们无不惊讶万分，慨叹说：“像唐这样的人还在工作，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无不感佩中国人的刻苦顽强精神。
巽泽对自我改造抓得很紧，平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家人也不放松，一再告诫：“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放松改造就容易犯错误。”他的生活比较俭朴，上班、开会只要离家较近，他都不坐车，有人为他叫车，他说：“步行能锻炼身体，步行惯了，没有车也行。”在20世纪60年代的3年自然灾害时，政府号召大种大养，我们利用屋前的一小块园地，种上番茄和南瓜，收获虽不多，让孩子们也有了学习劳动的机会。
巽泽不仅在民建、工商联担任领导职务，他还是杭州市政府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省水产厅厅长及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由于担任的职务多，联系的群众面亦广，为了无愧于担任的职务，他总是尽可能地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好各项工作。政协是各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在知识分子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同，接受教育的途径各异，因此对接受党的领导和思想改造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拥护的有，抵触的也不少，观望的更多。为了端正大家的认识和态度，巽泽在政协的支持下，组织知识分子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展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在自我教育中推动自我改造。知识分子对这种比较宽松又能够敞开思想的辩论感到得益不少，很多人的态度逐步有了转变。
由于巽泽过去的经历，在浙江的爱国人士中彼此都有所了解，虽然各人经历不同，但相互间比较信任，各项工作容易协调，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作用。
冤假错案终于平反昭雪
1966年5月，电台广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消息，不久北京市委改组，巽泽有些震惊，其时他因心脏病休息在家。接着我家被抄，他被勒令扫街，这些他都不在意，认为运动难免有过激的行为。当宣布挖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说这是统治17年的黑线时，他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担心身体是否能经受得住这场风暴的冲击，我也为他而担忧。
运动很快席卷了全国，民建、工商联的造反派贴出了“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唐巽泽”的大字报，并声称要剥去他的“红色县长”及左派的两张画皮，在这正反错位、是非颠倒的岁月里，他感到有口难辩。被勒令交代的同时，外调人员接踵而至，由于他过去接触的人多，加上年代久远，许多人和事已想不起、记不清，不能满足外调人员的要求，因此受挨打、遭辱骂，几成家常便饭，但他说：“我必须实事求是，我不能害人。”
在无休止的写交代、写外调材料的重压下，本来就瘦弱的他，更显得骨瘦如柴。长期的失眠，安眠药从2片增到8片。1968年8月，我随单位去嘉兴“双抢”，孩子们又有各自的活动，家中无人照料，他的身心遭受了双重摧残，尊严丧失殆尽，心力交瘁，高烧不退，终于无力承受，被逼含冤而死。但即使在他决心离世之际，还念念不忘教导家人“要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9月19日在杭州举行“唐巽泽先生追悼会”，为他恢复名誉。追悼会由省政协主席毛齐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余纪一致悼词。
悼词中说：“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抗日战争期间做了有益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拥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关心国家大事，历次运动都积极响应，坚决贯彻执行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多年来，他在我省工商界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中，做了大量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我省统一战线工作贡献了力量，是一位长期与我党密切合作共事的老朋友。”党为巽泽平反昭雪，他可以安息了！巽泽走了，留下的却是我们对他永久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