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奋斗的工商业家——回忆我的父亲包达三
发布时间：2010-05-12 16: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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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包启亚
包达三(1884--1957)，浙江镇海人。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参加民建，是民建浙江省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历任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副省长，上海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父亲包达三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至今仍铭记在我的脑海。他是一位坚持正义，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工商业家。他的一生，从追求进步，反对腐败的清政府，寻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投身到民主爱国运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共产党领导的省政府副主席。一次次人生转折，使他对我们的国家，对自己该走怎样的路越来越清晰，信念越来越坚定。为了毕生的追求,他无怨无悔。父亲那句“我之赞成社会主义，是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来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父亲这至理名言,常常萦绕在我的耳畔。
早期求学生涯和进步活动
1884年4月28日，父亲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农民家里。幼年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到苏州、上海的商店当学徒。父亲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对内欺压百姓，对外卖国求荣，祖国命运岌岌可危之时。他对此深恶痛绝，25岁那年，毅然东渡日本求学，希望将来能对国家有用。
在日本期间，受孙中山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父亲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投入到反对腐败的清政府的斗争。期间，结识了蒋介石、张群、周佛海等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夕，他毅然和蒋介石、张群一起秘密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先后在上海、杭州组织敢死团，参与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光复杭州的战斗。临时政府成立后，父亲因反对蒋介石强借浙江临时政府库银挥霍及参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就与蒋介石分道，再次去日本留学,并参加了进步党，后担任进步党留日支部部长。
1914年，父亲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后，留日工作并从事进步党活动。1916年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当时国内军阀争斗，局面混乱，国事日非，父亲逐渐无意于政治，1918年后，长期从事工商业活动，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之一，并倡议在江湾开辟引翔港，建设新上海，以取代上海租界。为此，他集资开办地产公司，在江湾一带购买大量地产，经营地产业务，逐渐成为上海知名的房地产资本家。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指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徐郛向父亲勒索银元10万元。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父亲非常愤慨，政见不同，对蒋的为人更是不齿，决定与其绝交。蒋介石也放出话来：只要我在台上一天，你包达三就不能从政。
此后，父亲更是一心经商。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还筹款开设了渔船公司、盐垦公司、蛋厂等，资产不断增多。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父亲深感民族工商业者处境的艰难，更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心底的爱国热情再次焕发，与上海各界一起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那是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后，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穿军装、挂佩剑的人。我们很好奇，这样装扮的人家里从来没有见过。从那以后，父亲日渐减少外出活动，不久我们便搬了家。父亲开始隐姓埋名，外出租房都用我二弟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穿军装的人是汉奸潘达。潘受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的委托来劝说父亲出任上海伪政府实业部长,被当场拒绝。不管伪政府如何威逼利诱，父亲都不肯就范。他到处躲藏，靠变卖家产度日。抗战胜利前后，许多人还以为他已过世。父亲就是这样保持着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寻求和平与光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愿望，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重庆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父亲的好友马寅初、马叙伦、胡子婴等由重庆抵沪，住在我家。他们时常评议国是，忧国忧民。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影响下，父亲加入了民主建国会。他心中的爱国热情，被民建会民主、建国的宗旨燃烧得更旺，使他再次走入政治斗争的行列。
当时我们家住在上海赵主教路(即现在的五原路)大通别墅，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这里不但接待过周恩来、李维汉、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更是马寅初、郭沫若、陈叔通、马叙伦等民主爱国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那时，我家的厨子厨艺很好，有些名气，父亲常在家举行“聚餐会”,召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聚会，宣传共产党对工商界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商讨、研究如何推进和平民主运动。这里逐渐成为团结上海工商界的一个联络点。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引起强烈震撼的一件事，便是“下关惨案”。那是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上海50多个人民团体推举马叙伦、盛丕华、蒉延芳和父亲等11人组成和平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临行前，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警告，但父亲他们态度坚决，表示为了和平不惜赴汤蹈火。6月23日，代表团在上海10万群众欢送下出发，傍晚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不料在此惨遭数百名预伏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长达5小时之久。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父亲也负了重伤。直到次日凌晨，在民主人士及中共多方努力下，受伤代表才被送进医院。之后，父亲不顾伤痛，仍与黄炎培、盛丕华等出席了国民党参政会举行的招待会和在大陆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揭露了下关暴行的真相，呼吁停止内战。又走访了孙科、邵力子、张厉生、雷震、陈立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高官，表达了人民要和平、反内战的意愿。
经历这次斗争，父亲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更坚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一事件也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更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暴行、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展开。
为了支持民主运动，父亲变卖了40多亩地产，取出200两黄金充作活动经费。父亲不但自己行动起来，更是通过各种名目的聚餐会，发动民族工商业家一起出钱出力，救济被迫害、被通缉的进步教授、学生、工人，掩护、资助他们到解放区去参加斗争；赞助宋庆龄先生发起的文艺界福利基金；反对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大”和“宪法”；反对国民党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父亲还利用我哥哥当飞行员的便利条件，多次让他为中共地下党运送机密文件和宣传品。
1948年蒋介石在上海搞“金圆券运动”，加紧迫害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主运动的进步人士。8月26日，我因参加学校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被捕。在干爹马寅初的交涉下，最终被保释。鉴于局势越来越恶化，为了保护民主力量，在共产党的安排下，父亲化名石龙公，与其他民主人士被陆续转移到香港，我也随行。
到香港后，父亲就病了。中共代表潘汉年来医院探望，带来了党的关怀。在香港，我们主要与潘汉年联系，也与在港的工商界人士联系。为支援解放区，父亲还让我带钱给章乃器，由章转交解放区。就这样，我们在等待中迎来了新的一年---1949年。
1949年3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父亲与一批民主人士要赴解放区去。记忆中同船回来的有马寅初、黄炎培、盛丕华、陈叔通、柳亚子等。开始是经济南，再到哈尔滨。途中获悉北平和平解放，我们又改道天津，转赴北平。一路上，水路、陆路，辗转颠簸，很是辛苦。父亲身体不好，气管炎发作，开始吐血，但心情很激动，希望早日到达解放后的北平，见到久违的亲人。党对他也非常关心，让我一路陪同北上。到了北平，周恩来马上来看望大家，并告知与国民党和谈不成，可能还要打，建议大家撤退到东北解放区去。父亲因病没有去，留在北京治病。不久上海也解放了。
从社会贤达到任职人民政府
1949年春夏，在北京的日子里父亲很是忙碌，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担任正式代表和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订，并光荣地出席了开国大典。
在北京时，党中央曾考虑让他出任食品部部长，但被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还是做老百姓好了。当不当官无所谓，都一样要为人民服务的！他把名利看得很淡，只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记得在北京与上海第一次恢复通车时，我们与邓颖超妈妈一起乘车南下。到达上海，陈毅市长来看望大家。陈市长笑着对父亲说：你们是先头部队，以后上海工商界的工作就由你们来做。要多宣传党的政策啊！
父亲后来就真的靠自己在工商界中的影响帮助党做了许多工作。他以身作则，说服我们把在上海信义地产公司的市郊营业地98亩全部献出来，并将应缴的农业税全部缴清；拜访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工商政策，在工商界中起到了稳定、示范作用。他虽不是什么官，可在我眼里却比当官还忙。一会儿参加工商界的会议，一会儿到政协开会，一会儿又在民建参加活动，总不在家。
党和政府对他一直非常关心，给他安排了许多社会职务：先后曾担任中央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等。
1951年，党中央决定让父亲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干爹马寅初也劝他别再推辞了。父亲感到这是党中央充分考虑后做出的决定，既然需要，就欣然接受了使命。1955年他当选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浙江省副省长。
父亲到浙江工作，我留在上海，我的女儿随同到了杭州。我每次到杭州探亲，父亲都会关心地问起上海工商界的情况。他还经常向来家做客的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要他们爱国守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在各项运动中，他总是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早在1952年，他就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民建中央决定建立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指定父亲主持筹组工作。1955年，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父亲担任主任委员，是民建浙江省组织的主要创建人。
1955年起，父亲因患心脏病，休养了很长时间。听妈妈说，即使在病中，他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浙江省的工作。记得一次我去杭州，父亲忙着写材料。对他的身体我有些担心，他却说自己身体很好，赶写议案是为参加全国人代会做准备。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他当时写的议案是关于浙江青田石资源的利用开发问题。他对撰写议案非常投入，做了仔细的调查研究，还说“将来我死后，要火葬，就用青田石做骨灰盒”。
1957年4月6日，父亲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遵循他的遗愿，其骨灰存放在青田石做成的盒子里。当时，《浙江日报》等对此都做了专门报道，赞扬他作为首长，移风易俗，带头倡导火葬。
与周恩来的情缘
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随着形势变化，又与蒋介石政见不和，遂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抗战胜利后，当他再次投身于政治运动，走上民主、建国的道路，除了受马寅初、马叙伦、胡子婴、黄炎培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影响外，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最深。
父亲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当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我家毗邻。周恩来经常在周公馆会见进步的工商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时局，使大家日渐看清了美蒋勾结的真面目，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从此，父亲便成了周公馆的常客，周恩来也多次到我家走访。周伯伯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很好，还将与邓妈妈在解放区的合影送给我，并亲笔写上：送给宝宝(我的小名)。
1946年6月“下关惨案”发生后，当时在南京进行和谈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闻讯，连夜赶往医院探望受伤代表。周恩来代表中共对受伤的民主人士表示慰问，鼓励大家继续斗争，他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随后，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郑重报告这一事件，抗议国民党政府放纵特务制造“下关惨案”的暴行，并提出6项善后办法。危难之际，来自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的支援更坚定了父亲他们与国民党斗争到底的决心。
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周恩来的深刻影响，在生活中，父亲也时常体会到周恩来朋友般的关心。为了支持民主运动，父亲解放前多次变卖家产，解放初更是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给国家。对此周恩来多次问及我们家的生活状况，问有没有困难。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惦记着我家的生活，与国民党蒋介石勒索、欺压民族工商业者形成鲜明对比，父亲的心一次次被温暖着。
还有一件事很令我们感动。解放前在上海时，一次周伯伯来我家做客，吃饭时父亲介绍这只鸭子是宝宝养大的。周伯伯风趣地说：“好！今天吃你一只鸭子，以后还你一只。”解放初，我去燕京大学继续学业，第一个星期天就接到电话让我回城。我当时很担心，以为父亲的病又犯了。见到父亲好好的，他一把拉着我说有人要请吃饭。到了饭店才知道是周伯伯请客。他指着端上来的鸭子说：今天请你吃饭，还你一只鸭子。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田。几年前对孩子说的一句话，不想总理却一直记在心上。想必父亲也从点点滴滴的往来中，体会到周恩来对友人的无微不至。
1957年初父亲生病期间，周总理在繁忙的工作中仍抽出时间到杭州看望。要父亲安心养好身体，继续为国家出力。周总理还关照身边的同志：“包达三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对我们共产党是有感情的。”
父亲过世后，周总理陪外国友人来杭州参观，专程到家探望我妈妈，连声说：达老过世我没来，真对不起！考虑到子女都在上海，总理还关心地询问母亲愿意住在哪里。当得知母亲想回上海居住，总理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柯庆施，给予妥善安排。后来，我母亲生病，“文化大革命”后我女儿回城等等，总理多次关心帮助过我家。对于总理的关爱，我们全家感同身受，刻骨铭心。
正是与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的交往，周的远见卓识、睿智、气度和人格魅力，使父亲心悦诚服，最后完全从心底里接受共产党，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党，与党同舟共济。
父亲留给我们的财产
父亲一生热爱祖国，寻求光明，严于律己，同样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因为忙于经商和社会活动，小时候他管我们的时间极少，但是对我们交友和学业这两件事，他却抓得很牢。
记得在读书时，我有许多朋友。我交什么样的友---性格、家庭背景等，他都不干涉，但就是不许我与国民党和三青团成员做朋友，爱憎分明。父亲自己也做了很好的表率。虽然因为经营，他与当时黑势力头目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较熟，但从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再三告诫我们要自重，交友要慎。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界线分明，接触的都是些进步的、正义的青年，也参加了一些民主进步活动。
对我们兄妹7人的学习和深造，父亲很舍得花钱，还请了家教，帮助我们补习外语，学弹琴等。每学期的成绩，他都要亲自过目。父亲常对我们说：“给你们读书就是给你们财富。”在子女的培养上，父亲一直认为：钱留着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攒，不能做寄生虫，读书是有用的。
我的女儿从小一直跟着公公婆婆(我家对外公外婆的称呼)，也肯吃苦。从女儿那里知道，小时候与公公婆婆住杭州法院路时，外出买东西、办事，婆婆总是带她走路，远的地方也是自己叫三轮车去，从不用公公的专车。我女儿也继承了公公的作风，生活俭朴，有了钱就送她的女儿到加拿大去深造，攻读硕士学位。女儿对我的外孙女说：“送你去国外读书就是妈妈给你的陪嫁。”
父亲从一个有产阶级，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却让我们学到了做人的尊严，使我们成为真正有用的人。解放后，我做过翻译、演员、教师。即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也销毁不了我们学到的知识。我深切体会到当年父亲让我们发愤学习的苦心。我由衷地感谢父亲，他留给我们的无形财产，让我们终身受益！
(包启亚口述，郦红斌整理，参考马兆成《热爱祖国的工商业家》一文)
*原载1982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父亲包达三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至今仍铭记在我的脑海。他是一位坚持正义，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工商业家。他的一生，从追求进步，反对腐败的清政府，寻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投身到民主爱国运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共产党领导的省政府副主席。一次次人生转折，使他对我们的国家，对自己该走怎样的路越来越清晰，信念越来越坚定。为了毕生的追求,他无怨无悔。父亲那句“我之赞成社会主义，是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来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父亲这至理名言,常常萦绕在我的耳畔。
早期求学生涯和进步活动
1884年4月28日，父亲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农民家里。幼年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到苏州、上海的商店当学徒。父亲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对内欺压百姓，对外卖国求荣，祖国命运岌岌可危之时。他对此深恶痛绝，25岁那年，毅然东渡日本求学，希望将来能对国家有用。
在日本期间，受孙中山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父亲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投入到反对腐败的清政府的斗争。期间，结识了蒋介石、张群、周佛海等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夕，他毅然和蒋介石、张群一起秘密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先后在上海、杭州组织敢死团，参与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光复杭州的战斗。临时政府成立后，父亲因反对蒋介石强借浙江临时政府库银挥霍及参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就与蒋介石分道，再次去日本留学,并参加了进步党，后担任进步党留日支部部长。
1914年，父亲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后，留日工作并从事进步党活动。1916年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当时国内军阀争斗，局面混乱，国事日非，父亲逐渐无意于政治，1918年后，长期从事工商业活动，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之一，并倡议在江湾开辟引翔港，建设新上海，以取代上海租界。为此，他集资开办地产公司，在江湾一带购买大量地产，经营地产业务，逐渐成为上海知名的房地产资本家。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指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徐郛向父亲勒索银元10万元。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父亲非常愤慨，政见不同，对蒋的为人更是不齿，决定与其绝交。蒋介石也放出话来：只要我在台上一天，你包达三就不能从政。
此后，父亲更是一心经商。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还筹款开设了渔船公司、盐垦公司、蛋厂等，资产不断增多。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父亲深感民族工商业者处境的艰难，更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心底的爱国热情再次焕发，与上海各界一起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那是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后，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穿军装、挂佩剑的人。我们很好奇，这样装扮的人家里从来没有见过。从那以后，父亲日渐减少外出活动，不久我们便搬了家。父亲开始隐姓埋名，外出租房都用我二弟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穿军装的人是汉奸潘达。潘受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的委托来劝说父亲出任上海伪政府实业部长,被当场拒绝。不管伪政府如何威逼利诱，父亲都不肯就范。他到处躲藏，靠变卖家产度日。抗战胜利前后，许多人还以为他已过世。父亲就是这样保持着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寻求和平与光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愿望，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重庆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父亲的好友马寅初、马叙伦、胡子婴等由重庆抵沪，住在我家。他们时常评议国是，忧国忧民。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影响下，父亲加入了民主建国会。他心中的爱国热情，被民建会民主、建国的宗旨燃烧得更旺，使他再次走入政治斗争的行列。
当时我们家住在上海赵主教路(即现在的五原路)大通别墅，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这里不但接待过周恩来、李维汉、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更是马寅初、郭沫若、陈叔通、马叙伦等民主爱国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那时，我家的厨子厨艺很好，有些名气，父亲常在家举行“聚餐会”,召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聚会，宣传共产党对工商界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商讨、研究如何推进和平民主运动。这里逐渐成为团结上海工商界的一个联络点。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引起强烈震撼的一件事，便是“下关惨案”。那是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上海50多个人民团体推举马叙伦、盛丕华、蒉延芳和父亲等11人组成和平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临行前，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警告，但父亲他们态度坚决，表示为了和平不惜赴汤蹈火。6月23日，代表团在上海10万群众欢送下出发，傍晚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不料在此惨遭数百名预伏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长达5小时之久。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父亲也负了重伤。直到次日凌晨，在民主人士及中共多方努力下，受伤代表才被送进医院。之后，父亲不顾伤痛，仍与黄炎培、盛丕华等出席了国民党参政会举行的招待会和在大陆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揭露了下关暴行的真相，呼吁停止内战。又走访了孙科、邵力子、张厉生、雷震、陈立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高官，表达了人民要和平、反内战的意愿。
经历这次斗争，父亲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更坚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一事件也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更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暴行、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展开。
为了支持民主运动，父亲变卖了40多亩地产，取出200两黄金充作活动经费。父亲不但自己行动起来，更是通过各种名目的聚餐会，发动民族工商业家一起出钱出力，救济被迫害、被通缉的进步教授、学生、工人，掩护、资助他们到解放区去参加斗争；赞助宋庆龄先生发起的文艺界福利基金；反对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大”和“宪法”；反对国民党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父亲还利用我哥哥当飞行员的便利条件，多次让他为中共地下党运送机密文件和宣传品。
1948年蒋介石在上海搞“金圆券运动”，加紧迫害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主运动的进步人士。8月26日，我因参加学校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被捕。在干爹马寅初的交涉下，最终被保释。鉴于局势越来越恶化，为了保护民主力量，在共产党的安排下，父亲化名石龙公，与其他民主人士被陆续转移到香港，我也随行。
到香港后，父亲就病了。中共代表潘汉年来医院探望，带来了党的关怀。在香港，我们主要与潘汉年联系，也与在港的工商界人士联系。为支援解放区，父亲还让我带钱给章乃器，由章转交解放区。就这样，我们在等待中迎来了新的一年---1949年。
1949年3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父亲与一批民主人士要赴解放区去。记忆中同船回来的有马寅初、黄炎培、盛丕华、陈叔通、柳亚子等。开始是经济南，再到哈尔滨。途中获悉北平和平解放，我们又改道天津，转赴北平。一路上，水路、陆路，辗转颠簸，很是辛苦。父亲身体不好，气管炎发作，开始吐血，但心情很激动，希望早日到达解放后的北平，见到久违的亲人。党对他也非常关心，让我一路陪同北上。到了北平，周恩来马上来看望大家，并告知与国民党和谈不成，可能还要打，建议大家撤退到东北解放区去。父亲因病没有去，留在北京治病。不久上海也解放了。
从社会贤达到任职人民政府
1949年春夏，在北京的日子里父亲很是忙碌，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担任正式代表和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订，并光荣地出席了开国大典。
在北京时，党中央曾考虑让他出任食品部部长，但被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还是做老百姓好了。当不当官无所谓，都一样要为人民服务的！他把名利看得很淡，只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记得在北京与上海第一次恢复通车时，我们与邓颖超妈妈一起乘车南下。到达上海，陈毅市长来看望大家。陈市长笑着对父亲说：你们是先头部队，以后上海工商界的工作就由你们来做。要多宣传党的政策啊！
父亲后来就真的靠自己在工商界中的影响帮助党做了许多工作。他以身作则，说服我们把在上海信义地产公司的市郊营业地98亩全部献出来，并将应缴的农业税全部缴清；拜访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工商政策，在工商界中起到了稳定、示范作用。他虽不是什么官，可在我眼里却比当官还忙。一会儿参加工商界的会议，一会儿到政协开会，一会儿又在民建参加活动，总不在家。
党和政府对他一直非常关心，给他安排了许多社会职务：先后曾担任中央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等。
1951年，党中央决定让父亲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干爹马寅初也劝他别再推辞了。父亲感到这是党中央充分考虑后做出的决定，既然需要，就欣然接受了使命。1955年他当选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浙江省副省长。
父亲到浙江工作，我留在上海，我的女儿随同到了杭州。我每次到杭州探亲，父亲都会关心地问起上海工商界的情况。他还经常向来家做客的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要他们爱国守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在各项运动中，他总是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早在1952年，他就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民建中央决定建立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指定父亲主持筹组工作。1955年，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父亲担任主任委员，是民建浙江省组织的主要创建人。
1955年起，父亲因患心脏病，休养了很长时间。听妈妈说，即使在病中，他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浙江省的工作。记得一次我去杭州，父亲忙着写材料。对他的身体我有些担心，他却说自己身体很好，赶写议案是为参加全国人代会做准备。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他当时写的议案是关于浙江青田石资源的利用开发问题。他对撰写议案非常投入，做了仔细的调查研究，还说“将来我死后，要火葬，就用青田石做骨灰盒”。
1957年4月6日，父亲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遵循他的遗愿，其骨灰存放在青田石做成的盒子里。当时，《浙江日报》等对此都做了专门报道，赞扬他作为首长，移风易俗，带头倡导火葬。
与周恩来的情缘
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随着形势变化，又与蒋介石政见不和，遂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抗战胜利后，当他再次投身于政治运动，走上民主、建国的道路，除了受马寅初、马叙伦、胡子婴、黄炎培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影响外，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最深。
父亲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当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我家毗邻。周恩来经常在周公馆会见进步的工商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时局，使大家日渐看清了美蒋勾结的真面目，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从此，父亲便成了周公馆的常客，周恩来也多次到我家走访。周伯伯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很好，还将与邓妈妈在解放区的合影送给我，并亲笔写上：送给宝宝(我的小名)。
1946年6月“下关惨案”发生后，当时在南京进行和谈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闻讯，连夜赶往医院探望受伤代表。周恩来代表中共对受伤的民主人士表示慰问，鼓励大家继续斗争，他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随后，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郑重报告这一事件，抗议国民党政府放纵特务制造“下关惨案”的暴行，并提出6项善后办法。危难之际，来自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的支援更坚定了父亲他们与国民党斗争到底的决心。
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周恩来的深刻影响，在生活中，父亲也时常体会到周恩来朋友般的关心。为了支持民主运动，父亲解放前多次变卖家产，解放初更是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给国家。对此周恩来多次问及我们家的生活状况，问有没有困难。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惦记着我家的生活，与国民党蒋介石勒索、欺压民族工商业者形成鲜明对比，父亲的心一次次被温暖着。
还有一件事很令我们感动。解放前在上海时，一次周伯伯来我家做客，吃饭时父亲介绍这只鸭子是宝宝养大的。周伯伯风趣地说：“好！今天吃你一只鸭子，以后还你一只。”解放初，我去燕京大学继续学业，第一个星期天就接到电话让我回城。我当时很担心，以为父亲的病又犯了。见到父亲好好的，他一把拉着我说有人要请吃饭。到了饭店才知道是周伯伯请客。他指着端上来的鸭子说：今天请你吃饭，还你一只鸭子。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田。几年前对孩子说的一句话，不想总理却一直记在心上。想必父亲也从点点滴滴的往来中，体会到周恩来对友人的无微不至。
1957年初父亲生病期间，周总理在繁忙的工作中仍抽出时间到杭州看望。要父亲安心养好身体，继续为国家出力。周总理还关照身边的同志：“包达三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对我们共产党是有感情的。”
父亲过世后，周总理陪外国友人来杭州参观，专程到家探望我妈妈，连声说：达老过世我没来，真对不起！考虑到子女都在上海，总理还关心地询问母亲愿意住在哪里。当得知母亲想回上海居住，总理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柯庆施，给予妥善安排。后来，我母亲生病，“文化大革命”后我女儿回城等等，总理多次关心帮助过我家。对于总理的关爱，我们全家感同身受，刻骨铭心。
正是与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的交往，周的远见卓识、睿智、气度和人格魅力，使父亲心悦诚服，最后完全从心底里接受共产党，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党，与党同舟共济。
父亲留给我们的财产
父亲一生热爱祖国，寻求光明，严于律己，同样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因为忙于经商和社会活动，小时候他管我们的时间极少，但是对我们交友和学业这两件事，他却抓得很牢。
记得在读书时，我有许多朋友。我交什么样的友---性格、家庭背景等，他都不干涉，但就是不许我与国民党和三青团成员做朋友，爱憎分明。父亲自己也做了很好的表率。虽然因为经营，他与当时黑势力头目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较熟，但从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再三告诫我们要自重，交友要慎。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界线分明，接触的都是些进步的、正义的青年，也参加了一些民主进步活动。
对我们兄妹7人的学习和深造，父亲很舍得花钱，还请了家教，帮助我们补习外语，学弹琴等。每学期的成绩，他都要亲自过目。父亲常对我们说：“给你们读书就是给你们财富。”在子女的培养上，父亲一直认为：钱留着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攒，不能做寄生虫，读书是有用的。
我的女儿从小一直跟着公公婆婆(我家对外公外婆的称呼)，也肯吃苦。从女儿那里知道，小时候与公公婆婆住杭州法院路时，外出买东西、办事，婆婆总是带她走路，远的地方也是自己叫三轮车去，从不用公公的专车。我女儿也继承了公公的作风，生活俭朴，有了钱就送她的女儿到加拿大去深造，攻读硕士学位。女儿对我的外孙女说：“送你去国外读书就是妈妈给你的陪嫁。”
父亲从一个有产阶级，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却让我们学到了做人的尊严，使我们成为真正有用的人。解放后，我做过翻译、演员、教师。即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也销毁不了我们学到的知识。我深切体会到当年父亲让我们发愤学习的苦心。我由衷地感谢父亲，他留给我们的无形财产，让我们终身受益！
(包启亚口述，郦红斌整理，参考马兆成《热爱祖国的工商业家》一文)
*原载1982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