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民建湖州市委会一届委员会副主委、二届委员会主委的严镜山同志，生于1917年12月，至今离开我们已有14个年头了。从1931年，严老14岁到上海复太祥绸庄当学徒开始，一直到退休他都没有离开过丝绸行业。“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湖州市工业局副局长，省丝绸公司湖州办事处副主任等职，对丝绸生产、经营和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1982年8月我调到了市工商联工作，第一次见到了严镜山主委，瘦高的个儿，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讲起话来细声慢语。一见面，严老对我说：你到“两会”工作给我们这班老头子带来了活力，欢迎你的到来，工作上要大胆，有不明白的地方尽管大胆地提出来。当时我才出校门不久，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本来觉得很拘束，但严老这一席话把我的拘束感都赶走了，觉得自己能在这么一群如同父辈一样对自己十分关爱的慈祥的老人身边工作，也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大幸运。因此后来有人问我：你在这么一个以老同志为主的单位工作闷不闷（那时在“两会”工作的大多是老同志，只有一位部队转业的30多岁的干部和我这个20刚出头的女同志），我说我从来不觉得与他们相处很沉闷，反而心情很舒畅。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姑娘，虽然调到了市民建、工商联工作，但说实话当时我对“两会”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还真的缺乏认识。作为时任“两会”的主要领导，严老就详细地向我介绍民建、工商联的历史和性质，从而使我较快地了解了民建、工商联的工作，并渐渐爱上这项工作，一直到现在，20多年没有离开过民建。

    1979年1月，严老就退休了，由于对丝绸生产比较熟悉，有好几家绸厂都争着聘请他去当顾问，报酬从优，但他都婉言谢绝了，却愿意为市丝绸公司出力，义务担任他们的顾问。他经常及时地向公司提供国际市场信息，并主动利用在海外的亲友关系，积极引进资金，推介产品，为湖州丝绸走向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面对当时不很景气的湖州丝绸行业，严老深入企业调研，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努力为湖州丝绸业的振兴出谋划策。作为时任市民建的主委、市工商联的副主委，严老还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思考怎样把“两会”的工作做好，尤其是怎样调动和发挥民建、工商联老同志的积极性和智力优势，把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传授给后辈，为经济建设服务。1982年7月14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严老代表市“两会”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后，严老一回到湖州就与其他“两会”领导一起研究如何贯彻好全国会议精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经济咨询服务上来。根据上级的精神，结合湖州的实际，决定成立一个由民建会员周善政、陈秉奎和工商联会员杨明轩等3人组成的丝绸服务咨询小组，直接为本地丝绸企业加强管理、提高质量服务。3位老同志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到湖州新华绸厂提供咨询服务，而严老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丝绸业的行家，也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不时地根据他们反映的情况，就如何改进工艺、提高质量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提供咨询小组参考。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新华绸厂的产品有了很大的提高，企业也摆脱了产品销售不畅的困境。之后咨询小组又接受了安吉晓墅工艺锦织厂的委托，协助企业转产并传授技术，这其中严老始终充当顾问。

    随着岁月的流逝，严老快奔古稀之年了，市丝绸公司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劝他不要再劳累地牵挂公司的业务，安心欢度晚年，并考虑到严老家属都在上海，为了方便家属照顾他的生活，提出给他安排一套住房，但严老婉言谢绝了。他说：“我的家属都在上海，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地方能住就行，住房应该分给比我更需要的同志。”在他的坚决推辞之下，市丝绸公司终于没再坚持。之后他搬进了市工商联搭建的一间堆放商品的小仓库居住。这间小仓库非常简陋，小小的窗户，黑黑的，白天如果不开灯，就没法看东西。屋顶是平顶，又没有隔热板，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小屋就像一个大蒸笼，但严老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一直就住在这间屋子，直到他病重离开湖州为止。

    严老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一年四季离不开药品，特别是到了冬天哮喘易发季节，经常犯病，有时整晚都无法入睡。看到他被病魔折磨的难受样，我们都劝他好好地住院治疗。再说丝绸公司当时也是属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也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根本不需要自己花多少钱。但严老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自己得的是老毛病，要彻底治好是不可能的，多吃药只能是浪费，所以只要能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不使其严重恶化就行，因此平时他都不上医院，而是委托别人帮助去配最便宜的药。就是到了病危住院时，他仍一再关照家人和医生，千万不要给他用贵重药品，并深情地说：目前国家还有困难，不要为我个人花费更多的医药费。

    严老就是这样一位不为自己谋利，却一心为公考虑的好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