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湖州达昌绸厂的厂长，是个资本家，想不到在1956年市二届人代会上，竟被选为湖州市的副市长。
    记得1949年春，湖州受时局影响，社会动荡不安，我所经营的达昌绸厂也不得不暂时停工，静待时局发展。由于受国民党政府长期反共宣传的影响，我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认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所有的私有财产，理所当然地会被全部没收，因而内心恐惧，思想混乱，听天由命。但是，我也清醒地想到，共产党进城后，我身为一个私营工厂的厂长，对共产党政权必须有个交代，若不如实交出企业资产，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在工厂停产期间，将工厂的全部财产，包括所有的机械设备、动力器具，以及原材料成品等物资，分别汇录成6本清册，留待解放后交出。

    4月28日，湖州解放了。解放后的第三天，市军管会派了两位干部，来找我谈话。我见到军管会同志，二话不说，就将准备好的6本账册，捧出移交，请求验收。但军管会的同志却婉言拒收。他们一面向我说明来意，一面宣传党的政策，指示我立即复工。事后没几天，上海解放了，我即与我厂设在上海的发行所联系上，工厂很快复工生产。复工后，工厂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企业生产得以健康地发展。在事实面前，我逐步消除了由于听信反动宣传所产生的对共产党那种惶惑恐惧的心理，尽心竭力地去从事企业生产。经过全厂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54年1月，工厂生产规模已具备了公私合营的条件，我就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经政府审查核实，得到批准，达昌绸厂成为湖州市第三个公私合营企业，同时宣布我为副厂长。

    政府这一宣布，我内心的喜悦，真是无法以言语来形容。我感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无限信任，一种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1955年上半年，我和市工商联常委朱希去杭州参加省工商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和贯彻全国工商联的会议精神，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和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的谈话内容。会议期间，省民建负责人汤元炳、唐巽泽委托我们在湖州筹建民建组织。会后，我们向市委书记王祥长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我们又和市工商联的陆仲言等同志作了研究，决定由朱希、严镜山、陆仲言、方玉麟、章卯青、钮宇春、周复良等7人组成市民建筹委会，朱希为主委。经过一番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份，我们借市新湖公司会议室成立了市民建组织。首批发展的民建成员，除了我们7名筹委会委员外，还有冯大恩、朱鹏、高树金等同志，共28人。我参加市民建后，增多了政治生活和学习机会，使我开拓了思想，扩展了视野，在政治上受到了良好的教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56年，湖州市私营工商业迎来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市所有符合公私合营条件的私营工商企业，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这一年的11月30日，在湖州市二届一次人代会上，我被选为湖州市的副市长。

    当时，湖州市市长是李荣九，副市长有刘魁吉、百友、我和裘启宇等4人。副市长中我和裘启宇是民主人士。裘启宇分管卫生，我分管工业。我们都在东街市政府大楼办公。当时我的工资是93.5元，比南下干部中有的领导干部的工资还要高。我受任副市长以后，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从未做过机关行政工作，怕工作上失误，无法交代。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激励我虚心学习，努力把分管的工作搞好，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当时，我除了担任副市长外，还兼任市民建组织委员、市工商联常委、达昌绸厂副厂长的职务。上午，我常和百友副市长、工业局杨有余局长、严镜山副局长等去工厂。因为我兼管达昌绸厂的生产，所以去达昌绸厂的次数较多。下午，我常去市政府、市民建、市工商联，参加学习和会议，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当时，绸的销路比布的销路好，李荣九市长要我和杨有余局长会同湖丰绸厂厂长共同研讨制订改制规划，把原有的人丰、天丰、泰丰、勤丰、信成等7个布厂合并成湖丰绸厂。湖丰绸厂共有电力机200多台，比达昌绸厂140多台电力机规模还要大。1958年，完成了改制任务，投入生产，一匹绸的价格相当于两匹布的价格。这样一来，湖丰绸厂的产值、利润、上缴税金比过去的几家布厂有了大幅度提高。

（作者： 民建湖州市委会筹委会委员、原湖州市（县级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