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党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是工商界中比较年轻的一代，思想上要求进步，积极推动企业申请公私合营，并配合党做好公私合营的筹备、清产核资工作。1956年，作为私方人员，我被嘉兴市政府任命为食品公司业务科副科长。1956年，由庞锦祥、席锦鑫等人介绍，我加入了民建。之后，在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我更加坚定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认清了自己的前途，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铁算盘的由来

    我打算盘既快又准，被单位同事和会内的同志称为“铁算盘”，也有人称我打算盘“超音速”。20世纪50年代初，在嘉兴市总工会举办的珠算比赛中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我的算盘所以打得这样好，是与从小勤学苦练分不开的。我13岁进鲜肉店当学徒，3年学徒期间，我白天干活，晚上6—9时守店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我就用来学些文化，练习打算盘。算盘打得好的人是不看算盘珠的，就好比是现在电脑的“盲打”。开始练习打算盘时，我对自己就高标准严要求，闭上眼睛练习，打到后来是既快又准，一列数字加减乘除，别人还没读完，我已用算盘算好，所以人们称我打算盘“超音速”。比如算“磅码单”上的数字时，只看“磅码单”，不看算盘，能做到比读数字还要快。我打算盘指法清晰，算盘珠不会弹来弹去，结果非常准确。厂里、省公司都服帖我的算盘功夫，我打出来上报的数字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以至后来厂财务统计部门和上级有关部门只要看到是我“老金”上报的数字，就认为肯定不会出错，戏称为“免检产品”。当时计算工具主要是算盘，我这手功夫为单位工作出了不少力，也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老先进”称号

    公私合营后，我由私方人员转入国营食品公司工作，1961年调入肉联厂。在肉联厂工作期间，我帮助厂里制订了“岗位责任制”和“生产操作规程”，健全了厂里的管理制度，为肉联厂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出了不少力，受到厂领导和工人们的一致好评。但这些工作后来在“十年动乱”期间却成了对工人“管、卡、压”的罪证，受到批判。尽管遭受委屈和打击，但我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更加积极工作，誓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当时，我工作上勤于钻研，兢兢业业，业务上是一把好手，被称为“不是厂长的厂长”、“厂长的高参”，为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辛勤工作。

    1979年4月1日，中央对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后，农民养猪积极性大大提高，生猪生产迅猛发展，一度出现“购大于销”，各地冷库都放满，胀库停产。为了打开猪肉销售，我提出冲破地区界限(当时生猪是三统一计划调拨产品)，“以销定产”。通过市场调查，及时调整产品品种，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我多次外出与省内、省外罐头厂接洽，当年就签订了“制罐肉”计划外合同2700多吨，为罐头厂生产“出口午餐肉”提供原料。既解决了我们厂猪肉滞销问题，又解决了农民卖猪难和冷库堵塞停产问题，同时还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比原来单纯生产冻猪肉多收入23万元。

    除了猪肉要及时销售调拨出去外，大量的猪副产品(头、脚、内脏、血、毛等)也要及时推销出去。我们厂的产品都是鲜活品，每天生产数量要看货源多少而定，事先很难确定，猪肉可以进冷库，而副产品必须当天推销出去。我们最多一天要屠宰生猪2000头，副产品就有2000副，而嘉兴本地最多一天只能销售300副，其余的副产品要向外地推销。20世纪80年代初，嘉兴市通讯还很落后，早上8点后往上海打电话，有时到下午才能接通。通过调查了解到上海菜场上午5时就有人值班，我就避开电话高峰，每天提前上班，上午6时左右与上海菜场通电话，落实当天的销售数量。 
 
     过去，猪副产品都是整副安排调拨销售，但各地对猪副产品的需求是有差异的，有些品种在这个地方好销但在其他地区却卖不出去，而换一个地方则可能恰恰相反。我就全国各地跑，调查各地对猪副产品的需求，变原来的整副销售为分品种销售，既把产品及时推销出去，又提高了销售价格。1981年至1985年，仅猪副产品分品种调拨销售就比原先整副销售提高经济效益110多万元。另外，每天屠宰生猪产生的大量猪血也必须当天处理掉，否则会影响车间卫生和下一天的生产。本地猪血用量很少，我了解到江苏省宜兴那边的农民习惯把猪血当肥料施田，就跑到宜兴与当地供销社签订合同，他们每天放船过来将我们厂的猪血运走，解决了猪血处理难的问题。过去我们把猪毛当作废物无偿送给农民作肥料，当我了解到猪鬃能出口，就设法在郊区农村租地雇人把湿猪毛晒干，捡出猪鬃出口，剩下的次毛再给农民作肥料，提高了经济效益。

    退休前只要不出差，每天我都提前上班，到有关部门、车间看看，了解情况，安排当天工作。为了掌握各种产品成本，每天都把各种产品的生产环节、产销情况记录下来并进行汇总，月、季、年还进行经济活动分析。

    我为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受到厂领导和工人们的好评，组织也给了我不少荣誉。从1978年至1990年退休，连续13年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1981年至1988年，连续8年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还3次被省商业厅评为商业系统先进工作者。我所以能获得这些荣誉，与党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也与民建组织对我的培养分不开。工作中，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民建成员，要为民建争光，不能让别人看不起。

    我与民建组织

    我是一名老会员，几十年来，与民建结下了不解之缘。回想加入民建后所走过的路，除上面所述本职工作外，有些与民建有关的事仍历历在目。

    1979年初，市民建恢复组织活动，开始时由金守义、凌玉书、来秀芬3位同志联络会员参加组织活动。当时，由于民建会员在过去受到冲击较大，对参加组织活动心有余悸，参与者不多。一开始只有四五个人，也没有活动地点，先是在姚教杏家里碰了几次头，后来在来秀芬处开了几次会，当年5月份，才在工商联争取到一间四面不通风的房子。

    嘉兴肉联厂在1979年至1981年3年间共盈利392万元，作为厂供销运输科负责人的我也有一份功劳。当时会里认为我为厂里做了一些事，与厂党委协商征得同意后，派我参加于1981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建、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参会人员都是各行各业在“四化”建设中成绩突出的代表。当时，国家开始逐步落实多项政策，与会者心情舒畅，小组讨论时畅所欲言，相互取经。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志在大会上号召，原工商业者要为“四化”建设做出新成绩，使我深受鼓舞。在这次会上，我提交了《对生猪生产的看法和建议》调研报告，该报告后转给农业部畜牧总局和中国食品总公司，这两个部门对我的报告很重视，认为建议很好。

    恢复组织活动后有一段时间，民建组织发展会员比较困难。当时市委会副主委姚祝萱希望我借助在肉联厂的威望多发展一些成员，条件成熟时成立支部。我积极物色对象，先后发展了邬义忠、罗中庭、陶玲华等人，为支部的创建打下了基础。我还发展了我的女婿、外孙女加入民建，使我一家三代人都有人加入民建组织。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成员的职责，在本职工作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位置上，我以一个民建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把参政议政作为本职工作的延续和提升，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1981年12月我当选为嘉兴市人大代表，1982年、1988年连续两届担任嘉兴市政协委员。1987年、1988年分别在嘉兴市政协一届五次、二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从目前生猪存栏结构不合理情况，对生猪生产的前景不能掉以轻心》、《生猪生产必须二条腿走路》的提案和大会发言稿，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1981年、1982年我分别向嘉兴市、浙江省食品公司提出《对生猪生产的发展和收购上的建议》、《公母猪生产稳定发展的建议》，同样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平时我还注意总结工作经验，整理后多次在省商业经济理论刊物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