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我原是一名在旧社会连商会大门都跨不进去的小工商业者。7岁时家庭遭受火灾，12岁丧父，15岁嘉兴沦陷，逃难途中险遭不测。8年抗战期间，大哥、姐姐等均随工作单位内迁，留下我和祖母、母亲与幼弟，艰苦度日。抗战胜利后，年仅21岁的我，在亲友的资助下，继承父业开设庞胜泰腌腊店。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7月，军管会一位女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出来为社会做点事。经过选举，我被选为中基路第二居民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市工商联成立时，我以小企业、青年代表的身份，被选进工商联执委会领导班子。当年又被推选为市各界人民代表、市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4年市工商联换届，被选为常委。

    1950年6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私营工商业应当力求改造》的社论。市工商联及时组织学习，鼓励在自愿基础上联合经营。我联合其他发起人，共同推动全市腌腊、腿蛋零售商店组建私私联营企业。1951年9月1日，私私联营腌腊水产腿蛋商店成立，我在这119人的企业中被推选为董事兼副经理。

    党的教诲 终身难忘

    1955年5月4日，浙江省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召开，我被选为省青联委员。接着任嘉兴市青联副主席，分管工商界青年工作。当时，嘉兴有工商青年300余人。我们请团市委和青联领导谈形势、作报告，宣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为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在青年积极分子中打好思想基础。1956年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1月21日嘉兴市召开全市工商业者大会，武晓山市长宣布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同时在大会上宣布任命我为市食品公司副经理。从此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由私家人变为“半公家人”，变为国家干部。

    1956年2月4日，我参加了由省民建、省工商联和团省委、省青联联合召开的全省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是嘉兴地区代表团团长。在会上，我和陆浩林同志被推选为出席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并于当月20日至29日，光荣地出席了由团中央和全国青联召开的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听取了胡耀邦、廖承志、黄炎培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参加会议的情景，虽时隔48年，仍记忆犹新。会议期间有三件事，更是至今历历在目。一是开幕当晚参加全国工商联召开的茶话会。年逾古稀的陈叔通老主委立在会议大厅门口等候代表，与大家一一握手。还记得他老人家讲，你们能参加这次会议是个人的光荣，也是工商联组织的光荣。希望你们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你们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前进，争取从一个工商界积极分子成为工商界的核心分子。二是经历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一天中午接到大会秘书处通知，当天下午党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代表。我们大家都在猜想，是哪位领导接见，心里充满期望。下午车队送我们到中南海东华门，大家走到中南海草坪上列队等候。一会儿，掌声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彭真、黄炎培、陈叔通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现在大家面前。毛主席挥着手微笑着走向代表，并和我们合影留念。三是听取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作的报告。陈毅副总理脱稿作了长达二个多小时的报告，谈论工商青年的思想了如指掌，阐述党的政策亲切动人。报告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商青年的前途问题，希望广大工商青年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在完成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中当好党和政府的助手，在实践中培养成为工商界的核心分子。会议结束前，我们浙江省代表团还向大会提出“七点”保证书。

    参加全国工商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耳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这是荣誉，也是鞭策。党的教导，语重心长，刻骨铭心，使我牢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工商业者的唯一前途；接受党中央和组织上交付的任务，发挥特殊作用，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协助党和国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会后，我用决心书表明，决不辜负党和组织上的教育培养，争取做一名工商界的骨干分子。

    1956年3月初，经姚教杏、沈公达同志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个新起点。从此在会组织的帮助、引导下，我在思想、言论、行动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在加速改造的“大跃进”中

    1958年“大跃进”期间，市民建、工商联(以下简称“两会”)贯彻全国和省“两会”联席会议精神，开展加速自我改造的“大跃进”，提出了保证三年，力争二年，把成员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大办钢铁的形势推动下，我服从组织分配，于1958年7月15日第一批被批准参加重工业劳动。第一批被批准参加劳动的工商业者共82人，其中有10位民建会员。我们经过一个晚上的旅途，到长兴的嘉兴矿厂报到。我们进行的是军事化编制，迁移粮户关系，人员统一调配。我和邵寿璇任副连长。民建会员大都任班、排长。长兴大午山工地离长兴县城约10公里，地处丘陵地带，环境艰苦。我们借宿在午山古庙和贫苦农民家中，晚上睡地铺。在这里，我们用原始生产工具挖白泥，挑担翻山越岭。同去的有些人思想不稳定，有的消极怠工，有的终日忧心忡忡，个别的甚至逃回嘉兴，受到批评后又回到工地。我作为工地负责人之一，受组织的委托和各位家属的嘱托，牢记自己的誓言，深知自己的言行会直接影响大家的情绪。我白天和同志们一起劳动，晚上身背扁担(山上蛇多)，手拿电筒，翻山越岭，到三个工地参加学习和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和邵寿璇同志一起商量怎样关心大家的生活，改善大家的伙食。在国庆假日，我们举行了一次汽灯下的舞会。我特地到长兴工商联借来留声机、唱片，大家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同时，我们还注意搞好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帮助他们治病等。

    其间，省民建领导汪祖裕同志来工地慰问，嘉兴市委统战部黎以华副部长，“两会”张振明及家属代表郭巽懿等也来看望大家，带来了组织和家乡的温暖。

    1958年11月，因工作需要，我被矿厂总部调到供应科搞采购工作。记得最艰苦最危险的是采购炸药和雷管、引线。先后到安徽郎溪县农村购买黑色炸药，到上海青浦购买黄色烈性炸药，到苏北购买雷管和引爆药线，我每次不顾个人安危，保质保量完成采购任务。

    我在嘉兴矿厂近7个月的劳动，勤勤恳恳，在厂部评比中获得“工商界加速自我改造一等积极分子”称号。有一件棉毛衫的奖品我至今还保留着。经厂部推荐，我还有幸参加了市级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

    为社会办学出力

    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工商界也要面临调整问题，对他们如何处理，政府要负责，民建、工商联也要协助政府做好工作”。民建、工商联根据周总理指示，以实际行动分挑国家困难。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出现了工商界子女求学难、就业更难的困境。嘉兴市“两会”响应党中央提出“二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市委统战部的直接领导和倡议下，得到市教育局的全力支持，发动广大工商业者捐资兴学，成立办学基金会。

    当时“两会”骨干，在竺培农同志的带领下，为办学出钱出力。不少原工商业者会员将1958年“三放”时暂不领取的定息捐出来，共筹集资金10.23万元，其中竺培农筹资6.9万元。基金专款专用。市教育局无偿拨给原少年路实验小学校址一所(包括原有设备)，同时调配校长沈汉强等骨干老师。1962年6月，“两会”创办的群力中学成立了。学校设校务管理委员会，由竺培农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当年秋季招生，招收初中4个班，高中2个班，中药、中医专业各1个班。在筹办过程中，我们还吸收部分品学兼优的工商界人士的子女担任授课老师。群力中学的创办，为缓解嘉兴青年入学难，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子女入学难问题，做了实事，办了好事。

    经过群力中学办学一年的实践，1963年市教育局与“两会”协商，我们接着创办了市建设中学。“两会”创办群力、建设二校，为嘉兴市开创了社会力量办学的成功例子，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才。尤其是中医、中药二个专业班，解决了当时中医、中药后继乏人的问题。当年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各单位的骨干、中坚力量。据1991年办理申请职称时统计，中医毕业班的41人中，医师17人，医士12人，厂医12人；中药毕业班中很多人走上了医药卫生系统的领导岗位，有的任医药公司经理、有的任医院院长等。

    1984年12月我从企业退休。1985年4月起到“两会”参与会务工作。除分管联络和工商界互助金外，还参与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工作。

    1985年秋季，在市财税局李振民局长的倡议下，市民建与市会计学会合办二年制业余财经职业中学，经市教委批准、国家承认学历。8月26日举行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贝品铭，市政协、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市财税局和教育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到会并讲话。首批学员共138人，均为在职财会人员。校长是姚教杏(历任校长均为民建市委主委)，我是常务副校长。学校遵照民建中央“扬长避短、拾遗补阙、稳步前进、讲求实效”的办学方针，注重教学质量，严格执行教育计划。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学校后来增设了三年制成人业余财会中专班。1991年、1995年，该校连续两次被嘉兴市教委评为市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我亦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2000年，我因身体原因离开了学校。在这15年中，嘉兴业余财经职业中学毕(结)业学生2459人，分布于全市的财会工作岗位。

    为工商界办实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80年初，我又被重新任命为市食品公司副经理。

    1980年12月，嘉兴市民建将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市民建第三届委员会。我是1960年4月15日，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当选主任委员的，但我考虑到姚教杏同志错划右派已改正，相比较，他资历、能力和代表性都要比我强，主委一职由姚老担任更适合。为此，我主动向市委统战部李侨部长提出，请姚教杏同志出任主委，我一定尽心尽力协助开展工作。这个决定也得到会内许多同志的认可。后经中共嘉兴市委批准，民建嘉兴市第三次会员大会选举姚教杏同志为主委。之后，在他的带领下，我市民建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

    1981年4月，市工商联第4次代表会议召开，民建、工商联“两会”参照全国和省“两会”建立联合办公室，下设5个专委会。我分工负责联络和互助金管理两个专委会。虽然在“文革”前我担任过互助金专委会的副主任，协助张纯之主任工作，有一些实践经验，但担任主要负责人还是第一次。嘉兴市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的积余款比较多，有近20万元，仅次于杭州、宁波，居全省第三位。1979年解冻后，这笔资金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我们顶住了不少单位领导和亲朋好友的借款、融资请求，依靠组织和会员的支持，对全市工商业者的生活状况建起了一份比较详实的调查册。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多年来，我们坚持对多子女、有下乡务农孩子、因病致贫等特别困难的原工商业者家庭，给予慰问、补助，解决了不少原工商业者的实际生活困难，体现了民建、工商联组织大家庭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