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培农（1912--1986），浙江奉化人。1951年在上海参加民建，1956年转入嘉兴参与民建嘉兴市委会的筹建工作，任筹委会委员，历任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嘉兴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三、四届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四、五届执行委员；嘉兴市一、二届人大代表，省政协三、四届委员，嘉兴市政协二、三、四届副主席，浙江省人大五、六届常委。

    我父亲竺培农曾任嘉兴公私合营民丰造纸厂副总经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省工商联副主任、省民建副主委及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虽然父亲离开我们18年了，但他对党、对国家、对民建和工商联“两会”的热爱之心，对我们子女的关切之情，仍在我的脑海中留有深深的印记。

    迎接解放 爱国爱厂

    父亲1912年10月8日出生于奉化。祖父竺梅先，是江浙颇有名望的爱国实业家。他创办民丰造纸厂和华丰造纸厂，并以两厂为中心，联合其他造纸厂成立纸板联营机构，打破日商对中国黄板纸市场的垄断。继又在国内首创卷烟纸，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抗战开始宁愿停产、坚壁设备，并用自己所有的积累开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所有这一切无不在父亲脑海中打下爱国的深深烙印，以至父亲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祖父办的伤病医院的救护工作。以后又听从祖父的安排，193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在民丰造纸厂种植科工作，负责种植卷烟纸主要原料---黄麻。他先在嘉兴十八里桥辟地50亩，后又在杭州笕桥购地100余亩，开辟大型种麻场，决心两代人共同经营企业，实现“实业救国”之梦。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祖父偕父亲在云南昆明附近的昆阳县筹建云丰造纸厂，父亲担负建厂的艰巨任务。为建造厂房，要自己生产砖瓦，就先办起民华砖瓦厂，父亲任副经理。找不到做砖瓦的工人，又到浙江嘉善招了一批。民华砖瓦厂生产的砖瓦，不但满足了云丰厂建厂所需，还供应昆明其他工厂。

    1940年，云丰造纸厂筹建就绪，从已停办的上海造纸厂购得设备，但由于战事，交通阻塞，父亲亲自去上海将机器由海路押运到缅甸仰光，再由陆路辗转运达。他四出采购原料，开拓销售渠道，回浙江调去一批熟练工人，并从“国际灾童教养院”招了一批年龄较大的学生去做工。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仅一年云丰厂就开工生产，为云南生产出第一批打字纸、招贴纸，有力支援了大后方建设。

    1942年，祖父逝世后，父亲子承父业，出任祖父创办的上海大来银行副经理。1945年民丰、华丰两厂恢复生产，1946年起他任上海民丰、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襄理，兼任大来银行经理。1949年任民丰造纸公司副总经理。这时，外货重新倾泻，国货呆滞难销，民丰、华丰两厂的生产又处于风雨飘摇的低谷。父亲临危受命，负起民丰厂的生产重任。解放前夕，为解决职工生活，他到处设法筹款，使民丰厂职工无断炊之虞。

    1950年4月，民丰总经理金润庠伯伯与父亲悄悄离厂去了香港。有人说他们“逃走”了。其实他们是为了解救厂的困难而奔走，在赴港前留给全厂同仁的信中，流露了一片爱国爱厂的赤诚，信上说：“我们公司经济情况已到了极度为难的时候，负债及应缴公债款在内已达300亿（旧币）左右，但因营业无法推动，现款不能周转。……这样下去，必致我全体职工之生活无法维持，我们觉得必须另筹出路。”因为公司在解放前曾向国外购得一批设备和物资，已运达香港，计有3750千瓦发电机组、12辊轧光机，还有21吨锅炉、毛毯等等。假使将这批东西卖掉，就可“回笼资金，渡过难关”。对于这件事，在此之前董事会内曾经有过议论，会上父亲反对卖掉，力主将东西运回，扩大生产，以求效益。认识一时难以统一，而困难又迫在眉睫。他们当机立断，悄悄地去了香港，在留信中恳切地说“希望诸位同仁相信我们，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事实表现给你们看的”。厂劳资协商会得知此情后，立即致电在香港的金、竺二位，表示设备无论如何不能卖，要想尽办法运回。厂内职工宁愿减薪以集资，不愿杀鸡而取蛋。厂里又派出3名职工去香港协助，终于在1950年7月4日将存港的物资运回，大大加强了两厂的生产能力。卷烟纸日产由6吨增至12吨。尤其是3750千瓦发电机组在民丰厂安装，于1952年7月1日开始发电，不仅满足民丰本厂的需要，且补充了嘉兴市的电力供应（当时嘉兴白天没有电）。

    公私合营 辛勤耕耘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早年参加革命的好友于立本的介绍中了解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又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企业产品的销路打开了，也打开了父亲的思路。他想：旧社会，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帝国主义的掠夺、外货的倾轧，民族工商业被压得透不过气，在夹缝中求生存。父辈呕心沥血，首创卷烟纸，国民党政府也只准许在东南5省及两特别市有制造及销售的专利权。建国以后，企业有困难，共产党处处伸出援助的手：缺少生产资金，国家给予贷款；为维护国家利益，政府控制洋纸进口。这鲜明的对比，使父亲感到自己逢上盛世，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救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祖父和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实业救国”的愿望。他和金润庠伯伯提请民丰、华丰造纸公司董事会同意，于1953年10月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很快得到政府的批准，并成为浙江省首批公私合营企业。从此民丰、华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1955年3月，父亲在省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发言，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述说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他说：合营前，管理不善，组织庞大，人事臃肿，浪费严重，企业亏本，股息难发；合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工人积极性、创造性都大大提高，一年多来，卷烟纸产量提高38%，而成本降低42%，还增加了新品种，节约了不合理开支，由亏转盈，增添了设备，改善了工人待遇，股东有利可得。

    从此，父亲的积极性更高了，经常亲自下乡组织稻草的收购和调运，下车间了解生产情况，收集原料样品并研制成功以芦苇浆代替木浆，降低了成本。父亲业务熟、信息灵、反馈快，根据市场需要，他还带领职工研究生产半透明奶白纸，赶超德国的全透明纸，试制成功仿羊皮纸，增产钞票纸、文化用品纸等等。母亲当时在厂化验室工作，经常翻译国外的科技资料，协助新产品的开发。民丰厂的品种从原有的74种增加到100余种。1960年，该厂纸及纸板产量达到3.1万吨，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为促进新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在，民丰已经是上市公司，其中饱含着父亲多年耕耘的汗水。

    “两会”工作 尽职尽心

    建国后，父亲经好友孙跃华（武汉市副市长）、盛丕华（上海市副市长）介绍参加民建的外围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经常参加协进会举办的各项报告会，接受了进步思想。1951年，父亲在上海参加民主建国会，1953年任上海市工商联执委、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副主委，1956年转入浙江嘉兴，参与民建嘉兴市委会的筹建工作。1956年3月，民建嘉兴市筹备委员会成立，父亲任筹委会委员。1962年6月，担任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7月，担任民建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父亲还是嘉兴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三、四届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四、五届执行委员。他虽然是不脱产的主委，但非常关心会务活动，一有空就骑自行车到“两会”去。他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经常利用会议、学习活动，向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父亲为统一祖国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曾多次发表对台广播，争取在台的亲友归宗认祖。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加上遭受自然灾害，使粮食歉收，牲畜难饲。不少人因营养不良患浮肿病、肝炎等等。党和政府号召大办畜牧，改善副食品供应。父亲即联合金守义等同志集资办了工商界畜牧场。粮食歉收，急需化肥。省工商联根据省委的部署，动员工商界通过港澳同胞的关系，争取进口化肥。父亲即在嘉兴召开座谈会，寻找联络渠道。他又随同省工商联组织的代表团一起去广州，与参加广交会的香港浙籍工商界人士，如王宽诚、王兆丰、方善桂等联系，并约请有关侨胞及港澳同胞到深圳晤谈，为我省争取到一批化肥，支援了农业生产。

    父亲很重视地方工业。在他担任嘉兴市工商联领导期间，嘉兴市工商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嘉兴毛纺厂那时还是家不起眼的小厂，急待扩建，需资金50万元。父亲得知后，积极带头并动员嘉兴的工商业者进行投资，为“嘉毛”集得20余万元资金。

    1962年，党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国家和民间一起办学的方针，父亲不遗余力地投入。1962年秋季，嘉兴“两会”成立了工商界集资办学基金委员会，由父亲任主委。在父亲等的带头推动下，创办群力中学，并接办建设中学。两校均为完全中学，群力中学还设中医、中药两个职业班，共13个班级，726名学生。教师部分由国家调派，部分由工商界高中毕业、品学兼优的子女担任。中医、中药班还请医药界名人如朱春庐老中医等来讲课。两校共集资10万余元，父亲将他和母亲名下数年积存的定息，扣除互助金外，全部投入办学之用，共集资计6.9万元，占总数的68%。在他的带动下，嘉兴及沪、杭民丰、华丰在岸股东也纷纷支援办学。并由此引发起嘉兴附近地区民间办学热潮。父亲不但亲自过问教学质量，提倡勤俭办学，遇到问题还常常亲自跑嘉兴市教育局联系解决。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可用之才，当年的许多学生现在已是单位中的骨干。尤其是两个职业班，都达到中专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嘉兴市民建、工商联向政府申请，为这两班毕业生评定了职称，承认了学历，计有医师17人，医士12人，厂医12人，充实了当地的医药力量。

    引进资金 服务经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当66岁的父亲从民丰厂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准备安度晚年时，1980年因改革开放的需要，他毅然同意浙江省政府的安排，抱着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身躯重新复出，挑起了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的前身---浙江省华侨投资公司副经理的重任，直到他去世。

    经过严冬的人，倍感春天的温暖，父亲此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国效力。他利用自己的条件，积极联系各方，在工作中作出出色的成绩。如当时省华侨投资公司承办工商界爱国建设投资业务，他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国家的大好形势，提高各方的投资信心。到1980年6月底，省华侨投资公司共筹集到资金600多万元，其中父亲经手集得的几近半数。当时父亲虽已是古稀之年，但为了做好集资工作，他只要得到一点信息，就锲而不舍，努力争取。如他偶尔从一位老同志处得知，一位侨居海外的嘉兴新塍人在上海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就亲赴上海，经人介绍一次次与她畅谈国内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并帮助她解决家庭纠纷，又通过统战部，帮助她落实政策，使她非常感激，也激发了她爱国爱乡的感情，向浙江投资88万元。

    另外，他还曾介绍美籍华人、美牛津研究所董事长陈敏锐先生来杭洽谈技术和资金引进问题，与美籍华裔、美八大财团之一---杜邦财团高级技术人员侯景鎏夫妇，与香港申新针织厂有限公司陆达权先生，香港爱迪生电子工厂有限公司李树国先生及包玉刚先生等建立了联系，动员他们为浙江的“四化”出力，以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办厂等形式参加投资。产品涉及电子、造纸、食品加工、一次成像照相、针织、橡胶等各个领域。

    高尚品德 谆谆教诲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人，他关心别人，甚于关心自己。1966年，开始了“十年动乱”，在嘉兴，民丰是受害最重的单位，父亲被关进了“牛棚”。当时父亲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生活很艰苦，但当他听说民丰有位工人的妻子患了肝病无钱医治时，还是设法凑了一点钱要病者去沪就医。那工人非常感动，求他留下自用，父亲却说：“我的困难是暂时的，你家属不治好病会终身受害。”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场浩劫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他坚信总有一天乌云会散去。1985年，父亲病重住院，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关心会员。嘉兴市民建、工商联80多岁的凌玉书老先生曾对人说：“我和统战部长到医院去探望他，他已经骨瘦如柴，却不说自己的病情，反先问我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

    父亲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在任省信托投资公司副经理期间，为了集资工作，他经常去上海，但在上海住旅馆、接待应酬的费用，他有时自己支付，或由母亲煮好菜饭送去，以节约支出。朋友们都说“培农是自己出钱办公家的事”。在父亲去世后，我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有一大叠因工作支出的旅差费、住宿费、应酬费的发票。

    父亲对我们慈祥而又严格。像世上大多数父亲一样，他非常疼爱我们，但又秉承了祖父用先进科学技术、用实业救国的思想，十分注重对子女甚至第三代的文化素质的培养。我们5个子女，除我这个小女儿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外，其余4个都通过刻苦努力，独立自强从高等学府本科毕业，所从事的都是工科专业。大姐继承竺氏传统，学的是造纸；二姐学建筑；三姐考大学时正赶上祖国需要石油技术人才，就学了化工炼油；老四——哥哥，当时国家需要发展先进工业，就学了电器自动化专业。父亲不但根据祖国不同时期的需要为子女选择了各类工科专业，而且又谆谆教导我们毕业后“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而大姐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分配到当时经济相当落后的青海边远地区，而且一干就是18年，直至改革开放后，浙江省筹建造纸研究所时才调回任所长。此时她已是一位共产党员。二姐分配到沈阳，“文化大革命”期间进五七干校，去铁岭农村蹲点，也在“文化大革命”后参了军入了党。三姐和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别分配到辽宁抚顺和新疆石河子煤矿干活，成了“臭老九”，“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在自己从事的专业领域工作突出，分别被评为中国石油先进工作者和中国电网十佳先进工作者。我最小，“文化大革命”中下了乡，父亲虽然自己在接受批斗，但还是不断教导我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祖国有用之人。父亲曾为我请过师傅学习缝纫，曾为我买过中医书籍，让我自学中医。粉碎“四人帮”后，父亲退休，我顶替进民丰厂时已经29岁，父亲还是在信中鼓励我说，要利用你年龄轻这个优势，来弥补在“文革”中的损失，要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当父亲病重需要我们子女照顾时，他首先想到的还是我的学习不能耽误（当时我是首届高等自学统计专业在读生），他叮嘱我大姐尽量先安排其他子女来照料，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来叫我，让我安心学习。以至1986年4月27日晚，当我考试完回家，爱人才告诉我父亲已在凌晨离开人世，并讲这是我姐姐根据父亲意思特意这样安排的。我当时心一酸，热泪夺眶而出，父亲在生命垂危之时想到的是我们能多学些知识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