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待人和气、态度谦虚、工作踏实、性格开朗、乐观向上的长者。13岁失去双亲的父亲只身来到上海投师学艺，凭借执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很快在业务上成长起来，后即受上海方委派来嘉兴发展。因为新药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比较独特，为此年轻的父亲在经营自己药店的同时担任了旧县商会中的一些职务，社会活动比较频繁。也因此比较早地接触到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在他们的熏陶下，父亲积极地投身到政治及社会的公益活动中，在社会上也是一位开明人士。

    早在1948年，父亲在商会中就主张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认为只有在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商会才有前途，相信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为稳定当时部分工商人员的情绪起到了作用。时隔数十年后，父亲在提起响应“五一”号召这段经历时，神情依然十分激动。1949年，父亲在原商会的基础上和同仁们筹建成立了嘉兴市工商业联合会，同时被推任为筹委会副主任。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民建总会向全国工商界发出号召：团结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1951年6月，民建总会又发出通知：“为切实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属、军属做出贡献。”消息传来，父亲情绪激昂。当时尚不是民建成员的父亲，深知一名工商联负责人在国家需要时该怎么做，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将家中的铜制家什包括母亲的嫁妆一股脑儿捐给了政府。他的这一举措在当时曾被戏称为国家捐了半架飞机。从此，我家“穷则穷还有三担铜”这一家境不复存在，但父亲却像亲临战场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当有志愿军战士出征或在战场上受伤回国途经嘉兴时，父亲会义不容辞地去火车站代表工商界送上慰问品以示敬意。碰上有留在嘉兴疗养的伤员，他会一直等到安排就绪才回家。为了等火车误了吃饭是常有的事。他推动工商联会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为政府克服临时的财政经济困难和稳定市场物价作出了一个工商业者应有的贡献。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工商业者的一次全面考验，时任省工商联筹委会委员、市工商联副主任的父亲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通过开会学习来提高自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一方面积极向工商业者宣传中共的有关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积极经营、努力完成各项税收任务，争做一名爱国守法的经营者。他在运动后期还经常教育会员要接受中共的领导与工人群众的监督和帮助，这也为后来的全面实行公私合营打下了思想基础。1953年10月，父亲以工商联副主任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明确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学习贯彻，他积极推动和鼓励私营工商业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当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时，他又带领全市工商界人士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深刻领会中共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父亲白天开会学习，晚上走街串户传达，帮助工商界成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力争使中央的精神家喻户晓。在这期间，为了推进嘉兴公私合营的全面开展，父亲服从市政府的安排，放弃了上海优厚的工作待遇及舒适的生活，无怨无悔地留在嘉兴并带头申请公私合营，以实际行动打开了嘉兴全面公私合营的局面，受到市政府领导的肯定。父亲也由此在1955年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荣誉和责任激励着他不断进取。

    1956年2月，父亲经人介绍在杭州加入了他早已熟悉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3月，他受民建省委会指派回嘉兴发展会员，组建民建嘉兴筹委会，参加筹建的还有沈公达、竺培农两位前辈。父亲根据当时民建章程，把发展对象锁定在工商联内的优秀爱国工商业者，经多方联络加上自身的影响力，最终推举12名工商联骨干成为民建嘉兴筹委会的第一批会员，父亲任筹委会主任。同年父亲被推选为嘉兴市副市长。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党派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父亲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的住房腾出一部分供工商联和民建办公用。父亲与市总工会一起联合开办了一家手工作坊的“胶丸厂”(现在制药厂的雏形)，厂址在总工会内，解决了职工家属的工作问题。期间父亲还专程赶到上海请来了制模的师傅并将其安置在自己家中居住，一直到1997年拆迁。再就是集资创办了一所“群力中学”和一家土纱厂(原棉纺织厂的前身)。在父亲任副市长时，家中还发生了一场风波。起因是正值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百姓购粮从翌日起开始要凭票，碰巧我家断粮要买米。这事被父亲知道了，一定不让母亲去买。为此性格温和的父亲第一次与母亲吵了嘴，直到母亲向邻居借来了米才完事。由于父亲对会的执著与偏爱，使得民建嘉兴市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为今后的生存、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尽管如此，他始终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社会主义的事，更不会反党。果然，时隔几年，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天，《浙江日报》刊登了一批因被错划而摘帽的人员名单，父亲的名字被我舅舅发现在报纸上。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里，舅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大家为父亲的解放而高兴、激动。当年除夕，母亲还特意操持了一顿全家已久违了的年夜饭以示庆贺。由于当时在宁“左”勿右思想的影响下，这高兴和激动成了昙花一现，新的“摘帽右派”的帽子仍套在父亲头上竟长达整整20年之久。当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的父亲，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离开了民建会和工商联去农场参加劳动。后被安排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又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是坚强的父亲没有倒下，特别是在恢复担任县政协委员之后，更加坚定了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脚踏实地进行自我改造，积极响应号召，身体力行地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中；还专门为子女订阅了报刊，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我们7姐妹中有5人加入到支援内地建设和上山下乡的队伍中，其中2人因身体原因留城待分配。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父亲患上了绝症，但他在沉默中透露着坚强，用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与病魔抗争。当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春风再一次吹进父亲的胸怀，他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为恢复民建的组织活动而四处奔波。

    1979年5月，父亲政治上的第二次生命降临，市委统战部落实政策，宣布对包括父亲在内的“错划右派”给予改正。虽然经济上没有任何补偿，但父亲在病床上仍动情地说：“我相信共产党会还我一个清白，同时也很庆幸自己看到了这一天。我虽然没有给你们子女留下什么财富，但也没有留下污点，历史证明我是清白的。”他老人家也由此完成了从不加说明的离职到手持《退休职工证》，最后换成《退休干部证》的三级跳。政治生命的再生唤起了父亲的工作热情。“两会”恢复工作后，父亲复出担任了民建浙江省委委员、民建嘉兴市委主委。这段时间里父亲因病经常住院，但还是不忘带领会员围绕国家工作重点，依据“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为加强对海外的联系，亲自往返上海、杭州，向海外朋友及亲属宣传党的政策，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响应民建中央和民建省委会的号召，积极组织人员开展办学培训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针对非公经济在企业发展中缺少财务人员的情况，父亲联络市会计学会联合创办了二年制的国家承认学历的“业余财经职业中学”，并兼任校长，这种形式开了嘉兴社会办学的先河。1985年6月，父亲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还是坚持参加统战部牵头邀请的由上海市民主党派成员组成的上海外贸宣讲团的接待工作，为嘉兴的涉外贸易人员进行知识培训，使一些刚起步的涉外企业通过培训掌握了不少外贸知识和注意事项，避免走弯路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还经常不顾家人的劝阻，在晚上拖着化疗后极其虚弱的身子到办学点视察工作，看望学员，了解情况。

    父亲累了，他真的累得走不动了，在经历20年坎坷路以及与病魔抗争了整整15年之后，父亲的脚步停在了1987年的12月12日，他走得很光彩也很坦然。父亲的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为政府、为民建、为工商联、为企业而鞠躬尽瘁。借用追悼会上父亲生前好友孙亮侪前辈的一首《西江月》词，再一次缅怀我的父亲，同时也作为我这篇纪念文章的结束语：“从来一身正气，归去两袖清风。创组建联著丰功，留得后辈敬重。跟党步伐坚定，爱国遇飓从容。眼看膝下尽葱茏，无愧人生非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