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佐宸（1892--1985），浙江镇海人。1952年9月参加民建，历任民建宁波市支会筹委会主任委员、民建宁波市委会主任委员、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浙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波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浙江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顾问；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市副市长、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浙江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协商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一、二届常委，一、二、三、五届浙江省人大代表，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俞佐宸先生是宁波工商界的巨子，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他是镇海俞范村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卒于1985年，享年94岁。

   俞佐宸15岁来到宁波咸恒钱庄当学徒。满师以后，当上钱庄账房先生。25岁那年，担任元德钱庄经理，30岁任元益钱庄经理。40岁以后，兼任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经理、和丰纱厂常务董事、天益钱庄总经理。54岁后，兼任和丰纱厂总经理。他先后投资的范围，除金融业和棉纱业外，尚有太丰面粉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宁波冷藏公司；慎生、东升、万成、正大四家渔行，董生阳南北货店以及余姚的元泰当、宁海的聚成当等。并兼任天一、国际、四明三家保险公司经理，四明银行经理，浙东银行与两浙银行常务董事。他还担任过宁波的银行、钱庄、棉纱业三个同业公会理事长，宁波商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俞佐宸历任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民建浙江省委会和民建宁波市委会主任委员；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市副市长，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顾问，浙江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宁波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宁波市侨联名誉主席等职。

    俞佐宸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实业救国思想。他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参与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在宁波沦陷期间，他不肯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毅然弃家出走大后方，表现了忠于国家民族的气节。但国民党政府日益黑暗腐败，兵匪横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所经营的一些企业困难重重，朝不保夕。1949年宁波解放前夕，尽管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存在疑虑，在“去”与“留”的问题上有过犹豫，但终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留居上海。上海解放时，俞佐宸亲眼目睹解放军露宿街头，不进民宅的严明纪律，深受感动，他对家人说：“共产党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钱，一定能管好国家。”当年6月，他从上海回到家乡宁波。从此，开始了他新的历程。

    与共产党合作

    1949年6月间，宁波军管会邀集宁波各大厂、大店负责人在钱业会馆举行座谈会，庆祝宁波解放，宣布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军管会主任丁秋生等同志的艰苦朴素的形象，循循善诱的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亲自约会俞佐宸，并作了一次恳切的长谈，向他详细介绍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希望他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国家而奋斗。从此，俞佐宸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

    1949年6月至11月间，盘踞在舟山群岛的美蒋飞机，对宁波滥施轰炸，繁华的江厦街地区变成一片废墟。其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1950年1月，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俞佐宸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一面协助政府做好思想工作，稳定工商界人士的情绪；一面积极参与善后救济工作，支持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金臻庠去上海募集救济款，共募得救济款21亿元（旧人民币，折合当时市价可购食米1万石左右），用此棺殓死难者，抚恤其家属，并对受灾群众施行小本经营无息贷款，帮助其生产自救。

    人民解放军进驻宁波之初，由于部队进展迅速，加上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极差，军粮一时接济不上，情况紧急，军管会邀集商会理事及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要求暂借大米2700石，但宁波在上一年曾有过粮荒，粮商存米不多，加之人民解放军初来乍到，粮商对部队的信用尚抱怀疑态度，有的粮商甚至关店关行。因此，虽经商会努力，只筹得大米900石，与军管会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俞佐宸与商会其他领导人深感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性，又考虑到当时全市的存粮确很单薄，征集过多，势必影响民食，造成恐慌。因此，他一方面竭力做好粮商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又发动大家想办法。这时，太丰面粉厂经理洪宸笙提出建议，解放军指战员大都来自北方，喜面食，可否以面粉代替大米？且太丰面粉厂库存甚厚，尽可满足军需。俞佐宸与金臻庠等立即将这一建议转告军管会，从而解决了紧迫的军粮，部队也十分满意。

    为恢复和发展经济而奋斗

    1952年，俞佐宸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宁波的第一名会员。翌年5月，民建浙江省宁波市支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俞佐宸当选为筹委会主任。1953年1月，宁波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俞佐宸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全面负责工商联工作。

    由于旧的经济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经济秩序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宁波的经济生活出现短时间的困难，如失业增多，商品滞销，企业大量亏损。当时，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私营经济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党和政府依靠工商联组织和工商界知名人士的积极配合，在党的“统筹兼顾”方针指引下，进行了工商业的调整工作。俞佐宸坚决拥护调整公私关系政策。首先，他让自己经营的和丰纱厂纳入加工订货的渠道。同时，他与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的工厂企业，共同研究确定哪些工厂可以扩大加工订货，哪些工厂的产品实行收购和计划定产，哪些工厂采用包销办法，哪些工厂采取临时性的或一次性的委托加工等等。此外，对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商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以及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等方面的问题，俞佐宸都主动、积极地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

    调整税负是调整工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俞佐宸既考虑国家的利益，也考虑工商业者的合理要求，态度严肃认真。当时，私营工商业因袭旧社会的一套经营方式，账目不全，有的根本没有账册，普遍存在着偷漏税收的违法现象。最普遍的是设立暗账，伪造单据，少报营业额，多记开支，隐瞒真实情况。因此，国家税务部门只能采用协商评议的办法，即由税务部门提出总的税收任务数，由各行各业自上而下地进行评定，分摊税额。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税收负担上的畸轻畸重现象。俞佐宸以工商联负责人的身份，一方面配合政府，宣传税收政策，阐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教育工商联会员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对那些确实负担过重的工商业户，据实向税务部门反映，争取减轻其税负。经过调查，宁波市各企业普遍健全了账册，杜绝了偷漏税现象，从而为以后的依率计征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在改善劳资关系，协助政府重估私资和组织安排工商企业重新登记，以及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活动等方面，俞佐宸都作出了很多贡献。尤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常有一些工商业主找上门，要求他帮助解决企业的劳资纠纷。而另一方面，有些工商业者在口头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思想上不承认工人的民主权利。俞佐宸在协助调整劳资关系中掌握三条原则，这就是：必须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必须有利于发展生产；劳资之间的问题，用协商方法解决，协调不成，由政府仲裁。经过劳资关系的调整，加之劳资双方的觉悟逐步提高，以及劳保条例的推行，劳资关系也趋向正常。

    尽管在当时，俞佐宸已年逾六旬，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在民建和工商联上班。在遇有重大问题需要研究时，他都认真负责，亲自参加。尤其在“五反”运动中，他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又对工商界同行提出严格要求，希望他们坦白交代不法行为。他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谆谆劝导同行们，“五反”运动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并阐述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同时，他指示有关人员注意做好那些思想比较固执的工商业者的工作，防止他们因一时思想不通而做出种种过火行为。他对工作的负责精神，得到各方面的赞扬。

    引导工商界实现双重改造

    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俞佐宸根据中共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在工商界组织大规模的总路线宣传教育，先后进行了25场次的有关总路线精神的传达报告，听取报告的达到8800余人次。同时，组织6场综合性的大会发言，组织500人参加每周二、五的学习，从而使大家明确认识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俞佐宸本身也作出表率，1953年10月到11月，他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之后，即回上海邀请由他自己任董事长或董事的5家主要企业的全体董事开会，商议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和丰纱厂最先送出申请报告，1953年底即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公私合营；太丰面粉厂、冷藏公司、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相继申请公私合营，也很快得到批准。俞佐宸率先申请公私合营的行动，在宁波工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掀起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1月18日，俞佐宸与宁波市工商联其他负责人，率领全市工商界代表2000人，到市人民政府送上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第二天上午，市人民政府召开了“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大会”，宁波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俞佐宸在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中所作的贡献及其所起的带头、模范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企业改造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个方面，更为繁重的是对资产阶级的“人”的改造。作为宁波市民建和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的俞佐宸，对此十分重视。根据中共宁波市委的指示，市工商联于1956年3月起，举办5期工商界政治讲习班，组织1400余人脱产参加学习。这些学习班办得很有成效，通过学习，使工商界人士初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本质，初步树立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观念；认识到党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确性，提高了接受改造的自觉性。

    经受考验 走向金光大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俞佐宸的家首当其冲，所谓“四旧”物品以及金银首饰、存款、书画、衣物、古玩等等，被掳劫一空。1966年8月下旬，第一张大字报贴到宁波工商联的大门前，标题是“工商联是牛鬼蛇神的大黑窝”。接着，北京6高校组织的“点火”队进驻工商联，勒令民建和工商联“停止办公”，宣布民建、工商联成员是“敌我矛盾”，每天要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接着对以俞佐宸为首的“两会”代表人物在机关内部进行批斗，勒令他们集中学习、集中挨批、集中游斗和集中上街扫地。9月20日，民建和工商联被勒令“封门”，俞佐宸等人被押回原单位劳动。其时，俞佐宸已年届75岁。

    俞佐宸在这场运动中是直接受害者。他对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十分反感。但他对家属和一些知交说：“要相信中国共产党，要相信人民。我们能活着，就是胜利。”当时他的处境极其困难，他还是想尽办法，带信给一些工商界朋友，鼓励他们不要悲观，要坚强地活下去。在长达10年之久的岁月里，他始终怀着一颗期待的心，丝毫没有动摇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他除了“接待”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外，就是反复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吸取精神力量。事后，俞佐宸回忆说，如果我没有对党的这种坚强信念，就不可能活到今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俞佐宸重新焕发了精神。尽管此时他已年近九十，行动不便，但仍然关心着国家与地方大事，在家中每天读报、阅文件，每周听取民建、工商联“两会”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他告诉同志们，要教育民建、工商联成员，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积极开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各项活动。1980年他与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先生共同发起成立“甬港联谊会”。这个联谊会，对于密切宁波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增进乡情乡谊，促进宁波的对外开放，为两地亲友之间开展各项服务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俞佐宸还担任了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宁波分公司经理。年逾九旬的俞佐宸，在促进宁波的对外开放以及发挥民建和工商联的作用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俞佐宸92岁高龄时，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与我同时代出生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人世，而我仍健在，并能亲眼看到四化建设的宏图大业，看到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为振兴中华所作的巨大努力，实在感到庆幸。”他不愧为一位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